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疫情暴发至今已4年多，深刻改变了公众的社会心态和生产生活方式。2020年2月3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强调，“要加强心理干预和疏导，有针对性做好人文关怀。”^[1] 在疫情防控过程中及时了解社会心态，有效引导舆情，是实现党的十九大、二十大报告中提出的“加强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培育自尊自信、理性平和、积极向上的社会心态”^[2] 的重要任务。

社会心态是社会学研究的重要命题。中国社会科学院杨宜音将社会心态定义为，“是一段时间内弥散在整个社会或社会群体/类别中的宏观社会心境状态，是整个社会的情绪基调、社会认知和社会价值观的综合”^[3]。经历了 40 多年的改革开放，从计划到市场，由封闭到开放，由高度集中到趋于分散，由一元到多元价值观，我国正处在高速发展、深入转型时期。社会的深刻变革，带来社会群体的政治立场、整体情绪、社会认知和价值观的变迁。需要反思的是，疫情常态化已经成为社会心态生产和嬗变的重要变量，加剧了社会生产生活方式变迁的同时，也在重塑一种全新的社会生活方式，对公众社会心态的影响极其深远。

这需要我们去反思两个问题：一是当下的社会，总体上符合“后现代社会”经典理论所描述的社会场景，可以从“后现代社会”视角去解构这种疫情常态化中的社会及其社会心态特征。二是需要寻求新的理论突破点，站在“后现代社会”视角重新审视当下，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如何影响社会心态，在此基础上寻求对积极社会心态培育的正确路径。也就是说，“我们应该把构建和谐社会与社会心态的研究有机结合起来，研究构建和谐社会的社会心态机制，通过调控社会心态来统一社会目标、整合核心价值观，实现构建和谐社会、追求美好生活的目标”^[4]。

一、 “后现代社会”：分析当下社会心态的理论框架

20世纪60年代后，欧美等发达社会先后进入了 “后现代社会”，也被称作后工业社会、信息社会、知识社会、媒体社会等，“后现代社会”是对现代社会的批判和超越，是针对现代社会的文化思潮。“后现代社会”理论对于我们认识疫情常态下的社会心态有新的启示。“后现代”可追溯到20世纪中叶，指建筑学中不同于古典及现代风格的个性化设计。20世纪60年代后，“后现代”成为西方的普遍社会思潮。欧美等发达国家在科学技术推动下进入了“后现代社会”，即以知识、技术、信息为主的社会，并日益呈现解构化、模糊性、多元化、碎片化等特征，给传统经济、社会、文化等领域带来诸多挑战。目前，中国正在进行现代化建设，随着改革开放和经济全球化趋势不断深入，中国社会出现了当代西方社会中的解构主义、后现代主义文化。

后现代主义是基于对现代理性的反对和批判，呈现出去中心化、去权威化以及去组织化的总体特征。后现代主义主张“一切历史都是话语”，人类用话语建构事物，历史也是建构出来的，对建构的历史不满意，就要解构重写，主张去除中心、权威。现代是对前现代的发展，总体上人类是进步的，现代社会对人性进行了解放。现代社会人性仍然受到约束，人类话语权接受管理，并指出资本主义处于管控范围之中。后现代主义是对现代的不满意，受到权威中心的限制。

（一） 民众整体上表现出积极参与“抗疫”的价值立场

疫情防控期间，中国民众展现出了强烈的责任感和参与度，积极参与“抗疫”行动，共同构筑起坚固的防疫阵线。这种全民众志成城的抗疫精神，不仅体现了民众对个体健康与公共安全的深刻认识，更彰显了中华民族团结一心、共克时艰的坚定立场。在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中，中国民众的价值立场清晰而坚定：生命至上，集体利益高于一切。这一价值立场不仅驱动人们严格遵守防疫措施，如佩戴口罩、保持社交距离、减少不必要的外出，还促使人们主动参与到社区疫情防控工作中，如志愿者服务、信息登记、健康监测等^[5]。同时，民众也通过社交媒体等渠道积极传播科学防疫知识，增强整个社会的防疫意识和能力。

