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一种现代性的 “风险”

在美国人类学家默多克创建的人类关系区域档案（human relations area files，HRAF）的文化素材主题分类目录（outline of cultural materials，OCM）中，传染病（epidemics）列在条目731 disaster（灾害）的主要类型之中^[1]。但就此次全球经历的传染性病毒大流行而言，“灾害”还不足以概括它的特性。若要更为准确地认识大规模传染病造成的人类困境，需要用到乌尔里希·贝克关于“风险”的经典论述：“风险可被定义为以系统的方式应对由现代化自身引发的危险和不安。风险有别于传统的危险，它是现代化的威胁力量和令人怀疑的全球化所引发的后果。”^[2] 风险是从现代化内部萌发的，是和全球化相伴相生、紧密联系的。“现代化”和“全球化”是风险有别于传统灾害的特征。以此视角再来看新冠病毒感染大流行这个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尽管病毒的产生和来源尚不明确，但一方面其危害在全球化 “移动属性”的助力下，随着人与物的全球流动迅速蔓延整个世界^[3]；另一方面，人际接触更密切、更依赖公共设施的大都市成了传染病流行重灾区，城市居民面临更大风险。这是本文将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新冠病毒感染大流行定义为“风险”而非“灾害” 的重要原因。

除此以外，“灾害”在时间上指向过去或当下，而“风险”还包含关乎未来的要素，“风险论证的真正社会动力来自预期中的未来危险”^[2]，因此未雨绸缪的人类会采取行动，风险对人类行为的影响已然出现，那么在这个意义上，风险在今天就已经是真实的。对有病毒传播风险的社区实施控制性管理不是针对感染者的，而是避免更多人被病毒感染的预防措施，但其造成的未感染者活动范围受限、正常生活中断的损害已是实实在在的。

因此，以大规模传染病为典型代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是一种现代性的“风险”。

对于人类学研究者而言，遭逢急性传染病突发，既是个体面临的危机，也是借助遭遇疾病展开研究的难得契机。对现代中国流行疫病风险进行遭遇式研究^①的人类学成果并不多。1942年，人类学家许烺光在云南省滇缅公路附近的一个小居民点遭遇霍乱的暴发，其借机观察当地人如何应对霍乱^[4]。2003年，胡宗泽在华北乡村十里店遭遇非典疫情，基于参与观察和深度访谈，讨论日常国家实践和普通百姓对于国家的观念变迁^[5]。2020年春节，正值武汉新冠病毒感染疫情暴发，人类学者杜靖回到山东乡村老家避居，他将当地应对疫情的乡村命运共同体的形成、运转及其成因等撰写成一份田野报告，为乡村疫情防控和改善卫生健康问题建言献策^[6]。

在过去的传染病危机中，作者所在的北京市朝阳区SY社区处在“风暴眼”中。在全城神经紧绷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近两个月时间里，作者以普通居民和抗疫志愿者的双重身份见证了公共卫生事件暴发、常规生活中断带来的混乱与焦虑，并以学者视角开展遭遇式研究，观察社区内部的团结与撕裂，以及危机缓解、生活回归正轨后社区呈现的人际关系新景象。本文研究方法采用参与观察与深度访谈相结合的田野调查法，并写作田野日志。作者访谈了23位此次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经历者，平均每位访谈时间1小时左右。受访者身份包括多个临近社区的居民、社区居民临时志愿者、社区工作者（以下简称社工）、街道办事处工作人员，以及卫生健康委员会系统工作人员。居民居住类型包括业主和租户，居民年龄层包括年轻人与老年人。本文将处于“危情前线”的社区作为田野，观察风险情境中人际关系的微妙变化，试图为学科的传染病经验研究和风险研究提供新案例与新思考。

二、 风险共同体的形成

2022 年 4 月 22 日，北京市朝阳区 CY 中学突现新冠病毒感染奥密克戎变异株阳性病例，5天之内该校累计报告学生感染者36例，均居住在学校周边社区。随着大规模核酸检测和流行病学调查筛出更多阳性病例和具有病毒传播风险的场所，周边十几个社区相继被北京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研判为高风险或中风险区域，关闭商店、超市、市场、饭店、商场、体育馆、图书馆等全部公共场所，暂停所有公共交通，取消一切聚集性社会活动，全区人员居家，将区域内人员流动降到最低。之后疫病逐渐蔓延至全市，整个首都迅速投入“抗疫”之中，进入非常时期。北京上一次经历如此大规模的传染病危机还是在2020年以北京最大农产品批发市场新发地为病毒传染源头的早期毒株疫潮，再上一次便是 2003年的非典事件。

