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实施健康中国战略”^[1]，把健康中国建设全面上升为国家战略。二十大报告再次强调“推进健康中国建设”，“把保障人民健康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完善人民健康促进政策”^[2]。健康中国战略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对毛泽东关于公共卫生的重要论述的一脉相承和与时俱进。从毛泽东思想研究现状看，学界对于毛泽东公共卫生方面重要论述的挖掘和研究成果相对不多，在中国知网以“毛泽东/卫生”为关键词进行篇名检索，得到文章103篇（检索日期截至2023年11月21日），其中北大核心论文只有20篇，因此相对于毛泽东思想研究的其他领域，国内关于毛泽东公共卫生论述方面的研究薄弱。重温和深入研究毛泽东关于公共卫生的重要论述，对新时代开展具有中国特色的卫生健康工作具有指导意义，也是对毛泽东诞辰130周年的一种特殊纪念。

一、 毛泽东关于公共卫生的重要论述的形成背景

毛泽东关于公共卫生的重要论述的形成有其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马克思列宁经典作家的健康观是理论渊源，中国革命时期卫生实践、新中国建设面临复杂的国际国内环境、落后的医疗条件是其形成的时代背景，新中国公共卫生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卫生防疫实践是其发展演进的重要基础。

（一） 毛泽东关于公共卫生的重要论述形成的理论渊源

毛泽东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其关于公共卫生的重要论述是对马克思主义相关健康观的继承和发展。尽管马克思、恩格斯的经典著作中没有直接阐述有关人民医疗卫生健康的问题，更多的是基于批判资本主义的残酷剥削，论证无产阶级进行革命的必要性和必然性，但是其中大量描述了工人居住的环境状况。这促进了毛泽东关于公共卫生的重要论述，值得我们深入挖掘和研究。“工人常住的房子都在偏街陋巷和大院里。从光线、空气、清洁各方面来说，是不完善和不卫生的真正典型，是任何一个文明国家的耻辱。男人、妇女、儿童夜晚挤在一起······这些住房供水不良，厕所更坏，肮脏，不通风，成了传染病的发源地。”^[3] 马克思在大量著作中论述了工人的生活状况、阶级地位的不平等，资本家对剩余价值最大化的追求、对工人的残酷剥削等，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恶劣工作环境的罪魁祸首。恩格斯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中描述了工人的居住环境和城市的恶化，例如“全市人口中足有五分之一，即45 000人以上，住在狭窄、阴暗、潮湿而空气不流通的地下室里，这种地下室全城共有7 862个”^[4]，“全部垃圾和粪便倒到沟里面去”^[4]，“工人的孩子有57%以上不到五岁就死亡”^[4] 等。马克思、恩格斯认为保持一切价值的源泉即劳动能力本身，也就是保护无产阶级者。马克思呼吁实现社会经济以及生产力的发展，必须从根本上改善人民的生活水平，改善工人的卫生情况，站在最底层人民群众的角度去维护工人的生命安全与身体健康。

在马克思、恩格斯有关健康观的基础上，列宁针对苏联落后的社会状况制定了更为详细的医疗卫生制度和方针。十月革命胜利后，疫病的流行严重影响了当时社会主义的发展进程。列宁在苏维埃七大上指出：“降临到我们头上的还有第三种灾难，这就是吞噬着我们大批军队的虱子，斑疹伤寒······或者是虱子战胜社会主义，或者是社会主义战胜虱子。”^[5] 列宁重视对疾病的预防，同时向人们积极宣传、普及卫生知识，主张消灭传染源，开展群众性的爱国卫生运动，并通过增加经费和物质投入为医疗卫生事业提供保障，还建立了医疗卫生防疫工作制度，培养医疗卫生人才，加强卫生机构建设等。列宁在革命和建设时期有关医疗卫生工作的实践为毛泽东关于公共卫生的重要论述的形成指明了方向。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各种烈性、急性、慢性传染病肆虐，严重危害了人民的生命健康，也严重阻碍了社会的经济恢复和发展。毛泽东基于马克思、恩格斯以及列宁的医疗卫生观，制定了“面向工农兵、预防为主、团结中西医、卫生工作与群众运动相结合”的四大卫生工作方针，深入农村进行调查研究，把医疗卫生的工作重点放在农村，亲自领导爱国卫生运动。毛泽东关于公共卫生的重要论述系统形成，保障了人民的生命健康，有效改善了人民的生活环境。