此外，中国民众在疫情防控期间展现出的高度自律和牺牲精神，也是其积极参与“抗疫”的价值立场体现。面对严峻的疫情形势，人们愿意暂时放弃个人的自由与便利，以换取整个社区乃至国家的安全与健康。这种顾全大局的精神，正是中华民族传统美德和现代社会公民责任感的完美结合。总之，疫情防控期间，中国民众整体上表现出的积极参与 “抗疫”的价值立场，不仅是对个体生命安全的尊重，更是对集体利益和社会责任的坚守。这种价值立场，无疑为我们最终战胜疫情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动力和社会基础。

（二） 国民展现出自信和从容的良好心态

疫情防控期间，国民展现出自信和从容的良好心态，这种心态并非凭空而来，而是多方面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首先，国民的自信源于对国家强大实力的信任。在疫情冲击下，国家迅速做出反应，调动各方资源，展现了强大的组织能力和应急响应能力。这种实力让国民相信，无论面对何种挑战，国家都有能力保护人民。因此，即便在疫情严峻的时刻，国民也能保持冷静和自信。

其次，从容的心态来自国民对疫情的科学认知。随着疫情的蔓延，人们逐渐认识到这是一场需要长期应对的挑战。国民并没有因此恐慌或失措，而是积极学习防疫知识，科学佩戴口罩，保持社交距离，以实际行动来应对疫情。这种从容不仅体现在个人的防护措施上，更体现在整个社会对疫情的理性态度和有序应对上。另外，这种自信和从容的良好心态也彰显了国民的责任感和担当精神。在疫情面前，每个人都不是孤岛，而是命运共同体的一部分。国民深知这一点，他们不仅关注自身的健康和安全，更积极参与到抗疫行动中，为抗击疫情贡献自己的力量。这种责任感和担当精神，让人们更加坚信，只要团结一心，就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这种自信和从容的良好心态不仅有助于个人应对疫情挑战，更为整个社会的稳定和有序提供了坚实支撑。

（三） “风险社会”及经济下行压力引发焦虑

疫情作为全球性的公共卫生危机，不仅考验着各国的医疗卫生体系，更对社会经济秩序和民众心理造成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乌尔里希·贝克指出，“后现代社会”是一个风险社会，“后现代主义” 具有随机性、流动性、风险性特点^[6]。我国正处于改革开放的深水区、社会转型发展的深入区以及高速发展的风险期，面临多种风险的威胁。一是传统类型的风险。如传染病、自然灾害等依然是公共安全的隐患。还有在工业化、城市化进程中不断涌现的风险，诸如贫富分化、城乡差距拉大、失业、生产事故、群体性事件、极端个人暴力事件、劳资冲突和刑事犯罪等社会风险。二是在全球化、信息化背景下发生的新型社会风险。如恐怖主义、网络犯罪、网络暴力事件、民族分裂主义、国际贩毒走私、信用卡诈骗犯罪等社会风险。

经济全球化的扩展，已使中国受到“后现代社会”的影响。后现代主义的典型特征是模糊性、不确定性。现代化转型不会永远以一种趋势朝一个方向发展，它最终会达到一个收益递减的转折点。过去几十年，发达工业社会也发展到了一个转折点，开始转到一个新的轨道上去，即“后现代化”^[7]。随着从现代化到后现代化的过渡，转变的轨迹从最大化经济增长转移到了最大化生活质量。国民采用多种渠道表达心声，对自身权利有着强烈的认知。“后现代社会”者把个人表现和生活质量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在“风险社会”的语境下，疫情加剧了不确定性。风险的全球化特征使得任何一个地区的危机都可能迅速波及全球，导致人们对未来充满担忧。与此同时，经济下行压力使得就业环境恶化、收入水平下降，进一步加剧了民众的焦虑情绪。这种焦虑不仅源于物质层面的损失，还在于对未来的不确定性和对安全感的渴望。

