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联网+”时代，伴随着大量网络健康信息的出现，电子健康素养的概念也应运而生，电子健康素养是指个体搜集、评价及应用网络健康信息的能力^[1-2]。医学生是全民健康的主体人群，也是维护全民健康的主力军，提高医学生的电子健康素养水平有助于提升其健康素养和专业水平，进而在为他人提供健康服务并传播健康知识中发挥重要作用^[3]。电子健康使用互动模型^[4] 从宏观层面和微观层面分析电子健康素养的影响因素，不仅从人口学特征上关注电子健康素养的影响因素，还从动机因素及效能因素解释和预测个体电子健康的影响因素，具有一定的理论和实践意义。目前国内外学者将此模型广泛应用于不同人群电子健康素养的影响因素分析和干预研究^[5-7]，但应用于医学生群体的研究较少。基于此，本研究以电子健康使用互动模型为理论框架，从变量差异、动机因素、效能因素深入分析医学本科生电子健康素养的影响因素，旨在为提升医学本科生电子健康素养水平提供理论依据。

一、 对象和方法

（一） 调查对象

1 . 研究对象

于 2022 年 9—12 月，采取分层整群抽样方法，抽取安徽省三所医学本科院校一至四年级的医学本科生为研究对象。本研究共发放问卷 2 300 份，全部收回，有效问卷2 260份，有效率98.26%。

2 . 研究模型及假设

电子健康使用互动模型^[4]，从倾向特征、健康信息定位、健康信息效能三个方面探究个体电子健康素养的影响因素。倾向特征，即变量差异因素，包括社会地位、个性特征、人口学特征等；健康信息定位是指使用电子健康的动机因素；健康信息效能是指使用电子健康的效能因素。本研究根据张筱晗^[5] 对电子健康使用互动模型的理论解读，在传统模型的基础上，结合医学生实际情况，对变量差异进行补充完善；对动机因素进行补充，保留原有的健康自我管理能力，增加了自觉健康重要性和自评健康状态，两者也是促进个体采取积极健康行为的重要因素；将效能因素中的一般自我效能感，更换为网络自我效能感，与一般自我效能感不同，网络自我效能感属于特定自我效能感，是个人对自己使用互联网完成各项任务的信念，有利于提升个体使用电子健康的行为水平（图1）。

（二） 调查工具

1 . 一般资料调查表

一般资料调查表包括性别、年龄、专业、年级、自评健康状态、对健康的态度、父母亲受教育程度等。

2 . 高校学生电子媒介健康素养量表

采用上海复旦大学唐增等^[8] 编制的高校学生电子媒介健康素养量表，该量表包括电子媒介健康获取能力、电子媒介健康评价能力以及电子媒介健康实践能力3 个维度，共20个条目。本研究中总量表 Cronbach’s α为 0.918，各分量表的 Cronbach’s α为 0.823~0.902。

3 . 成年人健康自我管理能力测评量表

采用赵秋利等^[9] 编制的成年人健康自我管理能力测评量表，该量表包括健康自我管理行为、健康自我管理认知和健康自我管理环境3个分量表，共 38 个条目。本研究中总量表Cronbach’s α值为0.933，各分量表的 Cronbach’s α为0.889~0.898。

4 . 大学生网络自我效能感量表

采用由刘小燕^[10] 编制的大学生网络自我效能感量表。该量表包括网络能力感、环境把握感和行为努力感3个维度，共20个条目。本研究中总量表 Cronbach’s α为 0.876，各分量表的 Cronbach’s α为 0.856~0.878。

（三） 统计学方法

采用 SPSS 27.0 对数据进行分析处理。对不同特征的医学生电子健康素养水平进行单因素分析； 以电子健康素养总分为因变量，以单因素分析中有统计学意义的变量为自变量，对医学本科生电子健康素养的影响因素进行多元线性分层回归分析，构建多元线性分层回归模型；以效能因素（网络自我效能感）为中介变量，动机因素（健康自我管理能力）为自变量，电子健康素养为因变量，验证网络自我效能感在电子健康素养与健康自我管理能力之间的中介效应，检验水准α= 0.05。

二、 结果

（一） 一般情况

2260 名调查对象年龄 17~24 岁，平均年龄 （19.71±1.31）岁。其中男生 980 人（41.50%），女生 1 380 人（58.50%）；大一至大四分别占比 31.70%、 23.10%、25.50%、19.70%；农村户籍占比较高（60.50%）； 大部分学生自评健康状况较好（67.60%）；认为健康更重要以及健康和学习均重要两者比例接近 （49.60%、47.0%）；父母亲的受教育程度大部分为初中及以下（58.80%、67.0%）；大部分学生自评学习压力一般（66.40%）。

（二） 电子健康素养得分情况

本次调查显示，医学本科生电子健康素养总分为（73.58±10.89）分。各维度中，电子媒介健康获取能力维度条目均分最高，电子媒介健康实践能力维度得分最低（表1）。