（二） 毛泽东关于公共卫生的重要论述的时代背景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国际环境严峻，强敌环伺、危机四伏。毛泽东奉行“一边倒”的外交政策，与苏联以及新兴民族独立国家友好建交。与此同时，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帝国主义对中国报之以敌视的态度，形成了围堵中国的共识和包围圈。1950 年6月，美国的参战使得朝鲜内战演变成为一场大规模局部战争。美国利用战争将战火推进至中朝边境，中国出兵援助朝鲜，这场最强工业国和落后农业国之间的较量，以美帝国主义失败告终，但也使得“一穷二白”的新中国雪上加霜。美国还插手 1954年的台湾海峡危机问题，对台湾局势加以“干预”，试图分裂海岸两峡。除此之外，中印边界冲突对刚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发展也产生巨大影响。在该形势下，中国主要围绕社会主义国家和第三世界国家开展公共卫生外交^[6]。然而赫鲁晓夫推行的“强权强政”意在控制中国，两党意识形态上的分歧上升到国家关系问题，最终导致两国关系破裂。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在经济上对中国进口贸易进行封锁和禁运，政治上不承认中国领土主权，军事上煽动国民党的反动势力进行破坏，加之中印冲突，中苏关系破裂，系列问题使得党及领导人把关注点放在了如何维持来之不易的民族独立和打破帝国主义封锁的问题上，忽略了战争带来的医疗健康问题。在失去了苏联国际援助下，党和人民只能自力更生，自行开展医疗卫生工作，以解决医疗卫生问题，改善医疗工作环境。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由于医疗条件非常落后，再加上长期受战乱、天灾等因素的影响，国内疫病泛滥成灾，严重侵扰着人民群众的生命健康，当时中国人均预期寿命为35岁。国内的卫生工作面临着积贫积弱、疫病丛生、缺医少药的现象，给党和国家在卫生防疫工作方面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卫生防疫工作刻不容缓。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党和政府把重点放在城市建设及经济发展上，在落后的农业国进行粗放的工业化建设，重视重工业的发展，势必会带来严重的环境污染和生态保护问题。自然环境方面，工业化带来了城市废水、废气、废渣的任意排放，矿产资源的随意开采，森林植被的大量砍伐以及厕所、下水道、沟渠的严重堵塞等问题；而比工业污染更为严重的瞬时破坏和创伤是热兵器和生化武器对人类赖以生存的环境的毁灭性打击。这些天灾人祸带给人类的是重大的公共卫生事件和各种疫病的流行。当时卫生部长李德全作报告说，“我国全国人口的发病数累计每年约一亿四千万人，死亡率在千分之三十以上，其中半数以上是死于可以预防的传染病······”^[7] 传染性强、死亡率高的鼠疫和血吸虫病的流行让医疗卫生工作者十分棘手，而黑热病、肺结核、白喉、麻风等传染病也有流行，严重威胁着人民的生命健康，对生产力的发展产生不利影响。对城市建设过于重视，会忽略农村的卫生问题，蚊蝇跳蚤滋生、和家禽同吃同住、对卫生条件的不注重为疫病的流行提供了温床，甚至出现了“有屋无人住、有田无人种、蒿草遍地、荒冢累累”^[8] 的悲惨景象。在社会文化环境方面，广大人民群众刚从“三座大山”的压迫和剥削中解放出来，旧社会遗留下的封建迷信依旧盛行。人民生活贫苦不堪、文化教育事业落后、愚昧和无知并未根除。技术环境方面，医疗卫生条件很差，缺医少药是家常便饭，卫生工作人员不足。上述方面的缺失使国家无法应对疫病的流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内忧外患，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对中国的敌视，国内旧社会疫病的残留，自然环境的破坏，卫生习惯的缺乏养成，封建迷信现象的普遍，医疗条件的不足均使党和国家在卫生防疫工作方面需要与重大疫病进行长期的斗争，这为毛泽东关于公共卫生的重要论述提供了广泛的经验，同时也为今后的重大疫病的防治工作提供了基础方案。