（四） “信息社会”造成民众信息异化

疫情防控期间，“信息社会”的特征愈发凸显，民众对网络信息更加依赖。“信息社会”造成民众信息异化，主要体现为网络信息依赖、信息膜拜、信息恐慌，以及海量网络信息引发焦虑、迷茫等方面。 “后现代哲学用一个未知的、不确定的、复杂的、多元的世界概念取代了传统的给定的世界概念。”^[8] “后现代社会”是一个信息社会，信息化、网络化和公开化是其主要特征。开放、互动、多元、共享的信息管理模式成为时代之需。随着互联网+、大数据时代的到来，每个人都是信息的制造者、传输者，机构及个人对信息的垄断性权威将难以为继。疫情防控期间，人们通过网络获取信息、交流想法、购买生活物资等，网络几乎渗透到生活的方方面面。然而，这种依赖也导致了人们对网络信息的盲目追随，甚至出现了信息膜拜的现象。

信息恐慌也是疫情防控期间存在的一个问题。由于信息的迅速传播和不确定性，一些不实或夸大的信息容易引发民众的恐慌情绪。手机、互联网等自媒体对社会心态产生一定作用。社会不满情绪是公共安全风险的“催化剂”，当社会消极心态与不满情绪蔓延并逐步放大时，会产生言语和行为上的攻击倾向。“后现代社会”呈现知识、信息占主导的趋向，网络沟通具有即时性、互动性、群体性、匿名性、符号化等特征，疫情发生时人们频繁使用微信、微博等自媒体收发信息、传播舆情，使人们情绪传染、感情凝聚。这些现象揭示了信息时代下人们面临的新挑战，也提醒我们需要更加理性、批判地对待网络信息，避免被信息所“异化”。

（五） “知识社会”提升文化文明心态

“后现代社会”强调知识性、差异性、个别性，主张每个主体都拥有权力且需要受到维护。传统的女性斗争主要是为了争取与男性平等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以及同工同酬的政策和待遇，现在这些问题已不复存在。“今天的女性运动所针对的是社会文化上对女性的看法，比如，女性应是温柔的，如果不温柔就是‘假小子’。这里包含了对女性在文化上的蔑视和否定。”^[9] 鲍德里亚从“后现代社会”视角对大众传媒的解读为我们认识疫情防控期间的不实言论提供了新的维度。

当代社会由于信息量过大引发有效需求不足，使人们无从选择、无所适从。为了在激烈的大众传媒领域脱颖而出，虚假夸大宣传、过分的暴露、夸张的现场、激发同理心的悲情来刺激人们的神经、心灵，对视觉和听觉造成强烈的冲击似乎达到了宣传的效果，以至于外表超越了文字本身的深意。一些媒体为了“流量”，暴露医护人员信息引发思考。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强调医务人员是战胜疫情的中坚力量，务必高度重视对他们的保护、关心、爱护。”^[10]

二、 疫情常态化作为变量：公众社会心态的嬗变

社会心态透过整个社会的舆情、网络热点及社会成员的生活体验、信心、需要、情绪而得以体现。疫情常态化之下，人们纷纷参与到阻击病毒的战斗中，同时也出现了孤独、迷茫、浮躁、不安等不良社会心态，而后又转为理性、平和、积极的良好社会心态，并构建了国家认同的集体记忆。

（一） 重点疫区民众漠视、焦虑到理性重塑

在重大疫情巨大压力下更加容易暴露出一些不良心态。2019年12月，人们对疫情不了解，表现出漠视。随着钟南山院士宣布病毒“人传人”，引起了人们对病毒的重视。武汉封城后，当地人进一步重新认识疫情，民众听到身边的亲朋、邻居被传染、隔离时，身心难免陷入不安、紧张、焦虑之中。居家的人有时情绪波动，不能表达清楚真实思想，呈现出焦虑不安、忧郁恐惧等心理，有时会满腹牢骚，发脾气等。焦虑的人们由重到轻大致可分为以下群体：①确诊患者，最为焦虑、抑郁、恐惧；②疑似患者、接触者、医学观察者；③封城地区的居民； ④一般疫区的普通民众。随着疫情取得了阶段性胜利，民众出现了乐观平静情绪和科学理性行为。

