现代公共卫生护理源于19世纪中叶的西方，随着西学东渐进入中国。清末民初，中国的官方和民间开展了有限的公共卫生建设，护士群体在公共卫生建设中发挥了一定作用，但此时并没有专门的公共卫生护士。1925年北京京师警察厅与协和医学院合作试办卫生区事务所，并训练公共卫生护士^[1]，成为中国培养公共卫生专门护理人才之嚆矢。南京国民政府建立以后，公共卫生护士培养得到进一步发展。目前史学界、卫生界关于近代中国公共卫生护士已有一定研究，研究成果涉及公共卫生护士制度与实践、公共卫生护士群体、公共卫生护士培养等多方面^[2-7]。人才培养是公共卫生事业发展的基石，学者对近代公共卫生护士培养的研究聚焦于对公共卫生护士培养历程、培训课程的梳理^[4-5]，以及北京协和护校、北平市第一卫生区事务所在公共卫生护士培养中的贡献探讨^[6-7]。早在民国时期，一批有识之士已关注公共卫生护士培养，对培养重要性、招生、训练方针等方面展开讨论^[8-10]。胡勇^[2] 注意到民国时期的论述，探讨当时知识界、卫生界对公共卫生护士的认识，阐述时人对公共卫生护士重要性、具体工作性质和类型的看法，但未挖掘时人对公共卫生护士培养的认识。对这些认识的梳理与剖析不仅具有学术意义，而且可为当前重启我国公共卫生护理人才培养提供启发。本文通过对民国时期报纸、期刊、书籍等资料的整理分析，主要论述民国时期卫生界以及关注公共卫生事业的有识之士对公共卫生护士培养的认识，亦涉及公共卫生护士及民众的体验和反应，以期获得对民国时期公共卫生护士培养较全面的认识。

一、 公共卫生护士培养的重要性与迫切性

20世纪二三十年代，以卫生界为代表的一部分知识分子研究欧美发达国家公共卫生事业发展状况之后，认识到公共卫生护士的重要性，指出公共卫生护士“实为卫生事务所与家庭中之连环”^[11]， “公共卫生护士工作与卫生事业的发达，民众之健康，国家之强盛，民族之兴衰，都有极大之关系”^[12]，呼吁公共卫生护士这一专门人才的培养。北平市第一卫生区事务所率先开展公共卫生护士培训的实践并取得一定成效，公共卫生护士培养引起更多关注。1928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基本结束了北洋政府时期军阀割据的混乱局面，国民政府对公共卫生事业的推进促进了各地卫生建设的发展，社会对公共卫生护士的需求迅速增加。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初期，金宝善^①制定了一份关于发展公共卫生护士的计划书，他认为“公共卫生看护之亟应举办也，不待言矣”，从当时经济状况推测施行困难，提出 “不妨择定区域，先行试办，一面养成看护人才，一面使人民习于新政。然后添筹款项，逐渐推广”^[8]。金宝善的留学经历以及卫生行政管理者的广阔视野，让他不仅认识到培养公共卫生护士的重要性，而且考虑国家经济状况，对培养公共卫生护士所面临的困难有着较清晰的认识，提出“先行试办” “逐渐推广”。1929年，北平市第一卫生区事务所被国民政府指定为唯一正式的公共卫生护士训练学校和全国公共卫生工作示范中心^[4]。1932年开始，卫生署与中央卫生实验处合作，相继开设了多个卫生人才训练班，其中公共卫生护士训练班开办于1934年^[13]。卫生署逐渐成为公共卫生护士培养的重要机构。与此同时，中国各地一些官办机构陆续培养出一批公共卫生护士人才。1935年，金宝善在《公共卫生月刊》发文指出，“顾欲言建设，首需人才，目前之急务，莫若加紧训练医务人员，而医务人员之能深入民间，作最下层工作者，则为公共卫生护士”^[14]，再次强调公共卫生护士培养的重要与急迫。