风险将个人与社会置于一个“天然实验室”^[7] 之中，生活世界和社会结构面临维护、受损和重构等挑战。对 SY 社区包括作者本人在内的大多数居民来说，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让我们第一次有了“社区”^②的概念。

SY社区位于北京朝阳区东南部，地处东南三四环路之间，所辖居民区为大型老旧小区，始建于20 世纪90年代初，占地约290亩，共30栋楼。辖区内有约3 200户居民，居住人口共有约6 100人。小区里老人小孩较多，生活气息浓郁。2022年4月28日至5月30日，SY社区处在非常态社区治理状态下，其间居民足不出户长达19天，社区内先后出现感染者6名。人们面临的共同风险是被病毒感染的危险和日常生活的突然中断。社工为每一栋楼建立了微信群，及时传达核酸检测时间地点、物资购买渠道、求医买药方式等信息。居民尤其是独居的老年居民，表示微信群给了他们很大的安全感。

防控期间，社区党委书记每天都会发布最新通知，社工在每个群里应对居民的各种疑问。微信群成了居民最主要的信息来源。另外，每天各大媒体的新闻报道都及时呈现北京的防疫情况，每天下午四点的北京市疫情防控工作新闻发布会也成了居民相约收看和讨论的事件。大到整个首都、小到社区里某一栋楼的信息，都能准确而及时地传达给民众。控制关于疾病的公共信息，不给谣言留余地，并提供准确的信息消除公众的恐惧，这些都是中国政府早在非典事件中获得的教训。

微信群在作者看来更为重要的作用，便是促成了SY社区风险共同体的形成。之前，SY社区的人际关系是陌生而冷漠的，这是大多数居民的共同感受，“对小区很陌生，几乎不在小区里逛”“楼道里碰见也不看对方，更不会打招呼”，甚至“隔壁的都不认识”。很多包括作者在内的年轻人平时工作两点一线，休闲娱乐要么在家，要么在小区之外，连小区的全貌都不了解，因此在防控最初阶段，当社区书记通知第二天核酸点位时，很多人会问：“那是哪里？”并且为了方便管理，社工要求群里每一个人都在昵称上加上门牌号，于是每个指代不明的头像都成了可被精准定位的邻居，“有啥事也可直接找邻居说了，很方便”。

微信群里每天都充斥着居民多样而多变的话题和情绪。担忧、焦虑是从始至终的基调，愤怒、温情、悲伤、幽默穿插出现。除了社区建的楼群，还有居民自建的几个小区大群、买菜群、宠物群等，居民在群里交流厨艺、育儿经、养宠经，约着打游戏等，如同大型虚拟社区。在这些微信群里，有人提问，就有人回复；有人悲伤，就有人安抚；有人骂街，就有人回怼；有人遇到难题，就有人提供帮助；群里吵架时，有人劝阻：“咱们建这个群是为了抱团取暖的，不是为了吵架的。”居民也有集体“苦中作乐”的时候，“520”当天，居民收到了政府发放的免费蔬菜包，于是开始了“创意大赛”，将蔬菜摆成各种造型，拍照发到群里，人们欢乐地创作、评论、转发，还有人号召更多人参与，以便集齐好“作品”分享到微信朋友圈。这些微信群让SY社区有了“人情味”，有了 “社区”应有的含义。

限于社区非常态治理期间“足不出户”和“足不出小区”的规定，社区内居民面临着共同的风险，经历着相似的困难，接收着相似的信息，产生了频繁的交流，催发出一种群体认同和精神共鸣，越来越多的居民在交流和表述中用“我们的家”“远亲不如近邻”这类语句来形容 SY 社区，一个“想象的共同体”在无意识中慢慢成形。作者将这种因面临共同风险而产生心灵联系的临时共同体称之为“风险共同体”。

三、 风险共同体的特征

在这场现代性风险中，SY社区不再仅仅是一个地理和行政意义上的区域，还成了一个风险共同体的代名词。几千个原本离散的个体在风险场景中为“抱团取暖”而团结在一起，产生了真实的新的人际关系。这个风险共同体的特征体现在内部张力和边界特性上。

（一） “向心力”

