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国，“因病致贫、因病返贫”一直是农村地区贫困群体的主要贫困原因^[1]。2021年，我国进入乡村振兴发展阶段，医疗保障继续为推动乡村振兴奠定基础，已形成“基本医保+大病保险+医疗救助” 的三重保障模式^[2]。尽管如此，农村地区中低收入群体因病致贫返贫的风险依旧存在。2021年《关于巩固拓展医疗保障脱贫攻坚成果有效衔接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意见》指出，“建立防范化解因病返贫致贫长效机制”，并“鼓励商业健康保险和医疗互助发展，形成对基本医疗保障的有益补充”。同年，银保监会发布的《关于2021年银行业保险业高质量服务乡村振兴的通知》，也“鼓励发展针对县域居民的健康险业务，扩大健康险在县域地区的覆盖范围，拓展健康险保障内容”。商业健康保险在提高医疗保障水平，防范乡村振兴建设时期因病致贫返贫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是乡村振兴建设过程中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3]。

一、 研究背景

对商业健康保险的研究已有文献主要集中于健康险的发展和定位、需求的影响因素，以及健康险与基本医疗保险的协调发展等方面。一是在健康险的发展和定位方面，学者一般通过借鉴国外发展模式分析我国商业健康保险未来的发展方向^[4]； 多数学者认为商业健康保险在医保体系中的定位应该是补充地位^[5]。二是在健康险的需求影响因素方面，谢明明等^[6] 发现新冠疫情对健康险的需求具有正向影响；胡祁等^[7] 发现城乡居民基本医保整合会显著提高健康险的需求；赵强等^[8] 分析得出空气污染对健康险的需求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三是在健康险与基本医疗保险的协调发展方面，学者将健康险与基本医疗保险之间的关系分为替代关系^[9]、互补关系^[10]、倒 U 型关系^[11]；为了更好地推动健康险与基本医疗保险的协调发展，学者运用协同理论^[12] 或协作性公共管理理念^[13] 分析二者的协调发展机制。

我国学者对乡村振兴进行了丰富的研究，具体可分为乡村振兴的含义分析^[14]、指标体系的构建^[15]、不同领域与乡村振兴的协调发展^[16]、健康扶贫成果有效衔接乡村振兴等方面^[17]。不少学者研究数字经济^[18]、金融支持^[19]、新型城镇化^[20]、农村基本公共服务^[21] 等领域与乡村振兴的协调发展。在健康扶贫参与乡村振兴建设方面，学者大多定性分析健康扶贫与乡村振兴发展的衔接路径^[22]，不少学者通过进一步研究医疗保障健康扶贫政策^[23]，分析了基本医疗保险、补充医疗保险和医疗救助三重保障的政策内容^[24]，针对农村健康扶贫政策保障范围之外，提出农村医疗保障政策的衔接和升级^[25]。

综上所述，已有文献对商业健康保险参与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建设方面做了较多研究，但商业健康保险的发展与乡村振兴发展耦合协调的研究相对较少。商业健康保险作为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其自身的发展与乡村振兴的发展势必相互影响。推进商业健康保险和乡村振兴的融合发展，对于推进乡村振兴战略规划、强化农村医疗保障健康扶贫政策的完善、防范乡村振兴建设时期因病致贫返贫现象具有重要意义。鉴于此，本文旨在探究商业健康保险与乡村振兴发展的耦合协调关系，通过构建商业健康保险与乡村振兴的综合发展评价指标体系，分析我国30个省级行政区 （西藏自治区，港澳台地区除外）2015—2019 年（由于全面性数据不可得，研究到2019年）商业健康保险与乡村振兴的综合发展水平，运用耦合协调模型测量二者的耦合协调效果，分析二者耦合协调度的省域空间特征和空间相关性，为二者的协调发展提供实证数据。

二、 商业健康保险与乡村振兴的耦合机理

（一） 商业健康保险推动乡村振兴的发展

商业健康保险通过减轻农民医疗费用负担、提升农民健康风险管控能力、精准救助因病致贫返贫的农户等补充保障作用，推动乡村振兴的发展。首先，在减轻农民医疗费用负担方面，基本医疗保险+ 大病保险+医疗救助三重保障的医疗保障制度设计无法充分满足农民的医疗保障需求，商业健康保险可通过弥补农民在医疗费用上的损失，防止农民因重大疾病导致生活水平下降。其次，商业健康保险作为风险管理的工具，能有效帮助农民防范疾病风险，满足农民更高层次的医疗保障需求，提高农民个体和农村整体的抗击疾病风险能力，消除未来波动，从而保持农村生活消费的平稳^[26]。最后，商业健康保险是以营利为目的的商业行为，只针对参保农民按照合同进行“一对一”救助，通过市场手段调配资金，保证了资金的精准性，使资金的“输血”功能转化为农民的自救和自我发展能力^[27]。