（三） 卫生防疫的实践基础

早在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就重视医疗卫生问题。他说，“第一个问题是关心群众生活的问题 ······我们要胜利，一定要做很多的工作······解决群众的穿衣问题、吃饭问题、住房问题、柴米油盐问题、疾病卫生问题、婚姻问题”^[9]。井冈山时期我们党就建立了红军医院。毛泽东始终秉持“群众利益无小事”的原则，在不同历史时期根据社会情况制定了一系列有关卫生健康工作的方针、指示和政策，丰富了毛泽东关于公共卫生的重要论述。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百废待兴，经过 1949—1952年的努力，全国的卫生面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第一，各种疾病得到有效控制。要求县级以上政府组织代表、所有卫生人员参与群众防疫工作。“各县要求组织巡回防疫队，防治天花、鼠疫、流行性脑脊髓膜炎、麻疹、白喉、百日咳、猩红热等传染病，要求大力开展预防疾病宣传教育等”^[10]。各地建立检疫机构和寄生虫专业防治机构，实行传染病报告制度，对各种主要传染病实施免费疫苗接种。第二，城市环境、饮水和食品卫生治理大有成效。清运遗留的垃圾，建立基层卫生组织，开展大扫除运动，修建公厕，修整暗沟，从而改善城市环境；疏通下水道，封闭水质不良的水井，增设大量自来水饮水站；对从事饮食业的职工进行体检。第三，交通检疫工作相继完善。对各类进出口列车和国内外航班进行检疫。第四，农村卫生工作初步改进。1950年8月召开了第一届全国卫生会议，制定了“面向工农兵”“预防为主”和“团结中西医”的三大卫生工作方针。除此之外，在全国发起禁娼行动。从传染源头抓起，治疗娼妓性病，并且重视抗梅毒工作。在反对美国细菌战的同时掀起了全国性的爱国卫生运动热潮。1952年12月召开了第二届全国卫生会议，毛泽东为会议题词，“动员起来，讲究卫生，减少疾病，提高健康水平，粉碎敌人的细菌战争”^[11]，将“卫生工作与群众运动相结合”列为卫生工作的第四大方针。经过三年的艰苦卓绝努力，国家经济有所恢复。卫生事业也纳入了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国家计划之中。与此同时，农村的预防保健工作有序开展：推行合作医疗制度、三级医疗卫生网、赤脚医生制度、六二六指示等，并且发动了以除“四害”为中心的爱国卫生运动。天花得以消灭，性病得以控制。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导致了生产的倒退，外加自然灾害、苏联撤援等，直到1960年“调整、充实、巩固、提高”八字方针的提出和采取相应措施，整体经济才得以恢复。“文化大革命”期间，卫生防疫工作也受到冲击，加之大量人口的不正常流动，导致流脑、疟疾、流行性乙型脑炎等传染病的发病和传播，各种疫情的回升使得中央再度重视卫生防疫工作，1970年再度大面积灭螺进行血吸虫病的防治；发挥“灭鼠拔源”的精神进行鼠疫的防治；在农村开展以“两管五改”为中心的爱国卫生运动。毛泽东立足于从实际出发，其卫生实践经验为中国特色卫生事业发展奠定了基石。

二、 毛泽东关于公共卫生的重要论述的主要内容

（一） 高度重视公共卫生政策，把卫生、防疫和一般医疗工作看作一项重大的政治任务

毛泽东对医疗卫生工作做了新定位，将其提到了政治任务的高度。他指出，“必须把卫生、防疫和一般医疗工作看作一项重大的政治任务，极力发展这项工作”^[12]。由此可见医疗卫生工作的重要性。