一些地方为自身安全对疫区人民进行“污名化”，对确诊病例进行网络暴力、人肉搜索。在政府工作人员排查时，有部分民众瞒报、漏报致使病毒扩散，引人思考。隐瞒病史的人有其主客观原因，有的是明知患病而故意隐瞒，一些是不知有病但过于自信或疏忽。有疫情高发地区接触史人员隐瞒实情，往往是因对疾病的恐惧和侥幸的矛盾心理，认为身体没有任何症状，主动报告病情或病例接触史会造成一定的经济损失或不必要麻烦。另一部分人害怕隔离被传染。侥幸、恐惧心理更多是由认知偏差造成，对疫情的认识不足和警惕性不高^[11]。

（二） 普通疫区空间隔离的民众迷茫、浮躁到回归日常

疫情刚发生时，很多地方封城、封路。“后疫情” 时期，当有局部地区发生疫情，也将进行静默管理，人们“宅”在家里学习、工作、生活，“无事可做”的人们打游戏、上网、追剧等，渐渐滋生了迷茫、浮躁心理，内心缺少思想内涵，充满了感情泡沫，以致娱乐化、“喧嚣”。“宅”在家里容易产生情绪低落、心神不宁、失眠、易怒等心理问题，通过抢购医用物品、囤积食物来获得基本需要安全感的满足。

“一方有难八方支援”，面对疫情，全国上下联动抗击，联防联控措施不断升级，民众对疫情关注度进一步提升，从心理到行为对疫情重视程度大幅增加。人们由一开始茫然未知的状态，足不出户，少出门，出门戴口罩，勤洗手勤通风，到听从政府、单位的组织安排。每个人都保持清醒的认知，要保护好自己，管好自身。每个人理性参与，科学应对，相信党和人民一定能最终战胜疫情，使公众的生产生活恢复正常。

（三） 灾难性事件诱发民众的不安、不公平感转向发展性需求

在灾难性事件爆发后，慈善背后捆绑的道德感会激起社会公众的情感波动而成为热议对象。疫情发生后，很多个人和企业因捐款捐物站在聚光灯下，而一些商界“大佬”的不作为成为备受关注的特殊个例。明星们相对大多数职业是高收入群体，一些长期占据各类媒体头条、屏幕的光鲜明星“低调” 捐款捐物引发网友追踪。一直坚持做慈善的韩红累计捐款几个亿，从疫情暴发以来一直奋斗在前线，在社会上形成一股暖流。民众认为“多劳多得” 的同时也应“多付出多奉献”，以弥补弱势群体的心理失势，也有利于社会的共同富裕。

一些地区静默后，线上社区团购成为市民购买生活物资的重要渠道。一些零售商的高价、捆绑销售引发了市民反感，让民众觉得缺少公平、安全感，效果适得其反。“由于在收入、职业、地域、教育等方面存在差异，人们对于同一事物会产生不同的认知，当一些有失公平的事件在网络上发酵后，很可能会导致社会心态的波动以及负面情绪的蔓延。如果问题得不到有效解决，舆情态势就会变得难以控制，由此滋生各类网络谣言、次生舆情等，对社会稳定造成负面影响。”^[12]

（四） 集体记忆使国家认同从主体感知到身份认同共识化

“创伤总是无所不在，事件所带来的创伤小则终身影响当事人的身心，大则成为国家民族的集体创伤记忆，不断地咀嚼、冲击、考验国家民族的未来，而且成为集体记忆构建主体的必经过程。”^[13] 创伤是构建主体集体记忆的重要历程，当事件规模大到影响整个社会时，其所形成的创伤记忆，则不再单纯成为个人的记忆活动，而成为社会群体的集体性记忆。集体创伤记忆的构成，除了亲身经验与诠释外，更多时候是通过各种再现机制与仪式活动，得以再建构与传承，而成为国家民族的集体记忆。

