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间照料服务也叫托老服务，是指在社区为老人提供一个照护场所，老人白天入托，由工作人员照料日常生活，晚上回家享受天伦之乐的一种养老模式。研究表明，日间照料服务为老人提供了日常生活所需的社会互动^[1]，能提高老人幸福感^[2]，改善老人睡眠习惯^[3]，减少家庭照顾者的压力^[4]，并有助于改善照顾者和老人之间的关系^[5]。《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养老服务业的若干意见》提出，到2020年要实现符合标准的日间照料中心、老年人活动中心等服务设施覆盖所有城市社区。

至今，我国日间照料服务发展还存在供需不匹配等诸多问题：一方面，部分老人的需求缺乏有效供给，另一方面，日间照料中心的供给存在无人买单、利用率低的现象^[6]。日间照料中心如何真正实现“家门口的养老”愿景，还有较长的路要走。这既有发展初期相关部门对日间照料中心服务模式仍在摸索的原因，也有资金来源单一、投入不足的原因^[7]。结合国际经验及我国实际，日间照料服务采取政府补贴+老人自付的模式，既有利于缓解老人的负担，也能够减轻政府的财政压力，还能通过付费项目厘清老人真实需求，是能够实现日间照料长期运营的有效模式。因此，了解居民对日间照料服务的购买意愿和支付意愿，可以为政府决策和制定补贴标准制定参考依据，从而更合理化地利用财政资金并保障老人的权益。

购买意愿指消费者愿意实施某购买行为的概率，即是否愿意购买日间照料服务。支付意愿是消费者接受某消费产品所愿意支付的金额，反映了消费者对该产品的个人估价，即愿意为日间照料服务支付多少金额。本研究聚焦于广东省东莞市X镇，采用条件价值评估法在该镇对60岁以上的老人和家中父母为60岁以上的成年子女展开问卷调查，研究该镇居民对日间照料服务的购买意愿、支付意愿及其影响因素。条件价值评估法（contingent valuation method，CVM）通过利用征询问题的方式诱导人们对公共物品的偏好，并导出人们对此物品的保存和改善最大意愿支付值（WTP），是测量支付意愿的最主要方法^[8]。其中支付卡法便于问题的理解，可以降低拒答率^[9]，本研究拟采用支付卡式展开研究，即列出一组支付投标金额，由受访者从中选择最大支付意愿值，情境设定为对被调查项目的内容和功能进行详细介绍之后询问支付意愿。

一、 对象和方法

（一） 调查对象

老人是日间照料中心的主要需求群体，但不可忽视的是，在中国，受孝道文化的影响，成年子女对老人的许多养老决策产生重要影响^[10]，因此，结合中国的家庭伦理、家庭权力关系特征，养老决策的相关研究必须从参与者主体（老人）扩展到成年子女这一重要的利益相关者和决策影响者。因而，本研究将老人及成年子女均纳入，纳入标准为在东莞市居住半年以上的60岁以上老人及家中父母为60岁以上的成年子女。

调查时间为2022年9月15日—11月15日。考虑到部分老人的受教育程度及公众对日间照料的了解度不高等因素，本调研采取具备专业知识的调研人员和被调研者一对一访谈的形式，且问卷由调研人员根据受访者的回答填写。

（二） 问卷设计

问卷经课题组讨论、专家咨询后拟定，由三部分构成，第一部分是受访者的个人信息，主要基于安德森卫生服务可及性理论拟定了老人问卷和成年子女问卷的个人信息部分，针对老人的问卷主要了解其个人情况、健康状况、经济状况和家庭情况； 针对成年子女的问卷主要了解其个人信息、父亲/母亲的健康状况、父亲/母亲的经济状况、父亲/母亲受子女的照护情况；第二部分是购买意愿，指居民是否愿意购买日间照料服务；第三部分是支付意愿，指假设在有需求的条件下，消费者愿意为日间照料服务支付的最大金额^[11]。

支付意愿是调查的主体部分，采用条件价值评估法的支付卡式。本研究在考察了东莞市常平镇、厚街镇日间照料中心收费以及企石镇、塘厦镇、道滘镇和清溪镇居家养老服务收费的基础上，初步确定了调查价格的参考范围值。