第一，重视医疗卫生工作的革命性。早在1931年中国共产党就在江西瑞金创办了第一所工农红军军医学校，毛泽东将建立医院的思想付诸行动，在 《论联合政府》中提出“应当积极地预防和医治人民的疫病，推广人民的医药卫生事业”^[13]。医疗卫生工作是巩固革命根据地、夺取革命胜利的重要保障。毛泽东高度重视医疗卫生工作，将之视为革命的重要工作。他认为，归根结底医疗卫生服务要为革命服务；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面对各种疫病流行，卫生工作要作为移风易俗、改造国家的政治大事来抓。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的人民刚从“三座大山”的剥削和压迫中解放出来，旧思想和陋习尚有遗留，加之经济、文化的落后，出现病痛求助于“牛鬼神蛇”的现象很是常见。因此，必须先破除迷信，加强对医疗卫生知识的宣传和普及。朱德在1950年召开的第一届全国卫生工作会议上提出：“加强卫生预防工作，在文化教育方面推广宣传、普及卫生常识，把卫生工作推广到广大的人民中间去，并依靠群众来做，才能把卫生工作做好。”^[14] 这一时期党中央贯彻毛泽东的指示，制定颁布了一系列重要文件，如1952年的《中央宣传部关于防疫宣传工作的指示》，1956年的《卫生部关于加强卫生宣传工作的指示》以及1960年的《中央关于卫生工作的指示》，大篇幅提到了卫生宣传动员工作对卫生防疫的重要性。毛泽东关于公共卫生的重要论述不仅为革命和建设服务，还要为人民健康服务。

第二，加强对医疗卫生工作的领导。首先，加强党和政府对医疗卫生工作的领导。毛泽东指出， “各级党委对卫生、防疫和一般医疗工作缺乏注意是党的工作中的一项重大缺点，必须加以改正。”^[11] 必须充分发挥领导干部的引领作用，带领群众认识问题、解决问题。毛泽东在理论分析的同时，还进行了实地考察，亲自到兴国县的长冈乡进行卫生运动调查，发动爱国卫生运动，指出“如长冈乡一样，发动广大人民群众的卫生运动，减少疾病以至消灭疾病，是每个苏维埃的责任”^[15]。在应对血吸虫病的问题上，1955—1957 年连续三年召开血吸虫病的全国工作会议，并于 1958 年全面消灭了血吸虫病，成为世界血吸虫病防治史的里程碑事件。此外，要求加强医务工作者、党委、群众的三方协作。卫生、防疫和一般医疗工作不仅是医务工作者的责任，还需要社会各方力量的协作，从而实现卫生防疫效果的最大化。毛泽东要求医疗资源重心下沉，高级干部等亲自挂帅，到群众中去，发动群众，各方协作配合，使医疗卫生工作更好、更快地发展。

（二） 坚持新中国公共卫生政策的基本价值取向：人民性和公益性

第一，坚持医疗卫生工作的人民性。1950年8月第一届全国卫生会议制定了“面向工农兵”“预防为主”“团结中西医”的卫生工作方针。“面向工农兵” 指明了我国医疗卫生工作所服务的对象。毛泽东强调“一切为了人民健康”是卫生健康工作的宗旨，要求各方协作不遗余力地消除妨碍人民健康的各种迷信、陋习、环境等，更要积极地预防和治疗疾病，实行医疗卫生工作的人道主义。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重视回答好“我是谁、为了谁、依靠谁”这个重要问题，把人民性烙印在心中。关于“我是谁”的问题，毛泽东要求领导干部站在政治高度重视卫生工作，坚持动员和依靠社会各方力量进行综合防治。关于“为了谁”的问题，毛泽东指出，“中国百分之八十五的人口在农村，不为农村服务，还叫什么为人民服务”^[16]，他作出了“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的指示，指出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是社会发展的一个基本环节，人民健康问题作为医疗卫生事业的中心问题，党和国家必须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工作宗旨。关于“依靠谁”的问题，一切依靠人民群众，人民群众的智慧和力量是无穷大的，要积极号召、发动人民群众，充分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能动性和创造性。1949年察哈尔省暴发的鼠疫打响了“新中国疫病第一战”，中央人民政府在设立专业鼠疫防治站的同时，还发动大量群众进行捕鼠、灭蚤，防治队伍的工作人员从195人增加到447人。除此之外，通过从外部铲除疾病产生的土壤、从内部增强广大群众抵御疾病的体魄两个方面，动员人民群众进行爱国卫生运动和加强体育锻炼，为人民群众防疫打下基础。