为纪念因抗疫而牺牲的烈士以及逝去的同胞， 2021年4月4日被定为全国哀悼日，降半旗、鸣笛默哀，很多人将头像换成了白色蜡烛。这些仪式都是在构建公众对于此次疫情的集体记忆。公共事件记载着很多关于国家的集体记忆，当公共事件中集体记忆的叙述图式模板被公众普遍接受时，就会转化为较为稳定的国家记忆，国家认同大多是建立在公众对公共事件的记忆基础之上。“民众的集体记忆通常是在文化媒介或不同社会成员普遍交往和文化沟通中形成的。”^[14] 会以语义记忆而非情景记忆的形式呈现。个体没有亲身经历过“抗疫”事件，那么有关这个事件的集体记忆可能会以一种常识性知识植入人类意识。“民众在认同分享的过程中参与了集体记忆的形成，促使集体记忆逐渐成为民众普遍接受的共识性内容。”^[14]

三、 培育公众积极社会心态的路径

“后现代社会理论解构现代理论的理性根基，呈现出去中心化、去权威化以及去组织化的总体特征，行动上，后现代理论倡导差异与容忍原则、协商原则、参与原则。”^[15] 面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集体挑战，需要从“后现代社会”的公众社会心态特征入手，正视差异、倡导多元，满足利益多样化需求，建立全体公众参与积极社会心态培育^[16]。

（一） 加强社会风险的应对意识，增强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处置能力

“当生存变得前所未有的安全的时候，发展到工业社会的人民反而对风险愈加敏感。一个最有影响力的后现代社会批评家贝克把这种情况称之为‘风险社会’。随着后现代社会的兴起，生活的风险变得数不胜数，日趋超出了社会机制的可控范围。”^[7] 风险意识已在西方发达国家广泛存在，风险管理理念正在国外大城市中达成共识。为应对食品安全问题，20世纪60年代欧盟制定了食品安全政策，目前已形成完备的食品安全卫生评估体系。 1998年，美国颁布了世界上最早的生态风险评价文件。此次疫情暴露了政府某些官员缺少足够的风险意识，化解危机能力不足。新时代新形势下，我们应在全体党员干部中融入风险意识、危机理念，风险和危机无处不在，只有增强风险意识，提高危机处理能力，才能在疫情到来时，打赢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

我国城市基础信息数据库有待更新完善，应建立动态化的更新机制。依托信息化手段，建立资源共享的大数据平台。一些社区工作人员在疫情排查时，发现很多居民电话停机、空号、房屋易主等不对称信息，未能及时有效排查。城市信息分散、滞后，各自为政的情况已不适合应急管理的需要。应及时更新并发布相关政策、信息。需要走出“重建设轻预防”的老路，转换思路，把资金、管理、技术用于城市的基础建设、政府的治理能力、服务思维和风险意识提升上，超前谋划、靠前指挥，把危险降到最低，把事故减到最少，是“后疫情”时代我们应深入思考的应对之举。

要注意防范和分析瞒报、漏报背后的社会心态，其实际上隐藏着一种病耻感，来源于大众对肺炎群体的污名化。很多人隐瞒真相，是害怕身心受到孤立，遭到他人的排斥、谴责和歧视等。社会应给予足够的同情、理解、关怀和帮助，同时要引导公众理解隐瞒可能会带来的严重后果，隐瞒、不报告才是真正羞耻的行为。隔绝病毒，不隔绝同胞，更不能隔绝文明与道德。全国各地对于疫区人民、确诊患者应该给予更多的理解、包容和关爱，这是现代社会文明的体现，也是理性、科学、积极的良好心态展示。

