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运动”前后，中医因西方医学的冲击和社会观念的转变，逐步失去话语权，从早先“唯一医学体系”到“两套医学体系之一”，再到1929年国民政府第一届卫生委员会决议几乎被废止，可谓步履维艰、进退维谷。《医林一谔》在1931年的发刊词中指出，当时“道将坠地，文欲丧天，此固国医危如累卵之秋，一发千钧之日也”^[1]。当时不仅公办教育无中医学校，连私人创办的中医学校也因不符合教育部规制，被迫改为“传习所”。一般西医院校均不涉及中医，但在江苏省立医政学院，自建校之初就与中医结下不解之缘，许多做法具有开创之功。

一、 教育理念领先时代

1934 年，时任江苏省政府主席的陈果夫，在省会镇江创立省立医政学院，并担任院长。当时“国内医科学校，限于治疗疾病之学，又惟笃信西洋医学，我国数千年来医学之宝贵遗产弃如敝屣，既未能为医事作整个之推动，又未能兼采中西所长，创造中国之新医学”^[2]。江苏省立医政学院积极实验新医政教育，创造融合中西医的新医学，首倡医政办学模式^①。学校将“医”与“政”联系起来，尽可能利用政治手段统筹好当时有限的中西医资源，实现效益最大化（图1）。首届毕业歌词中，“医政推行，医学昌明，医事改进，都是我们的责任。新中国医学产生，迎头赶上西洋文明，消除种种派别，与旧时中西之分称，也是我们的责任。勿牟利，勿争名，实事求是，我为人人”^[2]，正是反映了这种理想。

学校坚持多学制办学，第一年开设了五年制的医本科，并有一年制的医学教育科、行政科和卫生特别训练班（训练班从第二期学制为 2 年）。后又举办农村医药初级服务员训练班，因时因地制宜，以供苏北黑热病防治之用，训练为期 7 个月；又设防疟人员训练班二期，及中医外科训练班一期^[3]，学员多来自教师和中医。学校始终将目光投向偏远城镇和农村，把医学作为救治民众疾苦、维护社会稳定、推动强种强国的重要手段，彰显了“医政”特色。当时江苏省民政厅厅长，后任教育部部长的程天放曾到校以“医与政”为题进行演说^[4]：

“政是政治，医是医学，或者是医术，医政二字表面看是不相关的，在一般人看来，医与政连在一起，未免有点奇怪······江苏省政府办这个医政学院，是很有道理的······政府应当以医为政治上很大的事业，增进民族健康幸福的重要工作，一个人卫生不讲求，而病死、而夭亡，在个人是一个损失，在国家的损失，尤其很大，如果国家不把医事认真的办好，那么就可以说，政府没有尽他的责任，因为这种工作，是有关于全体国民的生命幸福，国家的强弱存亡的。”

程氏的演讲阐述了“医与政”的关系，道出了学校医学救国的理想。当时学校以孙中山先生的“博爱”理念为校训，并结合“医政”办学模式，提出了 “医学与行政并举，预防与医疗并重，中医与西医结合”的办学理念。在今天看来，好似十分平常，恰恰说明当时的理念仍不落伍。对照《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关于卫生方针的描述：“以基层为重点，以改革创新为动力，预防为主，中西医并重，将健康融入所有政策，人民共建共享”，就会发现其中的异曲同工之妙。时隔近百年，两者均关注社会基层，注重预防，提倡中医，并将健康作为民生福祉的基础。可见，南京医科大学正是秉承其一贯传统，办学理念引领了时代先声。

