丧失亲人（后简称“丧亲”）是个体经历的重大生活事件之一，人们在丧亲之后会在短时间内产生一种高强度的创伤悲痛反应，如痛哭失声、伤心欲绝等^[1]。在随后的生活中，有些人能慢慢地接受丧亲现实，逐渐摆脱强烈负性情绪困扰，重新应对生活。然而研究显示，相当一部分人难以从丧亲创伤悲痛中恢复，并发展成精神症状，如抑郁、焦虑等，一小部分人甚至发展成创伤性综合障碍，表现出分离压力（如缺乏欲望）、创伤压力（如痛苦、回避等症状）等^[2]，说明丧亲容易对人们的心理和社会功能造成风险。个体在大学时期经历丧亲难免受到负面困扰^[1]，因此大学生丧亲后的心理健康辅导这一议题，近年来备受国内外研究者关注^[3-4]。

丧亲如何影响个体的悲痛情绪，研究多认为，人们在丧亲之后基本信念系统和世界观等发生重大改变，进而对个体情绪系统产生影响^[2]。理性情绪认知理论（“A—B—C”模式）认为，人们在丧亲之后有很多种反应（A），理性的或者非理性的（B），根据信念和情绪结果之间的联系（C），在丧亲之后人们可以选择恰当的或是异常的反应。但在丧亲这一创伤事件之后，由于人们往往会增加非理性的思考倾向和世界观变化^[2-3]，因此，丧亲会自动地提高非理性思维水平，改变理性信念，使这种非理性信念及其结果变得更加不可控，对世界的基本看法发生改变，形成消极的信念和世界观，进而产生诸如抑郁、焦虑等一系列悲痛情绪反应，说明非理性信念和基本世界观是人们丧亲之后是否会产生创伤悲痛的关键，也是理性情绪行为疗法对该问题进行心理辅导的切入点。

然而，目前只有少数欧美研究者通过实证方式考察了前述问题^[5-7]，研究以大学生为对象，多采用实验组（丧亲组）—对照组（未丧亲组）设计，虽然研究一致发现，人们丧亲之后的世界观、自我价值和信念与悲痛反应程度、创伤悲痛、忧郁和焦虑等存在显著负相关，说明个体丧亲之后的认知改变与负性情绪反应之间存在负性联系。但是，这些研究对个体在丧亲之后具体哪些认知变量发生了改变持有不同意见。例如，有的研究发现，相比未丧亲组，丧亲组大学生关于自我、世界和未来的核心信念会发生改变^[5]；有的研究发现，丧亲大学生在世界意义性、世界的仁性和自我价值等方面发生改变^[6]；也有研究发现，丧亲组大学生相比未丧亲组具有更加消极的关于自我和世界的理性信念^[7]。综合来看，至少表明大学生在丧亲之后认知变量改变与悲痛情绪程度存在显著关系，只是对于具体哪些认知变量发生改变，以及哪些改变与悲痛情绪显著相关还需进一步明确。

个体的信念系统和世界观是在社会化过程中逐渐形成的，深受文化环境的影响，包括丧葬礼仪^[8]。由于已有研究中对象主要基于西方个体主义文化（基督教义），葬礼在教堂中通过入殓、告别、礼拜和安葬等，祈祷灵魂早日升入天堂，气氛庄严肃穆，不允许捶胸顿足、号啕痛哭等^[9]。相比之下，在中国集体主义文化中，丧葬仪式从小殓到入葬包括多种程序，虽然步骤繁杂、时程较长，但是，有固定的仪式（如戴孝等） 供丧亲者与逝者完成分离，确认丧亲事实，宣泄自我的悲伤情绪（如哭丧等），并且，直系亲属及邻里自发提供帮助（如吊唁等），后续还有规律性的祭奠（如清明扫墓等）保持与逝者的超自然的情感联结^[10]。可见中国丧葬礼仪从个体、心灵、社会等多层面作用于丧亲者，对比西方群体，这是否会对中国丧亲大学生的世界观和信念系统产生差异化的改变，进而对悲痛情绪产生不同影响，还有待深入的研究。

为了检验前述问题，本研究根据理性情绪行为疗法的悲痛认知理论，在延续前人研究设计的基础上^[7]，更为系统地考察大学生丧亲之后认知变量（信念、世界观、生活导向等）如何改变，分析这些认知变量与创伤悲痛强度之间的关系，并明确哪些变量直接与丧亲之后创伤悲痛的复原有关，为大学生丧亲之后情绪问题的心理辅导提供建议。