“向心力”是风险共同体中催生认同感和心灵共鸣的团结之力。在SY社区，除了居民之间热情的交流与互帮互助，最能体现“向心力”的是居民临时志愿者的出现。这是一个风险之下形成的新群体。有六千多人口的SY 社区仅有13名社工，为响应社区补给人力、共克时艰的号召，居民自愿报名成为临时志愿者，由2位有企业团队管理经验的成员负责，根据社区需要分派任务。这个有72名成员的群体具有不同于常规社区志愿者群体的独特性：自组织、年轻化、主动性强、在社区非常态治理的早期具有主导性。社区进入非常态管理的第一天，志愿者团队就建议社区领导进行大摸排，并担起了入户登记居民情况与需求的重任，更起到了安抚人心的作用，不少居民表示“禁足”第一天就看到“大白”，“有人管，就安心多了”。除此之外，志愿者团队还负责社区核酸检测点的布置、人群流动线的规划，以及初期核酸检测流程中受测者身份信息的登记。作为志愿者的一员，作者曾在入户登记的任务中与潜伏期的感染者面对面，因身着防护服而幸免被传染。

居民临时志愿者大大补充了社区服务的人力，帮助社区组织机构顺利度过了“手忙脚乱”的时期，更重要的是，志愿者既懂得居民的恐慌又理解社工工作的不易，从中起到了调和润滑的作用^[8]。

（二） “离心力”

风险共同体的形成是为了应对风险、共克时艰，但并不意味着其中只有“向心力”，带来冲突与撕裂的“离心力”亦是题中之义。在这场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离心力”与病毒的“传染性”和防疫政策的严格程度紧密相关。

第一，病毒超强的传播性和不确定的潜伏期导致人人皆可能是风险因子。SY社区被防控的第一天，同属一个街道办事处辖区的 GT 小区出现一例阳性病例后，官方对所在楼栋进行了被称为“十字花”的转运，即跟确诊病例住同一楼层和同列共用一个排水管道的居民都被集中转运隔离。“十字花” 虽为新名词，但并非新手段，它提醒了SY社区居民近两年民间流传的一句话——“明天睡在哪里，取决于你的邻居”。之后，SY 社区陆续出现 6 名确诊病例，与病例同单元的所有居民均被集中隔离，他们离开的情景也被居民拍下视频和照片发到微信群中。而每出现一个病例，防控期就要从病例发现当天重新计数，若持续出现感染者，解除防控之日将遥遥无期。于是，居民都严密监督着物业的环境消杀工作，并因其工作不到位而无数次通过市政热线、物业客服、社区电话、微博等多渠道抗议和投诉。另外，有不少居民自发每天为所在的单元楼道喷洒消毒水，奉献之中隐含对他人的焦虑。

第二，同一社区内风险分布的不平衡致使部分居民企图脱离风险共同体。“陪跑”是微信群中出现频率较高的词汇之一，居民以此表达对自己受“连累”的不满。同在一个院落且没出现过任何风险的几栋楼的居民，在大群里讨论是否能将所在院落与小区连接的门关闭，将对外的门打开，从而“独立” 出去不再“陪跑”。

第三，人际信任脆弱，相互监督。总有少数居民不顾防疫规定和保安的阻拦，越过单元门口摆放的铁栅栏外出遛弯甚至碰头聊天，微信群里时常讨论这些人“自私”的乖张行为，希望群里居民都“管好”自己的家人。甚至缘于“监督”，居民之间发生过一次肢体冲突。

病毒对人的风险由于疫病的传染性和制度性的约束演变为了人对人的风险，导致人与人之间谨慎团结、适度奉献，但其实，风险共同体内的“离心力”也同“向心力”一样出于居民自我保护的风险意识。

（三） 明确而刚性的边界

风险共同体的边界非常明晰且具有刚性，其成员就是防控开始那一刻起社区内部的人员，其边界就是社区的地理边界。除有确诊病例的情况，“不进不出”的规定使得风险共同体的成员只能减少不能增加，任何外来者——无论是否为小区居民—— 均被排除在共同体之外。在防控期间，有在外的居民试图回到社区均被社工阻拦，甚至有经社区领导按规章批准回家的大学生也被居民强行送出社区的极端事件。风险共同体边界的刚性不仅是防疫政策的规定所致，也是共同体成员的风险意识使然。对居民来说，任何外来者都是增加风险的因素。边界的刚性或称排他性，是风险共同体的又一大特征。