姜文熙^②在《提倡公共卫生护士教育案》中指出，“公共卫生护士于护产保婴学校卫生工厂卫生三要政有密切之关系”，以护产保婴为例阐述公共卫生护士工作的重要：中国“每年婴儿死亡数为二百四十万；产母死者千分之十五，盖有十八万人 ······如果保护得当，上列死亡数中最少三分之二皆属可免”。进而从公共卫生护士数量与社会需求差距悬殊的角度，指出“提倡卫生护士之教育何可视为缓图”^[15]。解吉星^③将公共卫生护士教育与中国护士事业振兴联系起来，认为公共卫生事业发展中 “人才缺乏而大量仰求护士补充，这是在中国护士事业衰落中而为护士振作的一个途径”^[16]。他还从国情出发，论及培养农村公共卫生护士的重要性，指出农村卫生进展迅速，“中国农村土地占百分之八十五以上，如此迅速之添设，则需要大量的农村公共卫生护士人才供给”^[16]。

总之，民国时期一批有识之士对公共卫生护士培养重要性与迫切性进行梳理，这些基于普通民众对公共卫生护理的认识，既是对公共卫生护士教育需求与价值的高度凝练，也表明公共卫生护士重要性认识的理念在更广阔的空间范围内传播。

二、 公共卫生护士应具备的核心能力

（一） 充分的知识与精熟的技术

邓宗禹^④认为公共卫生护士必须有“专门的卫生知识”“卫生教育为护士最重要的一种工作，假使自己没有充分的知识，又怎能去教育他人”^[17]。他还指出，“在不良的家庭环境之中······这种表演式的教导方法，使人容易明了，易于学习。卫生护士大部分的工作是做、是行；而不仅是口讲指授。技术不精，断不能做得恰到好处”^[17]。邓宗禹在对公共卫生护士工作内容和方法有较全面了解的基础上，提出了公共卫生护士知识和技能的要求。熊厚坤1926年被保送到北平市第一卫生区事务所“学习专门公共卫生护士”，其《公共卫生护士之二年经验谈》一文的描述反映出民国时期民众对公共卫生护士知识和技能的需求^[18]。在对天花患儿家庭访问时，熊厚坤与家长“谈数小时之久，告以天花之理，并详述其危险，伊等大为感动”，之后的家庭访问中，“遍历厨房等处，劝其清洁，并令其子女入学。每人身上若有卫生不合之缺点，令其改正。未及二月，所言均已照办”。可见公共卫生护士凭借其知识与技能，取得民众信任，“其家人深知护士之来，甚为有益。每遇途中，必央余前往指导”，这份信任来源于对公共卫生护士素质及工作成效的认可。

（二） 健全的身体与坚忍的精神

与医院护士相比，公共卫生护士的工作范围从医院扩展到社会。纪景寿指出，“无论繁华的都市，偏僻的穷乡，学校，家庭，机关，以及工厂等地，均有公共卫生护士之足迹。”^[11] 工作空间的拓展，接触人群的复杂多样，更需要公共卫生护士拥有健全的身体、坚忍的精神、清晰的头脑以及适应各种艰苦环境的能力^[17]。尤其是民众普遍缺乏卫生保健意识，大部分地区落后愚昧的风俗习惯以及对公共卫生护士工作的不接纳，需要更大的努力去攻克。熊厚坤对公共卫生护理“初习一二月内，毫无兴趣，以为一切事业之苦，未有胜于此者。时值天气严寒，风雪甚厉，履行家庭访问，多数不表欢迎，甚至以恶言相向”^[18]。这种情况在乡村卫生建设工作过程中表现更为明显。广东家庭卫生促进会在推行家庭访视的过程中，“实施于乡村颇感困难，盖风俗未开，每不为此所喜，或对于公共卫生护士访视之意，不多理会”^[19]。熊厚坤对家庭访视时民众不欢迎“心灰已极”，但认识到不接纳是由于民众不明卫生的意义与重要性，“余当努力以为之，诚恳以导之，坚忍耐劳，以尽余之职务”，工作数月后，“昔之恶语相向者，开门欵纳，笑言而欢迎矣，余之精神，乃为之一振”^[18]。

时人强调公共卫生护士应具备坚韧的精神，而从熊厚坤等公共卫生护士心路历程的表述中不难发现，仅精神层面是不够的，公共卫生护士对职业的态度、信念，在卫生实践中运用的情感能力，如共情能力、情感调节能力等尤为重要。虽然时人对公共卫生护士应具备的情感能力认识还不够充分，但是民国时期一些优秀的公共卫生护士在实践中逐步塑造了这种能力。

