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我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已达2.6亿，占总人口的18.70%，表明我国已经是深度老龄化社会，而老龄化给社会经济、医疗和养老等方面带来巨大挑战。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让老年人共享改革成果，安享晚年，核心在于提升其幸福感。根据第50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1]，50岁及以上网民占比25.8%，规模接近3 亿，说明老年人也逐渐涉足数字技术，但互联网对其幸福感的影响尚存争议。有研究认为网络联系、信息获取能提升老年人幸福感^[2]，也有研究指出网络挑战，如信息过载、网络诈骗等，可能对其产生负面影响^[3]。但这些研究主要关注老年人是否使用互联网，而缺乏对老年人使用网络的具体内容、频率、深度等方面的研究。因此，本研究引入数字融入水平的概念，该概念可以从老年人使用网络的具体深度进行描述，进一步补充现有研究，并结合活动理论，即哈维格斯特^[4] 认为参与一定强度的社会活动对老年人的主观情绪有显著的改善作用，纳入社会参与变量，分析数字融入如何通过影响社会参与来影响主观幸福感。通过对这些问题的实证分析，将为理解老年人数字融入与幸福感之间的复杂关系提供更为准确和全面的认识，为相关政策和干预措施的制定提供科学依据。

一、 文献梳理与研究假设

（一） 数字融入与主观幸福感

互联网发展报告《网络的落伍者：走向数字包容》中首次提出数字融入概念，其表现为个人及家庭电脑和互联网普及率、弱势群体互联网和电脑的使用状况。有学者认为数字融入是指老年人在特定数字化场景下有意愿通过对数字技术的使用而满足日常生活需求，并对网络文化逐渐了解和产生网民身份认同的过程和结果^[5]。随着互联网的普及程度增加和数字技术的不断发展，数字融入的概念也在不断扩展，覆盖了更多领域，不再局限于物理网络设备的连接，也体现在数字化技能的掌握程度、能否有效地参与数字生活等。

部分学者研究发现使用互联网能显著提高老年人主观幸福感^[6]，并缓解其孤独感，支持了国外学者中“网络增益效应论”的观点，且进一步研究发现互联网使用频率越高，老年人幸福感越强^[7]。有少部分学者发现老年人数字融入的加深会导致老年人减少与家人朋友的沟通，反而使其更加不幸福^[8]。基于此本文提出假设H1：数字融入对老年人主观幸福感有着显著的正向影响。

（二） 社会参与和主观幸福感

积极老龄化的核心是社会参与，已被纳入国家和国际发展战略，成为全球共识。然而，学术界对社会参与的定义尚未达成一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的规定，老年人社会参与包括经济和志愿活动等方面。国外学者主要侧重于资源交换、社会关系和广泛社会活动等层面，强调社会参与是通过与他人互动实现个体价值的过程，将社会参与定义为政治活动、休闲活动、文化活动^[9]。在国内社会参与的相关研究中，有学者认为参加社会性因素的活动就是社会参与^[10]，也有学者将社会参与划分为政治参与、经济参与、宗教参与及社会活动参与四类^[11]，但也有不同的观点，有学者将社会参与细化为群体交往和自我消遣^[12]。现在较为完善的定义是纳入了经济参与、政治参与、公益参与和家庭参与^[13]。

有学者通过研究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 2015年数据发现，社会参与对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并不显著^[14]。但也有不同观点，有学者发现社会参与对老年人心理健康有积极影响，且参与的活动越多，积极响应越显著^[15]。大多数学者的研究结论为社会参与对老年人主观幸福感有积极影响，而社会参与集中于社交及社区活动，缺少政治参与等，因此本文设定的社会参与对主观幸福感的结论还需进一步探讨。基于此本文提出假设H2：社会参与对老年人主观幸福感有着显著的正向影响。

（三） 数字融入、社会参与和主观幸福感

部分研究发现数字融入中一方面就是人际交往，会让很多线上交往发展为线下交往，提高了社会参与度，从而提升幸福感，满足活动理论^[16]。还有学者认为数字融入会导致社会参与降低，与家庭成员间的交流减少、社交圈缩小，从而加重抑郁和孤独感，降低老年人的幸福感^[8]。基于此本文提出假设H3：社会参与在数字融入对老年人主观幸福感正向影响中起着中介作用。

