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国，出现过一位享誉世界的华人公共卫生专家，他以一己之力，挽救了当时东北鼠疫暴发地区数千万人的生命，赢得了国内外的赞誉。他就是中国预防医学家、医学教育家、卫生防疫专家伍连德。伍连德，字星联，1879年出生于南洋槟榔屿一户华侨家庭。1896年，17岁的伍连德以第一名的成绩获英女皇奖学金资助赴英学习。他在英国剑桥大学求学期间刻苦学习，最后以优异的成绩获得了医学博士学位。随后，他又到利物浦热带病学研究所、德国哈勒大学卫生学院及法国巴斯德研究所进修微生物学、公共卫生学、热带病学等，成为学识渊博的专家，这些学习经历为他以后在中国进行防疫及公共卫生研究等方面的工作打好了坚实的基础。回国后不久，伍连德应时任北洋大臣袁世凯之邀，出任北洋陆军军医学堂帮办，逐渐成为清末重要的政府医学专家之一。伍连德最重要的贡献是通过他领导的一系列国家防疫工作，全面推动了近代中国科学防疫政策的实施，为中国近代公共卫生事业的建设及国家防疫体系的建立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伍连德求学和卫生实践经历主要发生在清末和“中华民国”时期，这一时期的世界正处于“第一次公共卫生革命”的时代^[1]。一系列重大传染性疾病的暴发和蔓延，促使当时作为世界强国的欧洲各国政府和社会各阶层开始关注公共卫生，欧洲各国成为“第一次公共卫生革命”的引领国。19世纪中叶，中国开启了融入整体世界的近代化进程，奋力追逐世界发展的潮流，其中也包括世界公共卫生革命的潮流。伍连德是中国第一批公共卫生觉醒者中的杰出代表，被誉为“中国公共卫生的先驱”。伍连德公共卫生思想是中国公共卫生思想史上不可缺少的重要篇章。

一、 传染病防控是当时中国公共卫生的首要内容

（一） 伍连德的防疫经历

清末民初时期，是我国传染病高发时期，每一次重大传染病的暴发和蔓延，都使国家损失惨重。 1910年的冬季，我国东北暴发鼠疫，死者数万人，经济损失高达上亿元。1917年山西鼠疫暴发，由于防控不力，流行了10个月才得到控制，估计死亡人数为16 000人^[2]。1919年夏，霍乱在中国大流行，仅哈尔滨地区就死亡 7 000 多人。这三次大的疫情，伍连德都亲自参与过抗疫工作。对于传染病的防控，伍连德通过实地调查认为，“流行之患，无岁不有。追其祸根，无非假交通之便利”^[3]。人口的流动，给传染病的输入、传播和蔓延增加了更多机会。因此，他提出了以隔离封锁为主要手段的传染病防控方案。如一旦发现染疫之人，“当即送其入特设之养病院，其与病人同居者，即送入隔离所”^[4]。通过对传染病“隔离其传染”“断绝其交通”，达到“疫无从生，祸难以起”的目的^[3]。1910年东北暴发鼠疫，清政府在日本、沙俄两国要直接插手鼠疫防控的国际压力下，任命伍连德为全权负责东北防疫的总医官。伍连德遂采取封锁交通、隔离并治疗患者、污染场所消毒、焚烧尸体等措施来控制疫情。他还积极提倡和推广佩戴口罩，其中一种被称为“伍氏口罩”，“在1910年至1911年疫情猖獗时，防护口罩被证明最有用，不仅被用于急性鼠疫医院，还被用于隔离营和停在铁道上的观察车”^[5]。疫情防控期间口罩的广泛佩戴有效保护了医护人员和民众的生命安全。伍连德的抗疫措施对近代中国来说具有开创意义，他抓住了科学抗疫的关键，并最终取得抗疫的成功。