一、 对象和方法

（一） 研究对象

选取福建中医药大学、福建卫生职业技术学院、福建农林大学、福建工程学院、阳光学院和福建江夏学院 6 所高校共 940 名大学生为对象，以班级为单位进行问卷测试，所有被试均接受本研究5个研究工具的测试。

发放问卷 1 032 份，在测试完成之后，首先，筛查出998份测试有效的问卷，另外34份问卷因为问卷漏填过多、规律性填写等被排除^[11]，问卷有效率 96.71%。其次，继续将研究对象分为无、有丧亲经历两组，对于丧亲组采取与前人类似的选取标准：过去6年中经历了父母或者兄弟姐妹的死亡，除此之外未经历其他明显的创伤事件^[7]；据此排除了58 名研究对象的数据。最终选取有丧亲经历的大学生274名（丧亲组），丧亲距离测试时间（2.99±3.76） 年，无丧亲经历的666名（未丧亲组），合计940名研究对象纳入统计分析，具体信息见表1。

（二） 测量工具

本研究的所有研究对象均参与非理性信念、丧亲的非理性信念、世界观、生活导向及创伤悲痛等五个量表的测评，测试前均被告知研究目的。五个量表在不同班级的呈现顺序均不同，以避免测验的顺序效应、被试的反应定式等对结果带来的混淆。具体如下。

1 .非理性信念量表（the irrational beliefs scale， IBS）

由杨清艳等^[12] 于2007年编制，主要适用于情绪障碍者的非理性信念的测量，包含22个项目，采用 Likert 5 点计分，从“非常不同意”（0 分）到“非常同意”（4分），分数越高表示非理性信念程度越高。

2 . 丧失亲人相关的非理性信念量表（the bereave⁃ ment⁃related irrational beliefs scale，BRIB）

由Boelen等^[13] 于2004年编制，可以用于评估个体关于丧亲事件相关的非理性信念（包括无丧亲经历者），包含8个项目，采用Likert 5点计分，从“非常不同意”（0分）到“非常同意”（4分），分数越高表示非理性信念程度越高。

3 .世界观量表（world assumptions scale，WAS）

由Janoff⁃ Bulman编制，黄发杰和张碧珠于2014 年修订^[14]，包含 32 个项目，8 个分量表：世界的仁（benevolence of the impersonal world）、人类的仁（be⁃ nevolence of personal）、公正性（justice）、可控性（con⁃ trol）、随机性（randomness）、自我价值（self⁃worth）、自我控制（self⁃controllability）、幸运性（luck）。采用Lik⁃ ert 5点计分，从“非常不同意”到“非常同意”。分数越高表示对此类世界观的态度越赞同。

4 .生活导向测试（revised life orientation test， LOT⁃R）

由 Michael 等于 1985 年编制，由岳晓东等于 2000年修订^[15]，主要用于测量人的气质性乐观，是心理健康的正向期待，可以反映个体关于自我、世界和未来的核心信念。包含10个项目，采用Likert 5 点计分，从“非常不同意”（0 分）到“非常同意”（4 分），其中1、3、4、7、9、10题计入总分。分数越高表示消极期待，分数越低表示积极期待。

5 .创伤悲痛问卷（the inventory of traumatic grief，ITG）

由Prigerson等^[16] 于1995年编制，主要用于测量人们经历创伤后的心理反应情况，包含19个项目，采用 Likert 5 点计分，从“非常不同意”（0 分）到“非常同意”（4分）。分数越高表示创伤悲痛问题情绪程度越高。

对本研究中测试结果进行统计分析，多组验证性因素分析发现，量表的效度拟合指标介于 0.86~0.98，修正指数 RMSEA 均小于 0.08，测验效果较好且具有等值性；内部一致性信度分析也发现，五个量表的α系数分别为 0.93、0.82、0.87、0.65、0.95，符合心理测量学要求。

（三） 统计数据处理

采用Mplus 8.0对数据进行测验等值分析；采用 SPSS 21.0对数据进行独立样本t检验、相关分析、多元线性回归分析等统计分析。P<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二、 结果

（一） 丧亲组与未丧亲组大学生的基本世界观和非理性信念的差异比较

采用独立样本t检验考察丧亲组与未丧亲组在基本世界观和非理性信念上是否不同。结果显示，丧亲组世界观的“随机性”、丧亲相关的非理性信念总分、非理性信念总分显著高于未丧亲组（t 值分别为2.93， 7.08，8.36，P值均<0.01），而世界观的“公正性”显著低于未丧亲组（t值为-1.97，P<0.05），说明丧亲经历可能导致了大学生非理性信念和部分世界观发生改变，具体结果见表2。