人们为共渡难关而抱团，因相互警惕而撕裂，如果说团结是出于群体受到威胁时产生的“集体生存意识”^[9]，那么撕裂就是出于群体内部人人自危时产生的自我保护意识。内部，两股力量并存产生张力；外部，边界明晰且排他。而这些特征表象的背后暗藏着两种应对风险的逻辑。

四、 中国语境下应对传染病风险的国家逻辑与个体逻辑

不确定性是这场传染病风险的重要特征，其原因之一就是传染性病毒本身极强的不确定性。冠状病毒是 RNA 病毒，比 DNA 病毒具有更高的突变率，它们不忠实地复制自己，导致很难精确预测其未来形态。这种病毒的边界不稳定，因此许多生物学家称它们为“云”，因为云的形状是不断变化的^[10]。新冠状病毒已经在与动物宿主的免疫系统、生态群落和人类社会的相互作用中变异多次，至今科学界关于其对人体器官的损伤和后遗症等没有定论。它的出现与传播呈现的是一个涉及整个生态系统的“多物种故事”^[11]，并且多样、便利而隐匿的传播渠道让居民害怕它的无孔不入，甚至担心 “空气中都有病毒”。

更为根本的是，人类逐步迈入风险社会，不确定性、不稳定性已成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而今病毒以迅雷之势波及全球，将世界拉入“无处幸免状态”^[12]，搅起曾被压抑的社会、经济和政治等多方面问题，更加剧了人类生活世界的不确定性。

然而，在这场疫病风险中，国家和个体的应对逻辑是不同的。

（一） 国家的逻辑

放眼世界，不同国家内部的权力关系导致了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不同的反应，主要有两种态度。

一种是将国家经济发展置于优先地位，传染病防治次之。例如，美国和巴西在2020年的传染病大流行之初就淡化病毒的危险性。时任总统特朗普称病毒将在4月之前奇迹般消失，由于听信他的言论，且信奉个人自由至上，对“大政府”持怀疑态度，美国人民——尤其是特朗普的选民——激烈反对戴口罩、检疫隔离等防疫措施，并将科学防护推至 “不自由毋宁死”的极端，美国失去了早期防控的最佳时机，人民生命健康受到严重损害。研究表明，特朗普选民比例较高的县，人均感染率和死亡率都更高^[13]。在巴西，总统博索纳罗对病毒不屑一顾，不仅在 2020 年 4 月中旬解雇了直言不讳的卫生部长，自己也继续在大街上跟支持者致意。或许是由于总统的态度和民众与政府脆弱的信任关系，巴西尽管强制关闭了学校和企业，但仍有许多人无视保持社交距离的命令，以至于在里约热内卢的一些贫民窟，是由黑帮在实施宵禁以遏制病毒的传播^[14]。

国家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另一种态度就是走在公民个人的前面，承担起保护民众生命的责任，且人民配合度高。例如大流行之初，在越南和新加坡，人们习惯于服从政府，以有序的方式实现了保持社交距离，并在控制病毒传播方面取得了成功。在加拿大，民众对政府信任度较高，人们在大多数情况下都会遵守保持社交距离的指示，例如渥太华市在仅有2例确诊病例的时候，整个城市都行动了起来^[15]。第二种应对态度的典型代表就是中国。尽管病毒持续变异，老年人、免疫力较低和基础病人群仍然是面临最大风险的群体。在作者调研的SY社区，大多数老年人和家中有婴幼儿的居民表达出对病毒的恐惧，认可国家对脆弱人群的保护。鉴于全国脆弱群体数量的庞大和医疗资源的不平衡、不充足，“动态清零”仍然是目前最理想的策略。但在具体操作中，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触发的是中国的“网格式反应”，也是“板块式反应”—— “全覆盖、一体性、无差别式的战役性反应”^[16]，并且，为清除病毒带来的不确定性，国家将一切可疑因素都控制起来，划定控制的地域和时间范围是基于科学研判的政治平衡术，国家的逻辑和“网格式反应”必然导致控制的边界只能扩张、不能收缩。这恰恰与个人的逻辑相矛盾。

（二） 个体的逻辑

今天的个人是被现代化生产方式组织进更大、更复杂社会之中的个人，是陌生人社会中原子化的自主个体。中国社会的个体化进入2.0版本，1.0版本中个体的奋进可对抗风险的希望在系统化的社会不平等面前变得脆弱不堪，贫富差距扩大和现代性社会风险增加，使得大多数人更加焦虑不安^[17]。