（三） 不同特征医学本科生电子健康素养得分比较

电子健康使用互动模型下，不同性别、生源地、年级、是否接触健康促进类课程、是否独生子女、自评健康状态、对健康的态度、父母受教育程度、健康自我管理能力以及网络自我效能感的医学本科生电子健康素养得分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不同专业医学本科生电子健康素养得分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表2）。

（四） 医学本科生电子健康素养影响因素的多元线性分层回归分析

以医学本科生电子健康素养总分为因变量，以单因素分析中有统计学意义的变量为自变量，根据电子健康使用互动模型，对医学本科生电子健康素养的影响因素进行多元线性分层回归分析。自变量赋值情况见表3。模型 1 考察性别、生源地、年级等变量差异因素对医学本科生电子健康素养的影响。模型2 加入了动机因素，结果显示模型1中变量差异的影响被削弱，其中健康自我管理能力的影响力最显著（β= 0.376）。模型 3 在模型 1 和模型 2 的基础上，加入了效能因素，结果显示，模型 3 预测能力最强，达到 50.4%。其中，医学本科生电子健康素养的影响因素作用效果由大到小依次为：网络自我效能感（β= 0.444）＞健康自我管理能力（β= 0.204）＞自评健康状态（β=0.154）＞年级（β=-0.089）＞是否接触健康促进相关课程（β =0.079）＞ 性别（β = 0.059）＞母亲受教育程度（β=-0.058）＞对健康的态度（β= 0.021）＞是否独生子女（β=-0.020）（表4）。

（五） 网络自我效能感在健康自我管理能力和电子健康素养之间的中介效应

为进一步探讨电子健康使用互动模型各变量间是否存在路径关系，本研究假设效能因素（网络自我效能感）在动机因素（健康自我管理能力）与电子健康素养之间起着部分中介作用。采用温忠麟等^[11] 因果逐步回归法（改良）进行检测。假设电子健康素养是因变量（用Y 表示），动机因素（健康自我管理能力）是自变量（用 X 表示），中介变量是网络效能感（用M 表示）。依次进行3次回归分析，建立3个回归模型，P值均小于0.001，提示3个回归模型均具有统计学意义。

由表5可知，由于网络自我效能感的介入（模型 3），健康自我管理能力对电子健康素养的主效应由 0.555下降至 0.419，提示网络效能感在健康自我管理能力与电子健康素养之间起着部分中介作用。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比值=0.424×0.225/0.555×100% = 17.19%。

三、 讨论

（一） 医学本科生电子健康素养的现状分析

本研究结果显示，医学本科生电子健康素养得分为（73.58±10.89）分，处于中等水平，与崔光辉^[3]、吴琼^[12] 等对大学生电子健康素养调查的结果一致，提示医学生的电子健康素养水平与预期值存在一定的差距，尚有一定的提升空间。各维度分析，医学本科生的电子媒介健康获取能力维度得分较高，而电子媒介健康实践能力维度得分较低，与国内外学者的研究结果一致^[12-13]。在“互联网+”背景下，面对错综复杂的网络信息，同时缺乏有效指导和帮助，大学生对网络电子健康信息的有效评价和运用能力普遍欠缺^[14-15]。

（二） 医学本科生电子健康素养影响因素的多元线性分层回归分析

本研究分层回归分析结果显示，电子健康使用互动模型下，动机因素和效能因素对医学本科生电子健康素养的解释力较强。

1 . 变量差异对医学本科生电子健康素养的影响

接触过健康促进类相关课程的医学生电子健康素养水平较高，与Paek等^[16] 研究结果一致；母亲受教育程度越高，其子女的电子健康素养水平越高，与孟舒娴^[17]、黄素芹^[18] 等研究结果一致。值得关注的是，本研究中，方差分析显示父亲受教育程度是医学生电子健康素养的影响因素，但在多元线性分层回归分析时，父亲受教育程度并未进入回归方程模型，这与吴琼等^[12] 的研究结果不一致，可能因为本研究中女生占据绝大多数，母亲对其健康行为的建立发挥了积极影响，父亲的贡献率相对较小，未进入回归方程。此外，高年级、独生子女以及男生的电子健康素养水平较高，与牛振宇^[19]、刘晓^[20]、Liu^[21] 等研究结果一致。

2 . 动机因素对医学本科生电子健康素养的影响

本研究结果显示，在引入动机因素后，变量差异因素对电子健康素养影响被削弱，动机因素可以解释电子健康素养总体变异的15.3%。提示在提升医学本科生电子健康素养水平时，应充分激发其维护自我健康的行为动机。其中影响最显著的是健康自我管理能力，其次是自评健康状态，最后是对健康的态度。健康自我管理水平越高的医学生，其电子健康水平也越高，与国美娥^[22]、徐丹丹^[23] 等研究结果一致。健康自我管理能力强的个体通常能够采取积极的健康促进行为，激发个体主动寻找健康资源维护并促进自身健康^[24-25]，而在搜集和使用健康资源的过程中，增强了个体获取、评价和利用网络健康信息的能力，进而有助于提升个体的电子健康素养水平^[26]。