（三） 研究与合作等综合能力

民国时期，时人已经关注到公共卫生护士的组织能力、合作精神和研究能力。如花新人指出，公共卫生护士“除了专业知识，具有教导和组织民众的才能，有合作互助的精神，有研究及学习的兴趣”^[20]。卫生署公共卫生护士训练班对学员的实习评价中，就有学员合作程度的评价。公共卫生护士实习除普通实习外，还有特别实习，“系令学生按自己之兴趣或将来之需要，由上列工作中，挑选一二项，特别研究之，以作将来工作之基础”^[13]。然而民国时期，公共卫生护理研究开展困难，“特别实习时不能充分应付”^[13]。解吉星提出希望，“公共卫生护士须要研究之问题繁多，若能普及研究之工作，则中国公共卫生之进展，定能获得特殊之辅助”^[16]。

三、 公共卫生护士培养方式

关于公共卫生护士培养方式，卫生署公共卫生护士训练班教务主任胡惇五指出，“一种是在普通护士学校，给没有毕业的护士授以三个月至六个月的公共卫生课程······还有一种就是正式的公共卫生护士训练班，招收已经毕业的护士，给以六个月到一年的训练”^[10]。学者们对公共卫生护士招生、训练内容等方面提出不同看法。

（一） 对公共卫生护士招生的商榷

公共卫生护士训练班是培养专门公共卫生护士的主要方式，然而社会对公共卫生护士需求量大与公共卫生护士招生数量少的矛盾明显。以规模稍大的卫生署公共卫生护士训练班为例，1934年2月首次招生，一年招生两届，培训周期六个月，第二届招考通知规定^[21]，“名额：本班学员以三十名为限 （男生六名女生二十四名），入学资格：招收正式护士学校毕业生不分性别。”从1934年到1937年，训练班开办六期，共培养公共卫生护士222人^[4]。玉衡^⑤对训练班招生名额、招生资格等提出商榷^[9]，“地广人众的我国，公共卫生的实施正需要大批的人才，而造就这种人才的机关，不能广大的招生，应乎社会的需要；每半年仅能训练三十个实地推行的人才”。从玉衡的表述中可以看出时人关心公共卫生护士培养，并对公共卫生护士大量需求与招生规模过小这一矛盾提出困惑。

关于公共卫生护士招生，玉衡给出三点对策建议^[9]。一是“扩充名额”，“在每班的人数上多扩充些名额······不妨效仿一下其他训练班招生在一百八十以上的处置”。二是“资格要摒除派别”，玉衡认为有些未经中华护士会立案的护士学校，“课程未必就不如立案的护士学校”。三是“不能有性别的偏重”，理由是“目前的我国男护士也不在少数，他们的成绩，确有好多人证明，与女子不相上下，而且也合乎社会目前的需要；公共卫生的工作，也实在是有许多地方非男子不可，或许有些地方还胜过女子”。玉衡的建议恳切，尤其是对男护士招生，从社会对公共卫生男护士的需求、男护士发挥的作用以及平等接受训练的机会等角度深入分析。但是玉衡对公共卫生护士的培养缺乏全面深入了解，认识上有其局限性，如“在每班的人数上多扩充些名额” 的建议并不适合当时师资缺乏、经济窘迫的情况。相比而言，胡惇五提出的解决对策更有建设性，即 “将目前的训练分为两种：现在的毕业护士班，如卫生署及北平协和所办的护士班，应切实充实内容，改为师资训练，招收已经学过几个月公共卫生的护士，或已在卫生机关工作满一年以上而的确有公共卫生经验之护士加以训练。毕业后，派往各地领导公共卫生护士或普通护士”^[10]。旨在通过公共卫生护士师资培养，解决各地公共卫生护士的不足。在时人倡导以及现实需求下，1936年教育部、卫生署合办公共卫生护士师资训练班，首届招收12人^[22]，训练公共卫生护士师资人才。