第二，惠及医疗卫生工作的公益性。党和政府强调坚持疫病防治的公益性定位，把公益性写在医疗卫生事业的旗帜上。早在 20 世纪 50 年代初，便把医疗卫生事业定位为“人民福利事业”。毛泽东强调医务工作者要发扬白求恩“甘于奉献、实行革命的人道主义”精神，担当为广大人民群众做好服务的神圣职责；强调政府切实关注医务工作者和患者各方的利益，不能走全盘商业化、市场化的路子； 医疗服务的收费问题和医务工作者的薪资也并无直接关系。国家对医疗机构实行统收统支政策，对医疗机构的收入、基建费和职工工资的支出实行收支两条线管理。加大医疗卫生经费投入，为医疗工作奠定了物质基础^[17]。把医疗工作重点放在农村，以3%的国内生产总值（GDP）将人们的预期寿命从 1949年的35岁提高至 1975 年的 69 岁。除此之外，还严格把控药品和医疗服务价格，国家自身采购研发药品，对药品统购统销，将药品价格维持在一个较低水平，使广大人民群众能看得起病、买得起药； 把控医疗服务价格，曾在 1958 年、1960 年、1966 年三次降低收费标准。毛泽东指出，“药品医疗不能以赚钱不赚钱来看，一个壮劳力病了，给他治病不要钱，看上去赔钱，可是他因此能进行农业和工业生产，你看是赚是赔？”^[18]。毛泽东强调不以营销为目的，将医疗卫生工作惠及最广大人民群众，保障医疗服务的公平性和普及性。

（三） 重视把公共卫生重心落实到农村基层，坚持中西医结合的方针，建立以公平为核心的公共卫生保障体系

第一，注重医疗卫生工作的科学性。毛泽东早在第一届全国卫生会议上便提出在全国农村设立县、区、村三级卫生院，从而改善农村缺医少药、看病困难的问题，这也为形成农村三级医疗卫生保健网打下基础。在医疗卫生保健网中，第一级为村卫生院。相当于医疗保健网的前哨，承担村民的基础保健和卫生宣传工作，尽量做到村民小病不出队。第二级为区卫生院。相当于医疗保健网中的枢纽，连接县卫生院和村卫生院，向上对县卫生院报告医疗防治情况，向下培养和指导村卫生人员，尽量做到大病不出社。第三级为县卫生院。相当于医疗保健网的中心，对全县的医疗卫生技术提供指导和培训卫生人员，尽量做到重病不出县。三级医疗保健网分工明确、相互协作，缓解了农村的看病就医压力，提高了医疗卫生工作的效率。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农村的医疗卫生保健网于 20 世纪 60 年代初期基本确立，极大地改善了农村的卫生面貌。医疗卫生保健三级网的建立还远远不够，各卫生院缺少医疗卫生工作人员，毛泽东在察觉到农村城市医疗资源分配不均时，提出了“六·二六”指示，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大量城市卫生人员被抽调到农村，在农村培养能为贫中下农看病的乡村医生。1968年《从“赤脚医生”的成长看医学教育革命的方向——上海市的调查报告》和《深受贫下中农欢迎的合作医疗制度》两篇文章的发表使得“赤脚医生制度”和“合作医疗制度”深受好评。赤脚医生主要通过村卫生院集训和在实践中培养两种方式进行，主要构成人员是贫下中农的子女，通过掌握基础的中、西医知识，对一些基础的常见病进行防治。“赤脚医生肩挎医药包手拿镐，保护着农民的健康。现在，他们是中国农村不可缺少的人。”^[19]赤脚医生承担医疗保健网最基础的任务，例如健康教育、知识宣传、资料下发等，若遇到不能解决的问题便会求助于当地医院。合作医疗制度的兴起以长阳县的覃祥官为领军人物，他有感于农民无钱就医，辞去“铁饭碗”，创办了第一个合作医疗试点，即农民每人每年交1元合作医疗费用，村里从集体公益金中人均提留5角钱作为合作医疗基金。除个别慢性病患者需要常年吃药外，群众每次看病只交 5 分钱的挂号费，吃药不要钱了^[9]。他还组织村民小组自行开垦种植草药，减少合作医疗的开销，做到 “有病早治，无病早防”。后经大力宣传，全国农村纷纷效仿。农村赤脚医生制度在当时中国特殊的比较落后的经济条件下，基本解决了广大农村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为农民健康做出了重要贡献，也得到联合国卫健委的表彰和肯定。