自评健康状况影响个体的电子健康素养，与徐丹丹^[23]、李少杰^[27] 的研究结果一致。自评健康状态作为使用电子健康素养的动机因素之一，是指个体对自身身体状况、心理状况及社会功能的综合评价^[28]。自评健康水平较高的个体往往具备较强的健康观念和健康意识，从而能够主动地搜寻、使用网络健康资源，维护和促进自身健康，因此电子健康素养较高。对健康的态度也会影响到个体的电子健康素养，与相关研究一致^[27-29]。对健康的态度也是使用电子健康素养的动机因素之一，对健康持有积极和肯定态度的个体，其健康促进行为的执行情况较好，对网络健康资源的评价能力和实践能力也较强，其整体的电子健康水平也会较高。

3 . 效能因素对医学本科生电子健康素养的影响

本研究结果显示，在加入效能因素后，动机因素的影响变弱，动机因素解释医学本科生电子健康素养总体变异的 15.5%。模型 3 的整体解释力最强，达到50.4%。效能因素中网络自我效能感越好，其电子健康素养水平越高，提示应重点关注医学本科生的网络自我效能感。网络自我效能感作为使用电子健康素养的效能因素，属于特定自我效能感的范畴，是指为实现个人某种使用目的，组织与操作网络行为能力的信念^[30]。研究表明，网络自我效能感与网络健康信息搜寻行为存在正相关。网络自我效能感高的个体更倾向于积极使用互联网开展健康信息搜寻活动^[31-32]。

此外，依据电子健康使用互动模型，电子健康素养较高的个体，往往使用电子健康素养的动机较强，使用电子健康素养的自我效能感也较高，三者之间的交互作用促进了个体电子健康素养的有效提升，有利于个体健康促进行为的实现。

（三） 网络自我效能感在健康自我管理能力和电子健康素养之间的中介效应

本研究结果显示，网络自我效能感在健康自我管理能力和电子健康素养之间起着部分中介作用。一方面，个体的健康自我管理能力水平，直接影响其电子健康素养水平，健康自我管理充分强调发挥个体主观能动性以维护健康，健康自我管理能力强的个体，健康责任意识较强，从而有助于提升其电子健康素养；另一方面，健康自我管理能力通过影响网络自我效能感，间接影响电子健康素养，健康自我管理能力较强的个体，往往更易于开展网络健康信息搜寻行为，网络健康信息搜寻行为是指个体基于互联网环境开展一系列与健康相关的信息搜寻活动^[32]，而网络健康信息搜寻行为与网络自我效能感显著相关。个体网络自我效能感水平越高，使用互联网搜寻健康信息的意愿越强，搜寻频率越高^[33]，进一步提升其电子健康素养水平。

四、 建议

（一） 高校相关部门积极构建网络健康知识平台

切实提升医学生的电子健康素养实践能力，需要高校相关部门能够提供权威知识和检索方法的平台和配套设施，提升学生对网络健康知识的评价能力和运用能力。

（二） 关注重点人群，发挥同伴效应，提升健康促进意识

高校可以开设“营养与膳食”“健康教育学”等课程，提升和强化学生的健康促进意识，应重点关注低年级、非独生子女、母亲受教育程度低以及女生的电子健康水平。医学生群体处于大学校园这一特定环境中，研究表明，同伴在其健康行为的建立和保持中发挥重要作用^[20]，应注重发挥同伴效应和榜样示范作用，开展沙龙活动和“文明健康寝室”评比，提升医学生群体中重点人群的电子健康水平。

（三） 激发动机因素，强化电子健康素养水平

高校教育工作者采取多项举措，从生活起居、体育锻炼、健康信念及自我效能等多个维度引导学生学会获取健康信息并利用健康信息来管理自身健康状况，增强自身健康管理意识。

高校方面应积极开展健康教育类相关活动，如专题讲座、名家讲坛、健康沙龙等，传授健康促进知识，提升健康素养，强化健康意识，提升学生的自评健康状态和健康态度，进而促进医学生对健康从认知、信念到行为上的转变。

（四） 重视效能因素，提升电子健康素养水平

高校可以通过开展网络使用技能培训沙龙或讲座等方式，鼓励学生充分利用互联网健康资源，提升其网络自我效能感。

医学本科生电子健康素养的影响因素是多方面的，建议高校在制定提升策略时，充分发挥动机因素和效能因素的作用，促进医学生对自我健康有效管理，激发其网络自我效能感，提升电子健康素养水平，促使其建立积极的健康行为。本研究属于横断面的研究，纳入样本量较少，分析还不够全面，后期可开展纵向研究。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