二、 研究设计

（一） 模型结构

结构方程模型（SEM）可用于研究变量之间的相互关系，提供直接和间接效应的估计。SEM有助于深入理解变量之间的影响机制，揭示潜在因果关系。通过SEM，能够确定关键因素、预测变量之间的相关性，以及评估变量对因变量的影响。因此，本研究主要采用SEM，以研究数字融入水平如何通过社会参与影响老年人的主观幸福感，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

1 . 结构模型

老年人主观幸福感：$Y=\sum _{i=1}^3{\gamma }_i{\xi }_{i_1}+{\epsilon }_1$

数字融入：$X=\sum _{i=1}^3{\gamma }_i{\xi }_{i_2}+{\epsilon }_2$

社会参与：$M=\sum _{i=1}^8{\gamma }_i{\xi }_{i_3}+{\epsilon }_3$

在结构方程中，根据能否直接测量，变量分为潜变量和观察变量。在本文的模型中，老年人主观幸福感、数字融入、社会参与均为潜变量，分别由相应的观察变量构成。主观幸福感Y由观察变量情感幸福、心理压力、感知目标完成、生活满意度构成。数字融入 X 与社会参与 M 则由一系列相关问题构成，公式中ε₁、ε₂、ε₃为测量误差，γ均为对应系数，ξ 为相关观察变量，X、Y、M为潜变量。

2 . 测量模型

$\begin{array}{c}M=aX+{\epsilon }_4\\ Y=c^{\mathrm{\text{'}}}M+bM+{\epsilon }_5\\ Y=cX+{\epsilon }_6\end{array}$

X、Y、M 分别表示数字融入、主观幸福感、社会参与；a 表示数字融入水平对社会参与影响的路径系数；b 表示社会参与对老年人主观幸福感影响的路径系数；c′表示在社会参与的影响下，数字融入水平对老年人主观幸福感影响的路径系数，也就是直接效应；c 表示数字融入水平对老年人主观幸福感影响的路径系数，也就是总效应；ε₄、ε₅、ε₆ 为随机误差项。中介效应也就是间接效应，等于 a 与 b 的系数积，它与总效应、直接效应的关系是c=c′+ab。

（二） 数据来源

本文数据来源于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 2017 年数据。该数据涵盖了本文研究所需要的数字融入、主观幸福感、社会参与等变量，调查样本覆盖了大多数省级行政区，在以往关于互联网与居民幸福感的研究中也经常被用到，具有一定的权威性和代表性。CGSS2017年数据是目前国内较少见的涵盖较广的互联网使用情况的问卷，有较强的客观性和真实性，且 CGSS2017 数据已是涉及网络社会的最新数据。本文选取60岁及以上并作答了相关问题的问卷数据，共得到1 360个样本。

（三） 变量

1 . 主观幸福感

主观幸福感是指个体按照其内在标准对自身生活质量进行总体评估，包括对生活整体满意度、积极情感以及消极情感等多个方面的全面评估^[17]。本文结合幸福感衡量指标及数据限制^[18]，采用情感幸福感、心理压力、生活满意度、感知目标完成四方面得分总和为综合指标来衡量主观幸福感，按照感受频率的高低、符合程度依次取值为1分（从来没有）到5分（非常频繁）、1分（完全不符合）到7 分（完全符合），得分越高说明主观幸福感越高。

2 . 数字融入

参考前人对数字融入的研究内容，将数字融入水平按照需求层次理论的划分，满足“归属与爱的需求”的网络使用方面定义为初级融入，满足“尊重的需求”的网络使用定义为中级融入，而满足“自我实现需求”相关方面的网络使用定义为高级融入^[5，19]。本文将问卷中 18 个数字融入的相关问题均处理为 5 分制，分值越高表明该问题的相关使用程度越高，并分别计算他们在初级、中级和高级融入三个方面的不同得分，每个不同水平的得分越高，说明其在该水平的数字融入程度越深。