（二） 加强社会心态的引导意识，构建积极的社会心理疏导体系

“后现代社会”倡导不容忍原则，允许差异，主张通过平等协商对话形式以寻求局部或暂时协调，反对压制不同，淡化、整合差异。满足人们的多元化需求，提升政府信任度，防止政府失去公信力。疫情防控期间，加强心理救助、构建社会心理疏导体系是呵护公众心理健康、形成良好社会心态的关键措施，是人民幸福、社会和谐、国家长治久安的一项基础性工作。在疫情联防联控政策制定中，需要识别、分析不同区域和不同群体的社会心态，及时回应民众诉求，倾听民众声音，关注民情、舆情，宜疏不宜堵，并根据社会心态的变化随时调整方案、对策，及时消解社会的不安、迷茫、焦虑等心理。

建设常态规范、专业高效、科学权威的社会心理疏导体系。构建起完善的心理健康服务体系。依托我国大量的心理学、社会工作专业人力优势，建立齐整的心理健康服务人才队伍。制定严格规范的操作流程，确保权威高质量的心理健康服务。关注重点群体的心理疏导需要，提高心理辅导、咨询、诊治的受益范围。社会心理疏导体系需建立一个由政府牵头、社会组织广泛参与的健全有效的综合指挥协调部门。同时，构建起支撑运行的人、财、物配套保障，建立心理危机预警机制、心理疏导评估机制和心理疏导流程反馈机制。培育健全人格和健康心理，是营造积极向上良好社会心态的重要基础。

同时，当前中国社会的急速转型改变着国人生活的社会文化生态，并对每个人进行形塑。中国经济和社会的全面转型使得建立在熟人及人际情感联系基础上的人际信任模式遭到了空前挑战，由熟悉所导致的信任已经不能应对不确定性、不安全感和风险性事件，并使整个社会的信任结构呈现出离散乃至于解体之态势，而在此过程中与新的社会生活情态相匹配的新型的信任结构尚未完全建立，更没有完善，两者交织使得社会出现了不容忽视的 “信任危机”。因此，迫切需要我们能够站在历史和现实的交汇点上，对已有的社会研究予以全面深入分析，疏解社会矛盾，解决社会问题。在加强制度化管理的同时，也需要伦理、道德的约束。

（三） 加强集体记忆的认同意识，构筑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正面集体记忆

“构建一段历史的集体记忆，民众往往通过波澜壮阔的历史场景和英雄事迹去引起个体内心的崇拜、向往和激情，通过对具象化的个体历史记忆的记载，唤起观众内心深处的情绪、精神共振。仪式的本质是情感表达，只有通过身体的实践，甚至由个体亲身参与到历史进程，才能产生真切的情感，进一步唤醒共同体意识。”[13“] 抗疫家书”呈现出一幅幅鲜活的抗疫生活史，更直接传递出家庭伦理、社会伦理，增强个体与群体、家与国的统一意识，在关键时期坚定抗疫信心，让家书成为构建集体记忆的有效载体。上海疫情博物馆，除了提供VR 仿生模拟、观影区、杰出人物纪念场所外，更强调教育社会大众关于人类病毒感染、病毒分离模型等疫情相关知识，协助公众保存对疫情的集体记忆。

在这场仪式中，“民众通过视觉、听觉等全方位沉浸，全心感受与新冠肺炎疫情相关的诸多场景，回忆起那场巨大的灾难与无数挺身而出的英雄，加深主体对自身、他者的责任感知，对民族、国家的归属感、态度倾向以及对家国情义的卷入。这能够增强民族、国家认同，最终强化民众关于这场国殇的集体记忆，架构民族认同、主流文化认同、意识形态认同、政治制度认同、国家认同的‘同心圆’。”^[13] 纵观中西方疫情防控，中国优势明显，社会主义制度不仅能调动各方积极性，且能有效整合社会资源，集中力量办大事，展现全国上下优良的贯彻执行能力，充分证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行得通、真管用、有效率”的先进制度，更加让人民对国家制度自信，也让世界瞩目。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塞总结了“中国经验”，中国采取了最全面、最严格、最彻底的防控措施，“中国政府的坚定决心”“中国人民的勤勉奉献”^[17]。中国疫情防控工作给其他国家提供了更多路径选择和有益借鉴。