（二） 公共卫生护士培养内容与现实需要契合度的探讨

1. 对护士学校课程体系的看法

1929年北平中华护士会总会报告中指出，“因护士学校中向无公共卫生之基本训练，故欲得相当合格之报名者，益加困难”^[23]。同年发表于《护士季报》的文章，呼吁护士学校“尤应增加公共卫生之课程，以应将来之需要”^[24]。到1935年，部分护校已开设公共卫生课程，但胡惇五认为当时护士学校课程体系所培养出的护士知识欠缺，“例如社会学，营养学，心理学，生物学，化学等等，都是他们所没有学到的”，指出“公共卫生护士今后训练的方针，第一个问题便是要讨论护士学校的课程标准”^[10]，关注到基础护理教育与公共卫生专门人才培养的衔接。解吉星还倡导护生从护校毕业后接受监督与教导，“今日中国之公共卫生护士教育应分为两个阶段施行，在校为公共卫生护士学科的灌输实习，出校须施以严格的督促与教导，使其成为完善而精干的公共卫生护士······道德学识以及技术······日趋精良，为人所器重，而工作之效率亦可因此而增进”^[16]。胡惇五认识到现有护校课程不能满足公共卫生护士培养的需要，护士学校的课程标准需进一步完善，解吉星则将视野扩展到护生毕业后的公共卫生继续教育，可见时人对公共卫生护士的培养关注涉及在校到职业生涯全程。

2. 对公共卫生护士教育本土化的探讨

公共卫生护士的培养起源于西方，民国时期公共卫生护士的培养借鉴西方经验。北平市第一卫生区事务所作为民国时期公共卫生护士最早的培养机构，向社会介绍英美公共卫生护士工作“发达的情形”，指出“我国这种职业现在萌芽的时候，希望社会对于他有确切的认识”^[25]，并且在公共卫生护士培养内容方法等方面借鉴西方。关于中国的公共卫生建设，学者们总体看法较为一致，即“中国公共卫生行政之方针，不能一味抄袭欧美而须适合于中国国情”^[26]。公共卫生人才培养亦是如此，解吉星就指出，“今日之公共卫生护士有随着式样而作机械式动作的趋向，这不能不归纳护士自身的问题，由护士自身问题而推及公共卫生护士教育问题”，呼吁“中国公共卫生护士所需要的是适合国情的公共卫生护士教育”^[16]。解吉星对公共卫生护士教育本土化问题进行了深入思考，从公共卫生护士与民众沟通、精神训练、护士毕业后教育、公共卫生护理研究、农村公共卫生护士训练等方面结合国情提出见解^[16]，指出“中国公共卫生护士教育有转向农村之必要，训练时应使学生实地在农村中找经验，养成其农民化的态度而作改善与推进农村卫生技能的准备”^[16]。民国时期欧美处于城镇化进程，而我国农村人口占绝大多数，时人认识到农村公共卫生护士教育更适合国情需要。

国民政府推进公共卫生事业“效率甚微，仅极少数城市，而农村远地则无暇计之”，因此卫生署公共卫生护士训练班开办旨在“该项学员能投身社会，从事于农村卫生工作”^[13]。然而，公共卫生训练班的护士毕业后，“均有护生署分别介绍至各地卫生医事机关服务”^[13]，农村“物质方面的供给很是简陋，精神方面的调剂也是单调”^[27]，很难吸引已毕业的公共卫生护士，因此农村公共卫生护士多为自主培养，如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平教会）将华北实验区设于定县，1930年秋季开始招收护生，录取初中毕业及师范毕业男女生而给予正式护士的训练。至1935年，工作人员中公共卫生护士有9位^[27]，农村公共卫生护士教育因各方面条件限制推进困难。在这种情况下，1937年平教会卫生部为推进卫生至农村家庭，开办农村妇女训练班，“因平教会在定县工作，颇得人民之赞许，故报名者甚重”^[28]。可见农村民众难以获得公共卫生服务，反映出对农村公共卫生护士培养的迫切需求。