3 . 社会参与

本文以老年人过去一年出门看电影、逛街购物、参加文化活动、与不同住的亲戚或者朋友聚会、现场观看体育比赛、参加政治活动来定义老年人的社会参与，按照频率“从不”“一年数次或更少”“一月数次”“一周数次”“每天”依次取值为1到5分。

（四） 信度效度检验

首先运用 Cronbach’s α系数进行信度检验，发现数字融入、主观幸福感、社会参与3个指标的信度系数均大于 0.6，通过信度检验。本研究所使用的 CGSS问卷量表经过专家多次论证，具备较高的内容效度。使用验证性因子分析（CFA）分别验证因子模型是否显著，发现3个潜变量的拟合指标χ² /df（<3）、 CFI（>0.9）的值显示因子模型拟合程度较高，RM⁃ SEA值（<0.8）也说明模型的完成效果良好，社会参与的测量指标的标准化系数均大于0.4，主观幸福感相关系数大于0.6，且在1%水平上显著。结果说明整个因子模型及载荷系数均显著，故本文使用的 “社会参与”“主观幸福感”测量模型可用于后续的测量和实证研究。

（五） 统计学方法

采用 SPSS26.0 统计软件对数据进行统计学分析，对数字融入、主观幸福感、社会参与进行相关性分析，采用 AMOS26.0 软件建立结构方程模型，用 Bootstrap分析法对社会参与在数字融入与主观幸福感之间的中介作用进行检验，并研究家庭经济水平、身体健康状况的调节作用。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三、 实证结果与分析

（一） 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本文数据来自 CGSS 问卷，该数据来源于被访者的自述，可能存在虚假共同变异，故采用 Harman 单因子检验法进行共同方法偏差检验，未旋转的探索性因子解释了总变异的 25.01%，低于 40%的标准，说明本研究不存在明显的共同方法偏差^[20]。

（二） 基本描述分析

结果显示，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综合得分为 13.2分。该问卷此板块为全球性调查，第一是澳大利亚，最后是南非^[21]。与其他被调查国家相比，中国老年人主观幸福感水平处于较低水平。老年人初级融入水平得分为7.82分（满分40分），中级得分为 1.60 分（满分 30 分），高级数字融入水平得分为 2.94 分（满分 20 分），综合数字融入水平得分为 19.74分。社会参与水平均低于中位数，结合我国老龄化现状，说明我国老年人社会参与较低。

（三） 相关性分析

对数字融入水平总分、社会参与总分、主观幸福感总分做相关性分析。结果显示，数字融入水平、社会参与、主观幸福感两两相关，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P<0.05，表1）。

^*：P <0.05。

（四） 模型拟合结果

对模型中健康素养与患者信任的路径进行分析，结果显示，数字融入→社会参与的标准化路径系数为 0.509（P<0.001），支持 H1；社会参与和数字融入均正向影响主观幸福感，标准化路径系数分别为0.166（P<0.001）、0.120（P <0.001），支持 H2 和 H3 （表2，图1）。

综合统计检验量的结果，可以得出结论：该模型的成品效果较好，可以确认该模型在当前数据集上表现出色，并且能够很好地解释观察到的数据 （表3）。

（五） 中介效应检验

本文运用Bootstrap方法，通过重复抽样生成容量为5 000的新样本，对原始数据进行统计分析，以评估中介效应的置信区间和假设检验。研究社会参与是否在主观幸福感和数字融入之间的关系中起中介作用。同时，采用MacKinnon的PRODCLIN2 方法对中介效应进行检验^[22]。

研究结果显示（表4），数字融入对主观幸福感的总效应值为0.021，中介区间为[0.016，0.028]，不包含0，说明总效应显著。数字融入对主观幸福感的直接效应值为0.013，中介区间为[0.003，0.022]，不包含 0，说明直接效应显著，即部分中介。数字融入对主观幸福感的间接效应值为 0.009，中介区间为[0.002，0.016]，不包含 0。Z 值等于间接效果的非标准化系数值/间接效果的标准误 =0.016/ 0.003>1.96，证明存在间接效果。 MacKinnon 的 PRODCLIN2的95%的置信区间均不包含0，说明中介效应显著。

由此可知，社会参与在数字融入对主观幸福感影响之间发挥一定的中介作用，为部分中介效应，中介效应占比为 42.9%（间接效应/总效应）。说明数字融入对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影响有42.9%是通过社会参与来实现的。