二、 中医教学的创新与创举

建校之初，学校就非常重视中医教学，在聘请专门人才、开展专门培训和研究等方面均进行了有益探索。

（一） 首聘中医教授，出版《中国医学史》修订本

当时中医人数众多，被聘请为西医院校的教职却极不容易。在学校看来，中医学教师“须贯彻医理，且能宣之于辞者，而中医大都自经验之中，会心微妙，难以现代术语，解释其理”^[2]，省立医政学院率先聘请陈邦贤担任中医教授。陈邦贤是江苏镇江人，早年师从丁福保学习中西医学知识，毕生致力于中国医学史、疾病史、医学家传记等研究，是我国医学通史研究的开拓者和医史教育的倡导者。早在1919年，陈邦贤就开始了第一部《中国医学史》的创作，在当时这是一项开创性的工作；但由于受西方医学和科学思想的冲击，传统中医理论中的五运六气、性味归经、以形补形等观念受到严重冲击，甚至被贴上了“封建”“原始”等标签，广为社会大众所批判。兼之陈氏《中国医学史》初版内容简单，篇幅较短，1920年出版后少有问津。当时陈邦贤在多所学校担任校医，赚取工资除补贴家用外，就是自赔刻印刊行费用。陈果夫曾感叹说：“陈邦贤先生编了一本中国医学史，出版数年仅仅售出三本，直至医政学院开办之后，才有销路，可见全国各医学院在此之前，并无中国医学史一课。”^[5] 中医地位及学术情况由此也可见一斑^②。

陈邦贤被聘请为中医学教授后，主要为学校卫生教育科和中医特别训练班讲授医学史与疾病史，并为所有专业学生讲授中医通识课程，这在当时医学教育界，特别是西医院校中属创新之举。至此，年近半百的陈邦贤终于有了安身立命之所，可以静下心来做中医史研究。他大量涉猎古今医书文献和报刊，在《中国医学史》初版的基础上重新扩充，优化提纲，搜集资料，完成了《中国医学史》修订本， 1937年由商务印书馆正式出版，并作为《文化史丛书》之一（图2）。全书分为上古的医学、中古的医学、近世的医学、现代的医学以及疾病史五章，体系更加完整统一，篇幅更是大大超过初版。此外，陈邦贤还有《药学史》《卫生行政史》《防疫史》《医事教育史》等著作^[6]。学校当时特别重视中医史的教学，除卫生特别训练班之外，要求医科三年级的时候也要了解中医，且各班次均需读《中国医学史》，奠定了此门课程在医学生培养过程中的地位。陈邦贤作为中医史研究专家也蜚声海内外。

（二） 举办第一个中医学习西医班，所有专业均设中医课程

据张效霞考证，近代第一个中医学习西医班就是江苏省立医政学院的卫生特别训练班。至于设立卫生特别训练班的目的，陈果夫曾陈述：“该班专为训练中医而设。中医用其老法，虽每年亦能医愈若干人，但其本身对于生理解剖及卫生方面，往往多不明了，故令其补习”，主张“中学西”，掌握西医基本知识。为此，“招收正在开业的青年中医，加以新医的训练。它的一切教育和训练都力求实在，不尚空谈”“其设立之宗旨，乃招收三十五岁以下在本省开业三年以上之中医，授以各种基础的科学医之知识，导入科学化之途径”^[7]。之所以规定得如此细致，在当时看来，年龄偏大的中医，思想可能较为迂腐，不堪再造；而规定有三年的从业经验，则是便于利用其积累的从业经验。总之，有就地取材、才尽其用的设想。

当时招生和专业设置十分慎重，甚至还要上省政府会议讨论决定^③。学校针对社会不同需求，认为医生可分高级、中级、初级三个层次。高级为医本科，这些学生一般要留在城市的医学院校、医院等从事教学、科研和临床工作；中级即为卫生特别训练班，从当时情形看，“江苏全省登记中医，达六千余人，分布社会，至为普遍，最适合人民一般治疗需要。故中级医生，即以登记中医，加以训练充任”；初级则是农村医药初级服务员训练班，培养乡村本土医生，使之有初步的医疗技能。在学校看来，社会民众缺医少药，只要通过卫生特别训练班对当时登记的中医开展系统培训，学习如物理、化学、生理、细菌学等科学基本知识，就可以“补充中医现代科学之不足”^[2]。总之，学校全面布局，有针对性地培养高级、中级和初级人才，力争在最短时间内实现社会医疗局面的最大提升。