（二） 乡村振兴促进商业健康保险的发展

乡村振兴通过拓宽商业健康保险发展空间、激发农民多样化保险产品需求、提升农民健康素养等方式促进商业健康保险的发展。首先，保险公司大都面向城市地区，商业健康保险在农村地区的覆盖范围有限，发展针对县域地区的健康险业务，为商业健康保险拓宽了发展空间，促使商业健康保险的规模不断扩大。其次，乡村振兴建设不断提高农民的收入和文化水平，激发农民多样化和个性化的医疗保障需求，进而对保险机构提出更高的要求，促使保险机构不断创新产品和提升服务能力。最后，农村教育水平的提升促使农民更主动地了解健康知识，培养健康风险管控意识，从而提高对健康保险产品的认可和接受程度，扩大商业健康保险的覆盖范围（图1）。

三、 指标体系的构建和研究方法

（一） 指标体系的构建

结合已有研究成果，本文选取具有代表性并且数据可获得的指标要素，构建了我国商业健康保险与乡村振兴的综合评价指标体系（表1）。

1 . 商业健康保险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

商业健康保险的发展不仅体现为保险规模扩张量的变化，还体现为提升保险赔付水平和成熟度的变化。因此本文从商业健康保险的发展规模、赔付水平、成熟度三个方面评价。其中商业健康保险的发展规模采用大部分学者的做法，选取商业健康保险的保费收入、保费支出、保费收入占人身险保费收入比重、保费支出占卫生总费用比重、商业健康保险保费增速5个指标测量其发展规模；商业健康保险赔付水平体现了其重赔付的特点，本文借鉴了万广圣等^[28] 改进的健康保险发展指数，选取赔付支出占个人卫生费用的比重（赔付贡献）和赔付率两个指标衡量其赔付水平；商业健康保险成熟度能有效反映商业健康保险业的发育水平，本文参考陈红光等^[29] 构建的商业重疾险指标体系，选取保险密度和保险深度两个指标衡量其成熟度。

2 . 乡村振兴发展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

本文参照谭燕芝等^[30] 学者的研究，根据《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 年）》构建的乡村振兴评价指标，通过“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5个准则层构建具有13个指标的乡村振兴发展指标体系。

（二） 耦合协调度模型构建

1 . 熵值法确定指标权重

首先对综合评价指标体系中的各指标进行无量纲化处理，为使数据有意义，将标准化的数据做平移处理，全部数据平移0.001，具体公式如下：

其次，计算各指标x_ij在商业健康保险系统和乡村振兴系统中的指标比重P_ij：

计算第j 个指标的信息熵e_j，差异系数g_j和综合权重W_j，具体如下：

其中，e_j=（0，1），g_j越大说明该指标越重要。

最后，计算二者的综合发展水平：

其中U₁和U₂分别是商业健康保险与乡村振兴的综合发展水平，a_j和 b_j分别表示商业健康保险和乡村振兴的指标权重，x_ij和y_ij表示去量纲后各指标的标准化值。

2 . 耦合度和协调度模型

本文引入物理学中的耦合概念研究商业健康保险和乡村振兴之间的耦合协同作用，其耦合模型为：

C表示耦合度，取值范围为（0，1），C值越大，表示二者之间的耦合性越好。

为了能更好地判断商业健康保险与乡村振兴之间是否为良性耦合，即是低水平的相互制约还是高水平的相互促进，本文引入耦合协调度模型，公式为：

其中，T 为商业健康保险与乡村振兴的综合协调指数，μ、λ分别为发展权重，表示系统间协调发展的各自重要程度，μ+λ=1。参考已有文献和现实发展情况，本文假定商业健康保险和乡村振兴同等重要，因此μ=λ=0.5。为了更直观地展现我国商业健康保险与乡村振兴的耦合协调发展情况，对二者形成的耦合协调度进行划分（表2）。