第二，提出医疗卫生工作的中西医结合方针。中国对世界有三大贡献：第一是中医。从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到新中国成立很长一段时间里，医疗干部、人民群众对中医的偏见是根深蒂固的。当时西方医药体制占据中国的基本市场，对疾病起到预防和治疗作用的中医一直受到打压和排斥。但毛泽东认为“中医的宝贵经验必须加以继承和发扬，对其不合理部分要去掉”^[20]，提倡发展中医并非全盘吸收和继承，而是取其精华、弃其糟粕。毛泽东强调党和政府必须重视中医的发展，在北京、上海、成都、广州等多个医院设立中医门诊，可以参与报销。他创办中医学院，为国家培养了大量的医务工作者。除此之外，还鼓励西医参与中医的学习， 1958 年毛泽东指出，“卫生部党组的建议在最后一段，即今后举办西医离职学习的中医的学习班，由各省、市、自治区党委领导负责办理”，到1960年为止，全国西医离职进而转战中医的学习班共有 27 个，学员人数高达2 300余人。组织专家对古籍进行翻新并编写新的教材，为中医学科研究提供更多范本。毛泽东曾在谈到关于中医的发展的问题时指出，“中医是对全世界都有着重要贡献，那种重视新来的外国东西，轻视本国的东西，看不起中医的思想作风是‘很坏的，很恶劣的’。”^[21] 毛泽东强调中西医并重，实行中西医结合。“团结中西医”的方针一经提出，获得了党和人民的大力支持和一致好评。中医是在农业、手工业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西医是在近代工业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中医可以在西医的基础上研究中国的传统医学文化，西医也需借鉴中医，形成适合中国的新的医药体系，二者携手共进，相得益彰。毛泽东指出，“西医也有不正确的地方，也有机械唯物论，将来发展只有一个医，应该是唯物辩证法指导的一个医”^[19]。中西医要互相学习，尝试打破宗派主义，“如果先学了西医，先学了解剖学、药物学等等，再来研究中医、中药，是可以快一点把中国的东西搞好的”^[22]。毛泽东认为不仅西医需要学习中医，中医也要了解和重视西医，“对于一些经历较充沛、有一定经验的中医，应给予自然科学知识的教育，如物理、化学、生物细菌学、解剖学、生理学等”^[23]，以发挥彼此的优势，从而达到治病救人的效果。

三、 毛泽东关于公共卫生的重要论述的时代价值

2019 年突发的新冠疫情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传播速度最快、感染范围最广、防控难度最大的一次公共卫生事件。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亲自部署、指挥作战，打赢了这场总体战、阻击战、保卫战。习近平总书记坚持把保障人民健康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作出“全面推进健康中国建设”的重大决策部署，其“健康中国战略”也是治国理政思想的重要部分。习近平健康中国论述中的以人民为中心、预防为主、充分发挥中医药独特功能等都是对毛泽东关于公共卫生的重要论述在新时期的创造性应用和发展。因此，重温毛泽东关于公共卫生的重要论述在新时期仍然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时代启示。

（一） 毛泽东关于公共卫生的重要论述的理论价值

1 . 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健康观的内容

毛泽东关于公共卫生的重要论述是在马克思主义健康观的基础上产生的，立足于中国的具体国情，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健康观的内容，形成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健康观。马克思、恩格斯指出，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资本是根本不关心工人的健康和寿命的”^[23]，批判资本家剥削下造成的工人的劳动异化，认为工人生活环境是影响工人身体健康的重要因素。马克思、恩格斯站在广大无产阶级的立场上，呼吁保障广大人民群众生命和健康，强调人民的健康问题是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最基本的保障，倡导通过颁布强制性法律来改善工人的居住环境；通过“工作日的正常化”维护工人自身权益、增加收入；通过改善不公平的医疗机制来惠及工人的医疗服务等。毛泽东并非对马克思主义健康观进行生搬硬套，而是有选择、辩证地结合中国当时的具体健康问题，形成了关于公共卫生的重要论述，从而推动了新中国卫生健康事业的不断发展。“面向工农兵”的卫生工作方针指明了党和国家卫生工作的方向；“预防为主”的卫生工作方针强调不仅要治病，还要治未病；“团结中西医”的卫生工作方针表明要唯物辩证用一个医；“卫生工作与群众运动相结合”的卫生工作方针强调人民群众为健康运动注入了鲜活的力量。毛泽东关于公共卫生的重要论述是对马克思健康观的系统阐述和实践运用，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健康观。