（二） 伍连德的防疫思想

清政府于1911年在奉天（今沈阳）召开万国鼠疫研究会，对东北鼠疫的防控进行了科学总结、经验交流和成果展示。伍连德作为大会主席报告了东北鼠疫的病源、传播途径和防控经验。他在此次大会中提出的以控制传染源为重点的传染病防控办法，成为中外专家的共识，并在近代中国疫情防控中得到广泛应用^[5]。此次东北鼠疫防控成功的意义在于，它是中国近代历史上第一次用科学手段控制住了突发的重大急性传染病，为以后的防疫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和借鉴。与此同时，伍连德的防疫思想也开始影响国人的公共卫生观念。随着防疫知识的进一步宣传和普及，政府官员和普通民众的公共卫生意识得到启蒙，中国近代化卫生防疫由此开始。

此外，伍连德还对频繁发生在当时中国的鼠疫、霍乱、白喉、天花等传染病的病症与治疗方法进行了总结，他在《传染病之预防》一文中写道，“故凡以上所举各种传染之症，求之九州万国。最良之治法，莫如将病人与常人隔离，此不但慎防传染，抑且灭杀其毒，易施治疗”^[6]。伍连德还指出，针对不同的传染病应采取不同的防控方法，“故首宜将各种传染病症，在可能范围内分类处理之”^[7]。在《对于中国医学之管见》中，他将传染病分为四大类：有预防可能者、有免疫可能者、有治疗可能者、有半防可能者^[7]。伍连德提出，在传染病分类的基础上，“再按疫学之学理，衡传染程度之重轻，力筹防御方法”^[7]，严格控制传染源、分类科学处置不同类别传染病。这一防疫思想切合了当时中国的卫生国情，在政府的防疫工作中被采纳，并取得实际成效。

伍连德将传染病防控作为公共卫生工作的重要内容，其毕生主要精力都用在近代中国传染病的防控上。用科学的方法有效地防控传染病，符合世界第一次公共卫生革命的主要内容和目标，体现了近代中国卫生人对世界卫生发展潮流的回应，维护了国家和民族的利益。

二、 海港检疫权体现了国家的主权

海港检疫关系国家主权，是一个国家公共卫生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海港检疫作为政府公共卫生职权或职责之一，是保护国民健康的第一道防线，只有在国家边境将一切危害国民健康的病菌阻挡起来，确保入境船只和人员的安全，才能有效保护国内公民的生命安全。

近代以来中国海港检疫权被外国人所把持，严重影响了中国国家主权和公共卫生职责的行使。伍连德认为，“海口检疫为国家要政。若归外人包办。徒予外人利益。有害民生。大失国体。应即收回。”^[3] 基于此，伍连德与其他有识之士积极奔走，呼吁收回海港检疫权，并成立中国自己的海港检疫机构。1930年，南京国民政府根据伍连德等人的提议，“查海港为国家门户，应设检疫机关······而我国海港检疫权掌握在外国医生及外国领事税务司之手······‘为国家主权计，为民族健康计，为保护商业计’，检疫权均宜从速收回。”^[2] 始设立全国海港检疫管理处，并任命伍连德为处长，逐渐从外国人手里收回海港检疫权。伍连德出任处长后，筹建独立的海港检疫机构，开展海港公共卫生检疫和防疫工作。他认为近代中国海港检疫“雇卒以人才经济，两俱缺乏，更以当道诸公，于海港检疫一事，既无详确之认识，又尠远大之眼光”^[8]，导致海港检疫事务人才凋零。同时，由于海港检疫由外国人把持，“一切海港检疫事宜，必先征得各领事之全体同意，方得实施检疫······是故系统不正，则行政诸多讦隔，又安望其能应付海港检疫之一切紧急事宜耶”^[8]。立足现实状况，伍连德首先从硬件和软件上补短板。硬件上，他多方奔走，筹集资金，添置新的设备和检疫船只，并筹建检疫医院，保证了海港检疫的正常运转。软件上，他招集人才，“初不过职员数人耳，今则除会计书记外，有医官十二人，检疫员六人，医院助手四人，专门技师二人，及水手机匠等六十六人”^[8]，组成了一支具有实力的现代检疫队伍。这一时期，伍连德还将自己所学专业知识结合国际标准进行了梳理和整合，并主持制定了《海港检疫章程》《进口船舶检疫规则与熏船规则》等法规，使我国在海港检疫上有法可依。此外，伍连德积极加强国际交流与合作，与国联卫生部共同探讨国际防疫事务。他在海港检疫处四周年宴的演讲中说道：“盖在过去四年中，若无国联卫生部之协助，敝处定不能有如是之成绩。尤以国联卫生部长拉西曼博士出力为多······”^[9] 通过与国际卫生组织的协作与交流，海港检疫处获得了国内外组织与专家的支持与帮助，并建立起友好互助的国际合作关系，得到了极大的发展。