（三） 空间自相关分析

空间自相关分析分为全局自相关和局部自相关，前者是从总体上分析事物之间空间内是否呈聚集性或离散性，局部自相关是区域内空间对象与其邻域对象间的集聚模式或离散模式。常用莫兰指数（Moran’s I）判断是否存在空间相关性，莫兰指数分为全局莫兰指数和局部莫兰指数，全局莫兰指数的值位于（-1，1），当全局莫兰指数>0时，表明所研究区域具有空间正相关性，研究对象空间聚集分布；当其取值小于 0 时，表明所研究区域具有空间负相关性，研究对象空间离散分布；当其取值接近于 0，研究对象则随机分布，不具有自相关性^[31]。

（四） 研究对象与数据来源

1986年国家制定的“七五”发展计划，根据地区经济、技术水平发展以及地理位置将中国大陆分为三个经济地带。东部包括北京、天津、河北、辽宁、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广东和海南；中部包括山西、吉林、黑龙江、安徽、江西、河南、湖北、湖南；西部包括重庆、四川、贵州、云南、西藏、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广西和内蒙古^[32]。本文利用 2015—2019年我国30个省级行政区（西藏自治区，港澳台地区除外）的样本数据，通过耦合协调度模型和其判别标准对商业健康保险与乡村振兴的耦合协调程度进行测度和判别。数据主要基于《中国统计年鉴》《中国保险年鉴》《中国农村统计年鉴》 《中国城乡建设统计年鉴》以及各省份的统计年鉴，针对缺失个别年份或地区的具体指标，本文采用插值法进行推算。

四、 数据分析结果

（一） 商业健康保险与乡村振兴时空特征

通过构建的指标体系，运用公式（7）和公式（8） 得到2015—2019年我国30个省级行政区的商业健康保险和乡村振兴综合发展水平（图2）。

商业健康保险方面，2015—2019年我国商业健康保险的平均发展水平为0.292，整体呈现出波动增长的趋势，表明随着经济的增长和国家政策的支持，商业健康保险越来越成熟。从区域层面看，东中部的商业健康保险发展水平较高，西部发展最弱。其中，中部地区商业健康保险的发展速度较快，从2015年的0.213发展到2019年的0.396，年均增长率达到3.66%，发展水平显著提高（图3）。

乡村振兴方面，2015—2019年我国乡村振兴的平均发展水平为0.274，从增长速度来看，乡村振兴呈现平稳发展的现象，表明我国乡村振兴战略工作正在稳步推进。从区域层面看（图4），东部乡村振兴发展水平最高，中部次之，西部最弱。

（二） 商业健康保险与乡村振兴耦合协调度时空演变特征

运用耦合协调度模型，计算出我国 2015— 2019 年商业健康保险与乡村振兴的耦合协调度情况。

从时序层面看，2015—2019年全国商业健康保险与乡村振兴的耦合度均值为0.969，总体上处于高水平的耦合阶段，说明我国商业健康保险与乡村振兴的协同发展作用已经处于高水平状态。从耦合协调度来看（表3），二者的耦合协调发展保持平稳态势，但是整体上还是处于勉强协调状态，说明商业健康保险的发展没有达到推动乡村振兴发展的明显效果，乡村振兴也没有转化为促进商业健康保险发展的动力，反而抑制了二者间的耦合协调发展。

从区域层面看，2015—2019年我国商业健康保险与乡村振兴在东、中、西部地区的耦合协调度均值分别为0.577、0.516、0.455，都呈现阶段式上升趋势。三个地区的协调程度在濒临失调、勉强协调和初级协调之间转变。其中，东部地区一直处于协调状态，中部地区从濒临失调发展到勉强协调，西部地区一直处于濒临失调阶段。

从省域层面看，我国省域商业健康保险与乡村振兴的协调阶段跨越了轻度失调、濒临失调、勉强协调、初级协调、中级协调五个阶段，二者的耦合协调发展空间格局由东向西逐渐递减，并以上海为主核心，北京、广东为次核心，其他地区均衡发展。目前，上海除2017年外，其他年份均处于中级协调阶段，北京从 2015 年的中级协调阶段降至 2019 年的初级协调阶段，江苏和广东除2017年外，整体稳定在初级协调，这些地区与其他地区形成差距并稳定发展。其他地区近几年一直保持在稳定水平，发展速度并不明显。由图5可知，2015年处于轻度失调和濒临失调的省份分别占比36.7%和13.2%，说明多数地区仍旧处于失调状态，2019年勉强协调地区增长了 10%，多数地区已经进入协调阶段，说明两个系统产生了良性的协同作用，总体上逐渐向协调阶段发展，但是勉强协调地区较多，协调性仍需进一步提高。