因无法靠个人力量对抗风险，人们选择“逃避自由”^[18]，寻求权威和集体力量的庇护。在SY社区的案例中，风险共同体的形成基于社区官方组建的微信群，每个楼群里都有社区党委书记和一个社区工作人员，群里传达的行政命令都得到很好的执行，居民表示“有人管我们，心里安心”。另外，人们寻求集体力量，依靠社会团结抵御风险。例如在SY 社区出现了居民临时志愿者群体；在这场传染病大流行初期的武汉，基于微信群的社交网络成了人们获得信息、医疗建议、物资帮助和情感支持的对抗病毒的社会资本（virus⁃combat social capital）^[19]；在加拿大，传染病发生的 72 小时内人们成立了 35 个拥有超过 3 万名会员的 facebook 群组，以及其他社交媒体团体，将志愿者与那些需要援助的人联系起来。并且，社交媒体上充斥着鼓励人们自我隔离和保持社交距离以“压平曲线”（flattening the curve，疫病流行期间国际互联网上一个众所周知的词汇，指的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分散疾病带来的负担，以免压垮医疗保健系统）的帖子^[15]，涌现出一种团结意识，形成基于互联网的风险共同体。

然而，风险共同体的实质是人们因为“我怕”而形成的联合。活在个体化、原子化状态中的个人，因为风险而联结在一起，是一种对抗不确定性的 “焦虑型团结”^[2]。如同SY社区内人们互相监督，且排斥一切外来者，在这个人际情感微薄、信任关系脆弱的共同体中，一切人影响一切人，一切人怀疑一切人，任何明确的风险因素都将被立即排除在外，从个体的角度应对风险，其防御边界是持续收紧的，最恶劣的境况是风险共同体不断分裂，最终人人自危，各自为战，冲突不断。

在中国语境下，应对同样的危情，国家的逻辑是控制范围的谨慎扩张，避免风险外溢至更大区域，而个体的逻辑导致防御边界不断收紧，防止风险入侵，这二者的矛盾形塑了疫区人群风险共同体的特征，也是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国家保守而严格的防疫措施与人民经济生活出现矛盾的主要原因。

五、 结语

现代性风险是当今人类世界的系统性风险，捉摸不定，难以感知，后果难料。从个体到国家都在承受危害，付出代价。国家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不同的反应，映射出不同的民族精神特质。是“有组织地不负责任”而让个体去抵抗风险，还是政府走在个人前面去承担风险？是首先保护人命还是优先发展经济？是拿脆弱人群去冒险还是保守防控？这些问题在中国似乎不容辩论，政府早已迅速反应给出了答案。就2022年4月至7月SY社区经历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而言，2022年 8月15日北京市财政局公布了 2022 年 1—7 月财政收支情况，其中卫生健康支出428.6亿元，增长23.0%，主要是为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20]。国家的经济账仅是传染病风险可计算的部分，无数个体和社会文化遭受的损失是无法计量的。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造成了很多痛苦，但一些充满希望的事情也在发生。SY社区解除危机之日，很多居民相约见面，要彼此“认识认识”，他们在社区防疫治理期间通过微信建立了较好的关系。尤其是曾经一起“战斗”过的志愿者们，至今保持着良好的关系。生活重归正轨，社区已不是从前冷漠的社区。直到今天，居民时常相约下班打球健身或散步聊天，邻居们见面会友好地招呼对方。微信群也有了新功能，成了闲置物品交换、生活信息分享的空间。风险之后的SY社区呈现出人际关系新景象，消失的“附近”——作为日常互动场所的邻里和工作空间^[21] ——重现了。风险的社会潜能浮现出来，促进新的社会组织与社会关系的建构可看作是风险留给人类正面意义的遗产。

① 景军与何明依据研究情境和策略的不同，将有关传染病的人类学研究分为三种：常规式研究，即通过一系列计划安排，在田野现场探索传染病与社会文化正在发生的关系；介入式研究，即把田野调查加入当地人民防控传染病的实践；第三种就是遭遇式研究，即遭逢突发大规模传染性疾病，在此特殊情境和策略下的研究。

② 在日常语境中，“社区”一词时而指代与某居民小区及其周围街道在地域上基本重合的辖区，时而又指代社区党支部委员会（简称党委）、社区居民委员会（简称居委）和社区服务站这“两委一站”的组织机构，为区分以上两种含义，本文在论述中用“社区”指代前者，用“社区组织机构”等更明确的词汇指代后者及其工作人员。而居民在谈论“社区”时通常指的是作为官方的“社区组织机构”。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