通过伍连德卓有成效的工作，将海港检疫正式纳入国家公共卫生的职责范围，维护了国家公共卫生权益的完整，助推近代中国国家公共卫生体系的完整建构。

三、 宣教是提高国民公共卫生意识的重要手段

（一） 国民公共卫生意识状况

伍连德从事防疫工作以来，通过一系列国内外考察和调研，将中国与世界各国进行仔细分析和比较，认为“欧洲各国之医学，日新月异······而日本亦蒸蒸日上······我中国······目前医学远逊日本”^[10]。究其原因，他认为，当时中国国民不科学的卫生观念以及迷信旧医等是主要因素，这些因素拉大了中国与世界先进国家公共卫生的差距。伍连德从 1910年到东北担任防疫负责人开始，通过二十多年的防疫工作，并深入实地调研，对当时中国的公共卫生状况有深刻了解。他指出，国人在公共卫生方面的知识极度欠缺，制约了国家卫生事业的发展。 1933年他应邀到重庆出席中国科学社在北碚举办的第十八次年会，在发言中说道，“我二三十年以来都是专门研究医学卫生······卫生两个字，在中国已经很老了，不过实在没有多少人懂得什么是卫生······”^[11] 在当时的中国社会，大部分人都对公共卫生一词很陌生，甚至觉得公共卫生仅仅是扫地打扫清洁而已，反映出时人对公共卫生的漠视和无知。伍连德认为，“无健全之民族，即无健全之国家······回顾吾国今日情势······虽甚复杂，而漠视卫生，以致民族衰弱，实为一重大原因也。”^[12] 这些话语充分地表达出他对当时中国公共卫生状况低下的忧虑。他呼吁国民公共卫生意识亟待提高，国家公共卫生制度急需改革和构建。

（二） 政府提高国民公共卫生意识的手段

伍连德根据其多年工作经验，认为要提高国民公共卫生意识和国家公共卫生水平，政府须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进行。第一，培养卫生人才，推行学校卫生。在伍连德看来，“欲求一国医学发达，当以振兴医学教育为本质”^[7]，要达到振兴医学教育的目的，政府首先“须提高国内医学校之程度，并努力新医研究，推广卫生教育”^[12]，只有这样，才能从整体上提高国家的医学卫生水平。伍连德认为政府还应向学校推广和普及卫生知识，学校卫生关系民族未来之发展，“故自幼稚园以至高中学校，对于卫生常识之灌输，均应特别注意”^[12]。他指出当时的北京和上海已开始大力推行学校卫生，两市共计学生已达五万五千人，“若全国负教育之责者，果能模仿各计划······是亦谋民族复兴之要图也”^[12]。第二，以农民卫生教育和促进农村卫生为重点。伍连德认为农村是当时疫情主要发源地和流行区，“年来鼠疫，霍乱，天花······当先以农村为对象”，因此要改变时下国内卫生状况，进行农村卫生改革是重中之重。故政府“必须研究农村之环境，以卫生知识灌输农民，俾可促进农村卫生”^[12]。第三，注重家庭卫生。家庭卫生是公共卫生的基础，家庭成员要重视卫生习惯，提高个人卫生知识，如果不加重视， “一人罹传染病，往往贻害全家及乡邻······可知家庭卫生关系民族之盛衰，实非浅鲜也”^[12]。在伍连德看来，政府只有注重家庭卫生，才能促进公共卫生的健康发展，并达到全民卫生的效果。伍连德把学校、家庭和农村卫生教育作为国家卫生教育的突破口，来推进整个国民的卫生教育，切合当时中国的实际情况，对提升国人公共卫生意识发挥了建设性作用。