（三） 商业健康保险与乡村振兴耦合协调度的空间自相关

为进一步分析商业健康保险与乡村振兴协调发展的地理空间分布特征，本文使用ArcGIS10.7软件对二者的耦合协调度进行了全局空间自相关检验，计算出 2015—2019 年我国 30 个省级行政区商业健康保险与乡村振兴的全局莫兰指数，结果见表4。2015年尚未通过显著性检验，说明2015年商业健康保险与乡村振兴的耦合协调度呈空间随机分布模式，关联程度较弱。2016—2019 年全局莫兰指数均为正，且都通过了显著性检验，说明这几年我国商业健康保险与乡村振兴耦合协调度存在明显的正空间自相关。2016—2019 年二者耦合协调度的莫兰指数呈阶段式上升，说明二者的空间集聚现象趋于显著，但二者耦合协调度的空间自相关性不稳定。

全局莫兰指数只是在总体上反映商业健康保险与乡村振兴耦合协调度的空间正相关性。为进一步分析具体省域二者耦合协调度的空间集聚分布特征，本文采用局部空间自相关检验，运用 ArcGIS10.7软件绘制LISA集聚图分析局部空间动态分布特征。为了方便做简单描述性统计，结合LISA 集聚图形成表5，得出高—高、低—低、低—高、高— 低四类空间相关性结果。高—高聚集型表示某省份自身与其周围省份耦合协调度都高；低—低聚集型表示某省份自身与其周围省份耦合协调度都低；低—高聚集型表示某省份自身耦合协调度低，周围省份高；高—低聚集型表示某省份自身耦合协调度高，周围省份低。前两者属于同质性集聚，后两者属于异质性集聚。可以发现，整体来看，高—高区和低—低区的省份多于低—高区和高—低区^[33]。随着时间的推移，各省份所属类型变化较小，其中，江苏、安徽、上海、浙江一直处于高—高区，山东和湖北在2017年开始进入高—高区；甘肃、四川、宁夏一直徘徊于低—低区；福建从2018年进入低—高区，新疆除2016年外一直处于高—低区。

五、 结论

（一） 商业健康保险与乡村振兴区域发展不平衡

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国商业健康保险的发展水平虽有起伏，但大体上保持了增长势头，并且出现 “东中部强，西部弱”的区域格局；我国乡村振兴发展水平一直处于平稳发展阶段，但是其“东强西弱” 的区域格局却呈现出稳定特征。商业健康保险自 2012年迎来新发展契机，国家相继出台一系列政策文件，如《“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和《中国保险业发展“十三五”规划》等，大力支持我国商业健康保险的发展，各地也加大对商业健康保险的支持力度，如各地政府出台优惠政策、参与保险产品的宣传等，显著促进了商业健康保险的发展，虽然2017 年商业健康保险的发展水平略有下降，但整体呈现增长趋势。乡村振兴的综合发展水平则一直保持在稳定水平，由于乡村振兴战略是在2017年党的十九大报告中首次提出，而本文仅仅研究到2019年，乡村振兴的发展还处在初级阶段，所以本文中乡村振兴的发展水平未出现快速增长趋势。

受地区经济水平的影响，东部地区因为地理位置的优势和改革开放以来的利好政策，经济水平远超其他地区，所以东部地区的商业健康保险和乡村振兴几乎一直保持较高的发展水平；中部地区的商业健康保险在 2017 年后快速发展，2016 年底公布的《促进中部地区崛起“十三五”规划》明确实施促进中部地区崛起战略，“十三五”时期是中部地区实现加速崛起、全面崛起的关键时期，商业健康保险在此期间抓住机遇快速发展，其综合发展水平在 2019 年超过东部地区，但乡村振兴的发展仍旧落后东部地区；西部地区受经济水平和地理位置的影响，其商业健康保险和乡村振兴一直处于较低发展水平。

（二） 商业健康保险与乡村振兴的耦合协调度 “东强西弱，南高北低”