2 . 构成了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毛泽东思想的内涵丰富，涵盖面广，包括革命、建设、军事等理论内容，其中关于公共卫生的重要论述是毛泽东关于人民健康问题的具体阐述，也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从研究现状看，不是说这一问题不重要，而是之前学者可能相对忽视，今后需要加强研究。

换言之，毛泽东公共卫生思想构成了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贯穿于其医疗卫生思想中。首先，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毛泽东在应对疫病问题时从中国实际出发，对症下药，治病救人。其次，坚持群众路线。毛泽东提出， “一切为了人民健康”是卫生健康工作的宗旨，号召广大人民群众，发动爱国卫生运动，做到群防群治。最后，坚持独立自主。党和国家依靠人民群众，独立自主地完成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重要使命，极大地维护了人民的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面向工农兵” 强调医疗卫生工作的普及性和公平性，逐渐解决了广大人民群众“看病难、就医难”的问题；“预防为主，防治结合”有效完成了除四害和防治血吸虫病等任务，极大维护了人民的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团结中西医”为治疗疾病提供了具有辩证思维的科学治疗方法，推进了人民健康愿望的实现；“卫生工作与群众运动相结合”提高了群众参与卫生运动的积极能动性。毛泽东关于公共卫生的重要论述蕴含着毛泽东推进人民健康工作的具体表现，其创造性的观点和内容不仅解决了当时中国的实际医疗问题，还满足了人们对医疗服务的基本需求，属于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3 . 奠定了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时期中国卫生健康理论体系的基石

毛泽东关于公共卫生的重要论述的形成和发展始终伴随着中国革命和建设，在保障民生问题上发挥着巨大作用，也为后续不同时期党和国家有关健康理论体系的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础，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改革开放进入新时期，国家的经济和人民的生活水平提升到前所未有的新高度，经济的发展伴随着许多新问题的产生：市场充斥的假冒伪劣食品导致病从口入风险的增加；财政投入的不足引起医药费用的虚增；农村的“低收入—低卫生服务需求—低卫生服务利用—低健康保障—低收入”^[16] 的恶性循环导致积贫积弱的现象普遍。在改革的浪潮中，原有的公共卫生体系受到新的挑战，公共卫生体制逐渐被边缘化，轻视公共卫生的现象逐渐凸显，邓小平基于毛泽东关于公共卫生的重要论述，推陈出新，建立了现代化的公共卫生体系。在经历了1988 年的“甲肝”重大卫生事件后，我国加大了对公共卫生体制建设的决心，形成了中央、省、市、县四级的疾病预防控制体系和卫生监督体系。通过机构、法制、机制多方面的完善来支持和应对突发事件。江泽民提出“为人民健康服务，为现代化建设服务”是新时期的卫生工作指导方针。胡锦涛指出，“医疗卫生事业关系亿万人民健康，关系千家万户的幸福”，强调要为广大人民群众提供最基本的医疗保健，惠及所有人，保障人民最基本的生命健康权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更是将健康问题放在首要地位，曾多次强调“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始终是第一位的”^[24]，将健康中国提到了战略地位的高度。尤其是新冠疫情以来，党和政府自觉将人民的健康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紧密联系在一起，全力保障人民的健康。纵观各届中央领导核心对人民健康事业的重视，可见人民健康问题是关系国家生计的大事。各届领导人在卫生工作上的重大举措都离不开对毛泽东关于公共卫生的重要论述的具体运用，都发展和体现着毛泽东关于公共卫生的重要论述和观点。

（二） 新时期毛泽东关于公共卫生的重要论述的时代价值

1 . 以保障人民健康为中心，坚持和发挥党的领导核心作用

“现代化最重要的指标还是人民健康，这是人民幸福生活的基础。”^[25] 进入新时代，人们对美好生活的需求要求党和政府对人类卫生健康事业做出更大、更多的贡献，以保障人民健康为中心，坚持和发挥党的领导核心作用。首先，必须毫不动摇地坚持党对卫生健康的全面领导。2016年10月印发的《“健康中国 2030”规划纲要》，充分体现了党和政府在卫生健康工作上的新思路和新观点，凸显人民卫生健康问题不仅是民生问题，更是政治问题，是治国理政的一个突出环节。其次，必须毫不动摇地坚持党对卫生健康的工作方针。医疗卫生事业在党的领导下大步发展，尤其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的四大卫生工作方针，使中国形成了世界称赞的“低收入、广覆盖、预防为主、群防群治”的医疗卫生的“中国模式”。进入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以基层为重点，以改革创新为动力，预防为主，中西医并重，将健康融入所有政策，人民共建共享”的卫生方针，为新时期推进卫生健康工作指明前进方向。