（二） 丧亲组大学生的基本世界观、非理性信念与创伤悲痛的关系

为了检验具体哪些认知变量与有丧亲经历大学生的创伤悲痛相关，首先对丧亲组大学生的基本世界观、非理性信念与创伤悲痛等变量进行中心化处理，然后进行皮尔逊极差相关分析。结果显示，丧亲组大学生基本世界观中的“自我价值”与创伤悲痛存在显著负相关（r 值为-0.18，P<0.01），生活导向量表总分、丧亲相关的非理性信念总分、非理性信念总分与创伤悲痛之间存在显著正相关（r 值分别为0.17、0.41、0.40，P均<0.01）。具体结果见表3。

（三） 丧亲组大学生的世界观、非理性信念对其创伤悲痛的预测作用

为了进一步检验丧亲组大学生的世界观、非理性信念对创伤悲痛是否具有预测作用，以自我价值、生活导向、丧亲相关的非理性信念、非理性信念为预测变量，创伤悲痛为结果变量，进行多元逐步回归分析。结果发现，丧亲组大学生中只有丧亲相关的非理性信念、非理性信念可以显著预测创伤悲痛，建立多元回归方程y=0.63x₁+0.21x₂+17.99，其中 x₁表示“丧亲相关的非理性信念”，x₂表示“非理性信念”，y 表示“创伤悲痛”，该方程对于丧亲组大学生创伤悲痛的解释率为20.1%，效应量较大，说明大学生丧亲之后的非理性信念可能是其创伤悲痛的主要缘由。具体结果见表4。

三、 讨论

本研究旨在探讨大学生在丧亲后的基本世界观、非理性信念等认知变量是否发生改变，以及哪些对创伤悲痛具有显著影响，在此基础上为大学生丧亲之后的创伤悲痛心理辅导提供启示。

首先，本研究以无丧亲经历的大学生为对照组，检验丧亲组大学生在世界观、悲观与乐观的生活导向、丧亲相关非理性信念、非理性信念等是否存在显著差异，结果显示，丧亲组大学生相比未丧亲组具有明显更高的丧亲相关的非理性信念及非理性信念，说明丧亲这一压力事件可能导致大学生产生“缺乏客观根据、不符合实际的苛求”，这支持了理性情绪行为疗法的观点，即个体在经历压力生活事件之后，可能会增加非理性思考的倾向^[3]。此外，创伤认知的世界观破损理论（shattered assump⁃ tions theory）认为，“人们在丧失了一个亲人后，与其他类型的压力生活事件一样，都可能会使自己和世界的基本世界观产生变化”。但是，本研究只发现两组被试的世界观在两个方面存在显著差异，即丧亲组大学生相比未丧亲组具有明显更低的“公正性”和更高的“随机性”，表明丧亲事件可能使大学生认为“人们更多未得到应得的”“世事更加无常”等关于生活中好的或者坏的结果分配的信念，这与前人调查结果类似^[6]。因此，亲人的丧失可能只会导致人们某些世界观发生改变，即丧亲之后大学生可能认为世界更不具有确定性。虽然基于西方大学生样本的研究发现，大学生在丧亲后的世界观中 “世界的仁”和“自我价值”发生了改变^[5]，但本研究却发现，丧亲组大学生与未丧亲组之间在“世界的仁性”“自我价值”这两项世界观不存在显著性差异，这表明丧亲并未改变中国大学生的这两项世界观。换而言之，大学生在丧失亲人之后依然认为 “世界是充满关爱的”“人类是友好的、有道德的”，这可能与我国集体主义文化下的丧葬礼仪有关，例如，亲戚朋友、乡亲邻里几乎都会自发为丧亲家庭进行集体“哭丧”、送“慰问金”等，以表达对其吊唁和关心之情，这是中国集体主义文化中一种独特礼仪，更是一种社会支持方式，使得丧亲者感受到尊重、关爱，体验到集体的归属感，加强社会支持系统内的关系，更加珍惜自己的生命和群体成员，更容易积极地评价自我并体验自我的力量，生活的方向和目标更加明确，这些都有助于人们维持世界的仁性和提升自我价值^[10，17]。