研究显示，我国商业健康保险与乡村振兴的耦合协调关系在区域层面上出现“东强西弱，南高北低”的空间特征。东部沿海地区的耦合协调度明显高于西部地区，而中部地区各省份的耦合协调度大都处于协调阶段。从省域层面看，我国商业健康保险与乡村振兴的“极化均衡”特征更加明显^[34]。究其原因，在两极化现象中，上海因其金融中心的地位，人民生活水平较高，保险意识较强，促进了商业健康保险的发展，乡村振兴发展也处于较高水平，二者相互促进，共同发展，呈现出良好的耦合协调效应，其耦合协调度一直处于中级协调阶段，虽然 2017年下降为初级协调，但在全国仍然处于领先； 北京因其政治中心的先天优势，商业健康保险和乡村振兴的综合发展指数也处于较高水平，二者之间相互促进，同样显现出良好的协同作用；江苏和广东在改革开放的利好政策支持下，经济飞速发展，为商业健康保险和乡村振兴提供了良好的发展环境，二者的协同发展效果更加明显，稳定在协调发展阶段。但是另一极的陕西和青海却处于失调阶段，除了经济发展水平的影响外，商业健康保险的服务范围较窄、服务效率低下和居民对商业健康保险的认可度不高等原因均会削弱商业健康保险对乡村振兴发展的推动作用，从而导致这两个省份的耦合协调度一直处于失调状态。而“均衡”的其他省份大都处于濒临失调和勉强协调阶段，虽然会受相邻省份的影响，但其耦合协调度差距较小，总体上发展较为均衡。

（三） 耦合协调度的空间溢出效应区域发展不平衡

我国商业健康保险与乡村振兴耦合协调度具有空间集聚性，主要集中在高—高区和低—低区，说明耦合协调度高或低的省份在空间上彼此相邻，存在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35]。高—高区主要聚集在东部地区，这些地区因为其商业健康保险与乡村振兴的发展水平较高，协调发展程度较高，可以带动相邻省份的商业健康保险与乡村振兴的协调发展。低—低区主要聚集在西部地区，这些地区自身及其周围省份均为低值省份，省份之间缺少联动，无法带动相邻省份商业健康保险与乡村振兴的协调发展。低—高区以中部地区为主，由于中部省份与东部省份相邻，能较好地被东部地区带动。高— 低区以新疆为主，新疆自身的耦合协调发展情况较好，但由于其被低值省份包围，难以发挥带动作用。整体上来看，我国商业健康保险与乡村振兴耦合协调发展已在东部沿海地区形成显著的空间联动格局，但中西部仍未形成良好的空间联动格局。

六、 建议

（一） 制定商业健康保险策略推动乡村振兴发展

我国商业健康保险与乡村振兴的耦合协调发展水平普遍处于濒临失调和勉强协调阶段，即使东部地区的耦合协调发展水平高于中西部地区，但也只是中级协调状态，整体耦合协调发展水平尚未达到高水平的耦合协调阶段，并且这些省份大都是乡村振兴发展滞后型，说明商业健康保险推动乡村振兴建设的力度仍然需要提升。因此需要在农村地区大力发展商业健康保险。政府和保险机构要加强农村地区健康保险教育活动，加深农村居民对健康保险的认识，提高农民的保险素养。由于地区间二者的发展水平不同，各地区应结合自身发展情况制定相应的商业健康保险发展策略^[36]。

（二） 提升商业健康保险与乡村振兴的耦合协调度

商业健康保险与乡村振兴的综合发展水平之间的差异会影响二者的耦合协调发展情况。政府应该协调二者的发展规模，统筹兼顾商业健康保险与乡村振兴两大系统的发展。一方面，政府需要鼓励商业健康保险参与农村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的建设，充分发挥商业健康保险的补充作用，为其发展提供良好的政策环境，使其能有效推动乡村振兴的发展；另一方面，要促进农村经济水平的发展，提高农民生活水平，进而推动农村居民对健康保障的需求，以此来促进商业健康保险的发展，实现二者的协调发展。

（三） 充分发挥耦合协调度的区域空间溢出效应

我国商业健康保险与乡村振兴的耦合协调度存在明显的空间溢出效应，区域间呈空间正相关。因此，应充分发挥东部地区二者耦合协调发展的空间关联效应，鼓励其对相邻地区的辐射效应，扩大辐射范围，提高邻近省份的耦合协调发展水平^[37]。针对中西部地区较低的耦合协调发展水平，打造中西部地区耦合协调发展的增长极^[38]，推动中西部地区形成引领地方发展的“头部区域”，例如推动新疆、重庆等耦合协调度较高的地区优先发展，强化区域间的空间联动效应，带动中西部经济发展。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