四、 公医制度是公共卫生必要的配套

（一） 实行公医制度的必然性

中国落后的公共卫生状况和国民穷困的现实使伍连德意识到要提高国家公共卫生水平，只能由国家承担更多的公共卫生责任，实行公医制度才有可能。他认为公医制度在中国有长久的历史渊源，虽然发展曲折，但只要道路正确就能有光明的前途。他在卫生演讲中指出，“公医制度为今日医界之当前问题；惟此种制度，于我国已有悠久之历史······”^[13] 虽然我国在周朝时已有公医制度，但几千年来发展缓慢，没有发挥出应有的作用。“按现今之情况，距此理想之境地尚远，新医之数目太少，实不能胜此重任”^[13]。近代以来中国新医数量之少，严重影响了公医制度的开展，他因而提出 “医学校之课程，亦经修改，使合于公医制度之步骤······此外对于训练公医制度所需要之其他阶级人员，亦加以注意”^[13]。同时，“公医制度之实行，虽多困难，而数年来各村市办理，已有端倪······著者敢信我国医界同人，必乐为尽匹夫之责，以促其成也”^[14]。这些都表现出伍连德对当时中国实行公医制度的决心和信心。

（二） 解决卫生经费的途径

由于公医制度的社会福利性，需要大量的经费，经费是否充足将严重影响公共卫生建设的顺利实施。伍连德提出，中国的公共卫生建设首先要保证卫生经费的充足。“夫立国于今之世，卫生政费一项，必须大加扩充，徒言百政未就轨范，无暇顾及卫生，诚因噎废食之谕也。”^[12] 伍德连通过调研，提出了一个增加收入来保证卫生经费的方案，即“吾国有征税途径，向为当局所未注意。而其收入之巨又足供公共卫生事业之用······即品类繁多指不胜屈之成药是也”^[15]。他观察到，“英、日等国征收各种成药的这一税收，每年收入达到几百至上千万元”，在中国“四万万民众消费为数必巨”^[15]，中国能征收更多的税收，就可以解决卫生经费不足的问题。

五、 小结

近代中国正处于世界第一次公共卫生革命时期，各国都竞相掀起了公共卫生革命的浪潮。伍连德主持领导的东北抗疫取得的成功也让当时的西方世界对他刮目相看，在后来召开的万国鼠疫大会中他被一致推选为大会主席。“万国鼠疫研究会会长一席，公举中国外务部特派医官伍连德充任······ 此次经各国医士公意。举充会长。亦可见伍君之学术资望。”^[16] 此外，伍连德还根据当时的中国国情提出了一系列发展中国公共卫生的主张，他认为如果这些主张能够施行，中国“公共卫生方面，必有长足之进展，而民族之复兴，亦必拭目可待”^[12]。伍连德公共卫生思想是其经过深入调查和思考后所提出的，具有较强的针对性和可行性，体现了中国第一代公共卫生专家对提升国家公共卫生水平的有益探索，他的卫生思想和防疫措施加速了近代中国主动融入世界公共卫生革命的步伐，对于其后的公共卫生专家也有较大的影响，例如留美归国的医学博士俞凤宾就这样高度评价他，“注意公众卫生者。不一而足。其最著者。当首推伍连德医士。伍医士办理防疫之事。成绩卓著。中外翕然。”^[17] 伍连德的公共卫生思想和实践，不仅在当时有效控制了疫情的蔓延，挽救了广大疫区人民的生命，而且对今天中国乃至全球的公共卫生体系建设和疫情防控仍有重要的借鉴意义。伍连德的卫生思想包含了传染病防控、卫生教育和爱国精神等，这些思想和宝贵经验都是当前和未来公共卫生工作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在世界公共卫生发展史上占有重要一席。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