其次，本研究进一步探讨了丧亲组大学生的认知变量与创伤悲痛之间的关系，结果显示，世界观中的“自我价值”与创伤悲痛症状程度存在显著负相关，而悲观—乐观的生活导向、丧亲的非理性信念、非理性信念与创伤悲痛症状程度存在显著正相关，似乎说明在丧亲之后大学生的信念系统中世界观的“自我价值”越高，其情绪悲痛程度越低，反之，如果信念系统表现得越偏离理性思绪，则可能产生越严重的悲痛情绪，该结果支持悲痛的认知理论解释，即个体在亲人丧失之后的情绪问题程度与消极认知变量有着密切的关联^[2-3]。但是，进一步地多元逐步回归分析发现，世界观中的“自我价值”和“生活导向”并未进入回归方程，只有“丧亲相关的非理性信念”“非理性信念”这两个消极信念进入回归方程，对丧亲组大学生的创伤悲痛症状程度具有显著的预测作用，解释率为20.1%，可见，相比基本的世界观和悲观—乐观的生活导向，大学生在丧亲之后的两类非理性信念才是影响其悲痛情绪问题的更加重要的认知变量，这些可能表现为，将亲人的丧失理解为一种灾难，对自己“绝对化”的要求，无法忍受亲人的离去，“糟糕至极”的感受，过分自责“过度概括化”等非理性反应。该结果与Schuler等^[5] 人以西方大学生为被试的研究结果类似，说明中西文化背景下大学生丧亲后的悲痛情绪反应都基于信念系统这一共同认知影响变量，支持了前言所提及的理性情绪反应的悲痛认知理论观点，即个体丧亲后的非理性信念是情绪悲痛反应的关键。这说明当大学生面对与丧失亲人相关的创伤悲痛情绪问题时，如何识别与处理自身的非理性信念，用合理的信念代替不合理的信念是丧亲悲痛情绪问题改善的关键^[1-2]。

最后，本研究认为，对大学生丧亲后情绪悲痛问题来访者（后简称“来访者”）的心理辅导宜采用理性情绪认知疗法，因为该理论的核心逻辑恰好符合丧亲大学生创伤悲痛的关键之处。结合江光荣^[18] 提出的理性情绪行为疗法的心理辅导程序及徐洁等^[4] 关于哀伤辅导的思考，在大学生丧亲悲痛情绪问题的心理辅导过程中，第一，在行为评估阶段，需要先全面记录、鉴别来访者丧亲之后各种不适应行为，例如绝望、内疚、抱怨等，再按照“A—B— C”模式确认这些问题行为与丧亲情绪悲痛反应的关系。第二，在行为治疗阶段，首先，要帮助来访者认识到不适当的丧亲问题行为和悲痛情绪反应，重点在于与来访者共同检查丧亲后的非理性信念和自损思维，探寻“糟糕至极的想法”“什么都无法忍受”“绝对化的想法”等表现形式，例如，“你觉得在丧失亲人之后，有什么不敢想象的吗”，帮助来访者领悟到二者之间的关系，找到丧亲的非理性信念，即造成其情绪困扰的原因不是丧亲这一事件本身，而是自己对这一事件的非理性信念，例如“丧亲之后内疚是因为对这一事件不恰当的想法”；其次，引导来访者与丧亲相关的非理性信念进行辩论，质疑自己的非理性信念，例如，“你从什么方面可以认为，亲人逝世时不在身边就是自己不孝”，证实这些信念的不合理性，进而产生放弃这些非理性的想法；最后，引导来访者建立合理的信念，以平和的心态对待丧亲事件，使来访者理性地接受丧亲的现实，表达丧失的复杂情感体验，重新适应生活的变化，获得心理成长。

综上所述，本研究认为，丧亲组大学生相比未丧亲组在世界观的“公正性”“随机性”、丧亲相关的非理性信念、非理性信念等认知变量均发生了改变，这些改变变量与丧亲后的创伤悲痛情绪具有显著负相关，但只有两项非理性信念可以显著预测创伤悲痛反应，提示大学生丧亲之后的非理性信念是其创伤悲痛的关键，宜采用理性情绪认知疗法进行心理辅导。但是，本研究还存在一些局限性，因为个体丧亲后的认知变量变化与创伤悲痛之间既是一种状态，又是一个内心重组与平衡的动态过程^[19]，因此，未来的研究，一方面，可以采用纵向研究方法进行大样本的追踪调查，既可以减少本研究因为基于横断调查进行分组统计比较（“丧亲组” 和“未丧亲组”）造成的误差，又可以记录大学生在丧亲之后的认知变量及悲痛情绪的因果关系^[20]；另一方面，也可以采用质性研究方法，对有丧亲经历的大学生进行深度访谈，更为全面地探索大学生在经历丧亲之后的认知转变及其悲痛情绪的内心体验^[8，16]。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