（三） 样本量的确定

通过公式计算抽样调查的样本数量，在误差不超过e的情况下所需样本数量（n）的计算公式为^[12-13]：

$n=\frac{Z_{a/2}^{2}P(1-P)}{e^2}$

P 为愿意支付的概率，设定为 1/2，本研究采用0.95 （1-e）的信赖水准，由计算公式可得问卷样本数 n=384，拟发放问卷400份。

（四） 统计学方法

将数据录入SPSS 25.0软件，购买意愿采用卡方检验进行单因素分析、采用Logistic回归分析进行多因素分析；支付意愿采用 U/H 检验进行单因素分析、多元逐步回归分析进行多因素分析。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二、 结果

共发放400份问卷，回收400份，应答率100%。剔除数据不完整及明显逻辑矛盾的无效问卷，最终获得392份有效问卷，有效率98%。

（一） 购买意愿及影响因素

1 . 总体购买意愿

调研对象中有 251 人愿意购买日间照料服务，占比64.03%，141人不愿意购买，占比35.97%。

2 . 购买意愿影响因素单因素分析

进行交叉分析和 Pearson 卡方检验，其中购买意愿为因变量，对各因素与购买意愿的相关性进行分析。经过列联表分析和卡方检验后，相关性结果如表1所示。单因素分析结果显示，家中老人子女数量、老人是否有子女在本市、老人是否与子女同住、户籍、受教育程度、结余情况与日间照料服务购买意愿相关。

3 . 购买意愿影响因素多因素分析

将经单因素分析后有统计学意义的6个变量进行 Logistic 回归分析。结果表明，居民购买意愿与教育程度、结余情况及老人子女数量相关。教育程度更高的更愿意选择日间照料服务，教育程度为小学、初中、高中/中专、大专、本科及以上对日间照料服务的购买意愿分别是没上过学调查对象的 1.85 倍 （P=0.283）、1.91 倍（P=0.226）、3.89 倍（P=0.016）、 8.47倍（P=0.001）及13.84倍（P<0.001）；受访者结余越多的购买意愿越强，结余1~1 000元、1 001~2 000元、 2 001~3 000 元、3 000 元以上的居民对日间照料服务的购买意愿分别是没有结余居民的 2.30 倍（P= 0.036）、3.95倍（P=0.002）、2.84倍（P=0.022）及1.37倍 （P=0.327）；子女数量越多的居民对日间照料服务的购买意愿越弱，老人子女数量为2个、3个、4个、 4 个以上的购买意愿与子女数量为 1 个的比值为 0.45（P=0.109）、0.46（P=0.131）、0.31（P=0.033）及 0.12（P=0.004）。具体见表2。

（二） 支付意愿及影响因素

1 . 支付意愿

调查发现大多数受访者月支付意愿集中在3 000 元以下，其中1 500元选择的人数最多，占比18.37%，如图1所示。根据支付意愿的分布频率图可以计算出居民对日间照料包月服务的支付意愿期望值，其数学公式为：

$E\left(WTP\right)=\sum _{i=1}^n{A}_i{P}_i$

A_i为投标数额，P_i为受访者选择该数额的概率，n 为可供选择的数额数，为12。除去零支付意愿，正支付意愿的数学平均值E（WPT）=2 127.2元/月。本研究利用该值代表人均日间照料服务月支付意愿值^[14]。

2 . 支付意愿影响因素单因素分析

利用 SPSS 25.0 软件进行探索分析后，受访者日间照料包月服务支付意愿值不符合正态分布，因此单因素分析使用非参数检验（U 检验或者 H 检验），结果显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的因素有家庭身份、户籍、流动情况、教育程度、老人健康情况、是否独自居住、是否有子女提供照料、老人结余情况、子女结余情况（P均<0.05）。

3 . 支付意愿影响因素多因素分析

将日间照料包月服务支付意愿值经单因素分析后有统计学意义的变量作为自变量，采用多元逐步回归分析法（α入=0.05、α出=0.10）进一步分析影响因素。共线性结果显示，容忍值>0.5，方差膨胀因子（VIF）<5，说明回归方程中的各个变量之间无共线性问题。