2 . 完善乡村医疗卫生体系，推进乡村振兴

“没有全民健康，就没有全面小康。”^[26] 医疗卫生服务直接关系人民身体健康。要推动医疗卫生工作重心下移、资源下沉，推动城乡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均等化。为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落实新时代党的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必须把农村医疗卫生工作摆在乡村振兴的重要位置，从而推动重心下移、资源下沉，让广大农民群众获得公平、高效、系统的医疗卫生服务。第一，发挥党和政府的领导组织能力。保障人民健康的医疗卫生事业要发挥其公益性属性，加强四级医疗防护网服务保障工作，改善基本医疗设施条件，推进各级医疗服务的综合服务、应急处置以及疫情防控能力，将资源整合和配置优化落实到位。第二，打造专业的医务人才队伍。把工作重点放在农村，就要立足于农村医生的现状，因地制宜地引进人才，加大对农村医疗卫生工作者的培养力度和经费投入，将培养医疗卫生人才摆在重要位置。第三，提高农村医疗保障水平。持续健全基本医保、大病保险、医疗救助三重制度综合保障机制。加强对医保制度的监测，减少骗保套保等违法行为。第四，定期开展送医下乡，开展高水平医生专家的乡村行动。

3 . 中西医并重，充分发挥中医药独特优势

“要促进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坚持中西医并重和优势互补，建立符合中医药特点的服务体系、服务模式、人才培养模式，发挥中医药的独特优势。”^[25] 一方面，强调中西医并重，推动二者优势互补，协调发展。西医缺乏对人体机能适应性的长期考虑，现代化的生化指标检测忽视人的特殊性和整体性，但西医见效快、疗程短，实践背后有大量的数据和理论作支撑。中医在中药材品质上难以把控，对于很多药物的认识缺少理论数据的支持，但中医能全方位调节人体机能，对于西医无法医治的类似过敏性鼻炎、哮喘等疾病可以药到病除。因此，对二者进行优势互补，辩证地成为一种“医”，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卫生健康事业的独特优势和显著特点。另一方面，强调充分发挥中医药独特优势。中医药学作为中国古代科学的瑰宝，其传播和影响力日益增大。首先，要切实提高中医药服务能力，充分发挥中医药在临床、预防、康复领域的主导、核心作用。其次，发展中医养生保健和治未病的作用，主要包括中医健康咨询指导、养生药膳、健康干预调理、健康教育等。最后，推进中医药继承创新，从而推动中医药事业理论和实践的齐头并进。

4 . 深化医疗体制机制改革，推进医疗体制现代化

医疗体制改革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关系到民生大计。党和国家要深化体制机制改革，推进医疗体制现代化。首先，加强对健康政策的宣传工作，推进健康进万策。加强各行各业的沟通协作，从而形成健康的大合力。例如，各民生单位要加强和完善公共安全体系，呼吁民众加强体育锻炼；环境保护相关部门继承和发扬爱国卫生运动的优良传统。其次，全面深化医药卫生工作体制改革。新时期党和政府仍需加快建立更加成熟稳定的医疗卫生制度，有效控制医药费用的不合理增长，划分好各级医疗卫生的本职工作和权力。最后，完善健康的多元筹资机制。建设健康中国要兼顾资源不充分、经济欠发达的地区，中央在医疗卫生方面的经费投入应向其倾斜。除此之外，还需调动各社会组织的力量，大力发展慈善事业，加大对健康事业的投入力度，形成多元筹资格局。

健康是广大人民群众的共同追求。在毛泽东诞辰130周年的今天，深入探讨和挖掘毛泽东关于公共卫生的重要论述没有过时。对于建设健康中国、提高国家治理现代化，毛泽东关于公共卫生的重要论述仍然具有深远的指导意义。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