中介效应占比为42.9%。

四、 讨论

本文选择60岁及以上老年人为研究对象，通过构建结构方程模型，分析了数字融入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揭示了社会参与在二者之间的中介作用。

（一） 数字融入、主观幸福感和社会参与的关系

本研究结果显示，数字融入对社会参与有着显著积极影响，社会参与、数字融入对主观幸福感有着显著的促进作用。这与部分学者的研究结果一致^{[6，15，23]}，发现网络的使用对老年人主观幸福感有促进作用，社会参与对老年人主观幸福感有积极影响。

可能的原因是，通过数字技术，老年人可以获得更多的社交互动机会、资源访问和信息获取，从而显著提高他们的社会参与度。与他人的互动、建立联系和参与有意义的活动，为老年人提供了社交支持、情感满足和身份认同。数字融入水平的提升不仅为老年人提供了更多的机会和资源，还满足了他们的心理需求，直接提升了他们的主观幸福感。数字技术为老年人带来了多样化的学习、娱乐和社交体验，满足了他们的个人需求，使他们感到愉悦和满足。

（二） 社会参与在数字融入对主观幸福感影响中的中介作用

研究发现，社会参与在数字融入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中具有部分中介作用，中介效应占比为 42.9%。这表明数字融入除了对主观幸福感产生直接影响外，还会通过社会参与对主观幸福感产生间接影响，且数字融入对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影响有 42.9%是通过社会参与来实现的，与杜鹏等^[24] 的研究结论一致。

社会参与发挥中介作用的可能原因：数字融入水平的提高可以增加老年人与他人之间的社交互动和交流机会。通过社交媒体、在线社区或数字平台，老年人可以扩展社交网络、建立新的社交关系，老年人还可以分享自己的观点、经历和知识，获得认可和回应，增强了自尊心、自我肯定感和幸福感。

社会参与为部分中介效应的可能原因：除了社会参与和数字融入水平之外，可能还存在其他因素对老年人的主观幸福感产生直接或间接的影响。这些因素可能包括个人特质、身体健康状况、家庭支持、经济状况等。

（三） 建议

基于上述研究结果，研究建议如下。

第一，打造“互联网＋老人”模式^[25]，如社会可以提供针对老年人的数字培训课程，帮助他们学习使用互联网、社交媒体和在线支付等工具，提升数字素养。社会组织可以组织老年人社交活动，如社区聚会、兴趣小组等，为老年人提供交流互动的机会，减少社交孤立。政府可以制定数字包容政策，确保老年人也能够享受数字化带来的便利，例如提供无障碍的数字服务和培训计划。在公共场所、社区中建设方便老年人使用的数字终端设施，帮助他们接触数字世界，获取信息、交流和学习。

第二，鼓励老年人积极入网，且不再停留在表层的使用。对于身体较差的老年群体，更应该鼓励并帮助其使用互联网。子女可以提供数字培训支持，帮助父母学习数字技能，如使用智能手机、社交媒体和电子邮件。耐心指导他们了解现代科技，以便更好地融入数字化社会，还可以一起参加在线活动、游戏或学习课程，这不仅有助于老年人学习，也增进亲子关系。老年人也可以主动学习数字技能，参加培训课程，提高自己的数字素养，从而更好地适应数字化社会。鼓励老年人参加社交、文化和志愿者活动，积极参与社区事务，与人互动，丰富自己的社会生活。老年人应该保持学习的心态，不断更新自己的知识，参与各种形式的教育和培训，提高自己在数字时代的竞争力。

本研究仍存在一些不足。一是由于数据限制，采用的是 CGSS2017 年截面数据，研究结果可能无法反映当前数字技术和社交环境的变化。二是本研究只考虑了社会参与在数字融入与主观幸福感之间的中介作用，但数字融入可能通过多种途径影响主观幸福感。因此在未来的研究中，除了可以进一步采用面板数据来探究数字融入与主观幸福感之间的时间关系和因果关系，还可以考虑扩大研究范围，探讨其他中介变量在数字融入与主观幸福感之间可能产生的作用。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