多因素结果分析显示（表3），有统计学意义的有4 个变量：教育程度、老人健康状况、受访者结余情况及是否有子女提供照料。受教育程度越高对日间照料服务的支付意愿越高，结余更多时居民对日间照料服务会产生更高的支付意愿。但老人健康状况较差时并没有更高的支付意愿，老人无子女提供照料时对日间照料包月服务的支付意愿反而更低。

三、 讨论

（一） 购买意愿及影响因素情况

购买意愿调查中，392位对象中有251人愿意购买日间照料服务，占比64.03%，但其购买意愿大多以子女难以为老人提供养老支持为前提，即日间照料服务有其适宜的服务对象——难以从家庭获取养老支持的老人。这既反映出我国居民的养老观念仍然以家庭养老为主，也反映出空巢老人、独居老人很可能是日间照料服务的重点服务对象。但分析结果显示，空巢老人、独居老人及其成年子女并没有明显的购买日间照料服务的倾向，这可能与他们更倾向于选择养老院、保姆上门护理等可以全天提供照料服务的养老模式有关^[15-16]。

居民的购买意愿主要受教育程度、收支情况及子女数量影响。安德森卫生服务可及性理论提出，如果影响因素主要是人口倾向性特征（如年龄、性别）、服务需要（如健康或失能状况）因素，则是平等的可及性；如果影响因素主要是倾向特征因素（如教育程度、种族）或使能资源（如收入水平、服务供给可能性），就是不平等的可及性。本研究中受教育程度和收支状况对居民的购买意愿产生显著影响，体现了日间照料服务不平等的可及性。

（二） 支付意愿及影响因素情况

支付意愿调查中，人均日间照料服务月支付意愿值为2 127.2元，可以看出居民对于养老问题的重视和对日间照料服务的认可，但日间照料中心包月服务支付意愿期望值低于市场参考定价（2 500元/月），可见东莞市日间照料服务的持续发展需要政府予以一定的补贴。

居民的支付意愿受教育程度、老人健康状况、受访者收支情况及是否有子女提供照料的影响。这一结论也与 Mirowsky 等^[17] 观点一致。教育程度越高，更加愿意接受日间照料服务这种能够保持和促进健康的生活方式；受访者结余越高，对日间照料服务的支付意愿也越高。由此可见受教育程度更高、收入水平更高的城市地区日间照料服务的支付意愿也会更高，日间照料服务更容易得到发展和认可。但分析发现当老人健康状况较差时并没有更高的支付意愿，老人无子女提供照料时居民对日间照料包月服务的支付意愿反而更低，这可能与居民对日间照料服务的不了解、不信任有关。目前老人难以从家庭获取养老支持时更多地是选择去养老院，政府对日间照料中心的建设和宣传普及不到位，较少人了解及选择日间照料中心。同时居民大多认为日间照料中心主要是提供基础照护服务，当身体状况较差、有慢性病时更愿意选择专业医院或请专业的护工照顾。

（三） 日间照料服务在东莞市的发展潜力

本研究结果显示，一半以上的受访者月结余在 2 000 元以上。根据《2021 年东莞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数据，2021年东莞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62 126 元，其中，城镇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63 740元，农村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43 188元。因此东莞市居民具有较强的支付能力。综合来看，东莞市居民对日间照料服务总体选择意愿较高，大多数居民具有一定的支付能力，在有需要的假设前提下为日间照料服务支付的意愿也较高，因此日间照料中心在东莞市具有一定的发展潜力。且居民受教育程度更高、收入水平更高、文化氛围更为开放的城市可能更适合日间照料中心服务的发展，也会得到更多居民的选择。

通过综合分析日间照料服务供给与需求的情况，可以发现目前东莞市日间照料服务中心存在着较为严重的供需不平衡的情况，老人具有较强支付意愿的医疗保健服务在东莞多数镇街尚未提供或仅有基础医疗服务，难以充分满足老人的需求。除此之外日间照料中心还面临着定位不明晰的问题，部分居民觉得日间照料中心提供的医疗保健服务并不值得信任，更愿意选择医院及专业的心理咨询机构。因此日间照料服务的发展首先需要解决好定位问题和供需失衡问题，才能发挥自身独有优势。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