四、 启示

（一） 公共卫生护士培养重要性的再认识

民国时期，公共卫生护士“实为卫生事务所与家庭中之连环”^[11]，在“护产保婴学校卫生工厂卫生”^[15] 工作中发挥重要作用，而公共卫生护士数量与社会需求差距悬殊，人们认识到培养公共卫生护士重要且迫切。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公共卫生专业划分更细，然而“有关公共卫生护理的课程在护士学校中却没有设立”“公共卫生护理一词几不为人所知”^[29]。20世纪90年代后期，我国开始社区护理教育的探索，社区护士承担了公共卫生护理的部分职能，但两者的定位和实践范畴不同^[30]。当前国外公共卫生护士在促进与保护人群的健康、传染病防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对等实践中发挥重要作用^[31]。研究显示，我国公共卫生人员尤其基层人员流失严重、结构不合理、高层次应用型人才不足^[32-33]，而新冠肺炎疫情更凸显公共卫生人才培养的迫切性。国内学者基于国际公共卫生护理发展现状及执业范畴，结合当前国内公众健康服务供需的要求，指出我国重启公共卫生护理人才培养和岗位设置研究具有重要意义^[30，34]。民国时期对公共卫生护士两种培养方式的探索，即公共卫生课程融入基础护理教育、公共卫生护士训练班形式的专科人才培养，以及对人才培养实践中问题的探讨和建议，为我国重启公共卫生护理人才培养提供了历史借鉴。

（二） 公共卫生护士核心能力的传承与开拓

民国时期对公共卫生护士素质能力进行探讨，提出公共卫生护士核心能力应涉及知识与技术、身体与精神、研究与合作等层面。无论何时，知识与技术都是民众信服的基础，身体与精神是工作推进的保障，研究与合作是解决问题的重要手段。当前对公共卫生工作的接纳不再是主要困难，但疫情后中国公共卫生体系建设、公共卫生工作开展面临新的压力与挑战，“努力以为之，诚恳以导之，坚忍耐劳”的精神要传承，公共卫生人员的实践能力、情感调节能力更要与时俱进。时人认识到公共卫生护理研究的意义，但由于条件所限未能充分开展，而当前对公共卫生护理问题研究将促进中国公共卫生进展“获得特殊之辅助”^[16]。近年来美国、加拿大、日本等国家对公共卫生护士核心能力的界定^[31]，如职业素养、评估与分析能力、社区实践能力、合作与倡导能力、科研能力在民国时期的认识中已有体现，而领导力与系统思维能力、人群健康计划执行与评价能力等核心能力需要在公共卫生护理岗位设置研究基础上加以借鉴，在历史传承与国外借鉴中深化对我国公共卫生护士应具备的核心能力的认识。

（三） 公共卫生护士培养与现实需要的契合

由于知识背景、认识能力、实践经历、立场等不同，民国时期对公共卫生护士培养的认识呈现多种样态，但公共卫生护士训练方针的制定、对公共卫生护士招生的商榷、课程设置的探讨、农村公共卫生护士训练的建议等，均立足于公共卫生护士培养与现实需要的契合。然而由于政治动荡、经济匮乏、基础护理教育薄弱、公共卫生师资和设备缺乏、就业意愿等因素，公共卫生护士培养数量远不能满足社会需求，培养质量难以保障。因此，当前重启公共卫生护士培养要做好充分的调研，分析不同人群的健康服务需求，在梳理我国公共卫生人力资源情况基础上，明确公共卫生护士的岗位定位和职责，界定岗位核心能力，开展各层次公共卫生护理人才培养需求研究，以达到人才培养规模与规格契合现实需要。根据不同层次公共卫生护理人才培养目标，构建中国特色公共卫生护理课程体系，保障公共卫生护理人才培养质量。

① 金宝善（1893—1984），日本千叶医学院毕业。回国后曾任国民政府卫生署署长、卫生部次长。1948—1950年任联合国儿童急救基金委员会医务总顾问。

② 姜文熙，曾任北平特别市公安局秘书兼卫生科科长。

③ 解吉星，通过多种途径仍未搜集到其身份背景资料，从发表于《大公报》的“中国公共卫生护士教育之检讨”3 000余字的文章可以看出其关注中国公共卫生进展及护士事业，并对公共卫生护士教育有深入思考。文章结尾指出，“乃历年来检讨所得”“供主持公共卫生护士教育诸公之参考”，其言论反映了亲历者的认识与情感。

④ 邓宗禹，1936年南京国民政府普通考试卫生行政人员考试唯一录取者。

⑤ 玉衡，发表《对于公共卫生护士训练班招生的几个商榷》《定县农村妇女训练班概况》等文章，关注农村公共卫生事业。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