（四） 厚植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导积极社会心态培育

在当代中国，社会心态的积极与否直接关系到社会的稳定与发展。为了培育积极的社会心态，我们须深植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根基，并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指引，共同构建一个和谐、积极的社会心态环境。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几千年文明积淀的精华，它蕴含着丰富的道德观念、人生哲理和行为规范。这些文化传统不仅是我们民族的瑰宝，也是培育积极社会心态的沃土。如儒家文化强调的“仁爱”“礼义”等观念，对于塑造人们积极向上、与人为善的心态具有重要意义。通过弘扬这些优秀传统文化，可以引导人们形成正确的价值观念，进而培育出健康、积极的社会心态。同时，“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等个人层面的价值准则，更是直接引导人们形成正面的心态和行为习惯。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我们共同的价值追求，与“四个自信”“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相一致。爱国、敬业、诚信、友善是公民个人层面的价值准则，爱国是一个人源自心底的无穷力量，是一个人向上向善发展的不竭动力。立足岗位、发奋图强的实际行动，转化为攻坚克难、战胜疫情的业绩。诚信和友善是“后现代社会”塑造行为规范的重要道德准则。没有诚信则无法在社会立足，社会失去信用将混乱无序，诚信是一个人、一个社会得以存在发展的重要价值规范。以诚信来待人、以友善来爱人，使个体、群体信任从特殊伦理走向具有普遍性的道德共识，才能促进信心恢复、社会有序。

在实践中，我们要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紧密结合，通过教育、媒体、文化活动等多种途径，将这些价值观念内化为人们的精神追求，外化为人们的自觉行动。可以通过举办传统文化讲座、展览等活动，让人们更加深入地了解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从而增强文化自信，形成积极的社会心态。此外，还应该注重在实践中引导人们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通过表彰先进典型、推广成功经验等方式，激励人们积极向上、奋发有为。同时，也要加强社会舆论的引导，及时澄清网络谣言，消除社会恐慌和焦虑情绪，为培育积极社会心态营造良好的社会环境。厚植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导积极社会心态的培育，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政府、社会、学校、家庭等多方面的共同努力。只有这样，才能构建一个更加和谐、积极、向上的社会环境，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和文化支撑。

（五） 加强制度设计的优化意识，改革突发公共卫生安全的治理机制

社会心态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反映。任何一项制度设计产生的制度效果一定会反馈到社会心态中来，作为公众会对此有个基本评判，这决定了社会心态发展演绎的基础。建立公共卫生安全机制是从国家治理体系层面寻求应对重大疫情、调整社会心态的对策。创新社会治理思维，融入“后现代社会”理念，完善社会治理体系，探索建立共商共建共享的公共卫生安全机制，提供必要的公共卫生安全产品。公共卫生安全机制是组织协调政府各部门、社会各团体、正式组织和非正式组织，以及个人等有效资源应对公共卫生安全的具体制度和措施，包括预警、对话、处理、反馈评估、指挥协调、保障和国际合作机制等。高速发展转型的中国在社会管理上面对着多元化利益主体、差异化诉求、权力分散的繁杂局面，针对这一现象需要对权威、中心所承担的权责及运转规律进行反思、修整、改变，当前需要着手解决的是优化各方利益、统筹社会资源、协调各方力量，建立起政府主导、各方积极参与的不同利益主体之间的相互融合包容与彼此妥协的新体系新格局。

“后现代社会”理论倡导灵活性与创造性，揭示了现代科层制的一些不足。加强人民对政府权力的监督，疏通民意畅达机制，正视差异，满足各方利益多样化需求。全民参与，以社会组织的灵活性弥补一些管理上的局限。随着国务院的介入、“运动” 状态的激活，政府体系的效率快速提高，防疫资源不断充实，治理能力不足的缺陷也在迅速改善，政府官员也频频与大众见面。应赋予地方政府适当的抉择权，充分发挥地方的积极性主动性，让官员敢于担当、好作为。健康是广大人民群众的共同追求。要相信中国共产党，相信我们制度的优越性，依靠人民，充分调动人民参与到“战争”中。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