1934年8月，江苏省立医政学院举行卫生特别训练班入学考试，科目均为中医内容，共录取 60 人。当年 10 月 10 日举行开学典礼，12 日正式上课。学习课程主要包括《解剖学概要》《病理学概要》《生理学概要》《免疫及细菌学概要》《个人卫生学概要》《药物学概要》《公共卫生学概要》《卫生学概要》《医药常识》《传染病概要》《急救法》《隔离及消毒》《诊断及鉴别诊断概要》《医学史》《日文》及生理学实习等，多为西医知识。1935年7月，首届卫生特别训练班毕业，毕业人数为57人。学校对学生学习要求较高，平时除临时考试、学月考试、学期考试、毕业考试外，还需完成论文，经专家考核和学术委员会审查后，有3人没能通过毕业。当时的毕业生是按学习成绩分配全省各地的，但卫生特别训练班的学员，因为本身已有工作，毕业后仍自行开业。在学校历史上，卫生特别训练班只举办了两届，后因抗战，陈果夫辞去院长，卫生特别训练班停办，却也培养了叶劲秋、张锡君、陈伯涛等著名中医学者。1938年，陈果夫应邀到贵阳医学院演讲，还希望各地医学院仿照江苏省立医政学院开设特别训练班，为中医补习“现代科学智识”。时人评价说：“卫生特别训练班的创设，实开历来公立医校科目的新纪元”“开我国医药科学化的先河，将来在医政史上，定能留着光荣记录的一页”^[7]。

（三） 开设中医药物试植场，创建实验馆

当时社会药物紧缺，即使西医也缺少特效药。实际上，直至20世纪40年代前后，磺胺类药物和抗生素（主要是青霉素）的出现，西医才找到有效控制和治疗众多传染病的方法。那时绝不像今天，一种疾病的治疗可以有多种药物和治疗手段可供选择，甚至因疫苗的推广，脊髓灰质炎、天花、麻疹等传染病已基本绝迹。鉴于此，20世纪30年代之前的西医即便能查明致病原因，却常常因缺乏特效药物而影响治疗效果；与之相比，中医在临床上并不屈居下风。陈果夫主张对于中西医药都要加以研究，无所偏倚，并设法使其融通调和；但限于当时条件，只能暂时将研发重心放在中医药方面。一是就地取材方便，药性药效相对熟悉，社会上也有广泛的接受度；二是中药材是当时出口大宗，自主研发特效药不仅可以治病救人，还可以提升中药材的附加值； 三是鉴于国家安全考虑，当时西药制作的方法和仪器均被国外垄断，使用和研发中药可以将治病救人的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鉴于此，医政学院李子仪还曾发表《中医科学化之途径》一文，开宗明义指出，世界万事万物都“挟着万能的科学前进”，中医要在学理上整理、科系上规范，用科学验证的方式分析中药成分，努力打破中西医界限，“实现我们新兴的医学”^[8]。

抗战爆发后，江苏省立医政学院改组国立江苏医学院并迁址重庆办学，由于日军封锁，药品奇缺，学校曾探求雄黄、马齿苋等传统药物治病机制，研发新中成药^[9]。在陈氏看来，西药药物以动物试验进行提取改良，然后用到人身上，中医药则是几千年来以“人”作试验而研究药物的性能，“为什么现在学医的人反而不相信它呢？几千年宝贵的经验，为什么不能算数呢？现在学医的人，有了新的方法，最好鼓舞热忱去改进从前不合科学的地方，更从其发现作进一步的研究与发明，以发挥更大的效用，那才是学者应有的态度。”^[6] 建校之初，学校曾专门辟出药物试植场，并建设实验馆研发新药物。陈果夫政务之余，只要有时间就到学校，傍晚时分则来到试植场，认识药草及药性，消除工作疲劳，他把试植场称之为“我的乐园”（图3）^[10]。

三、 建校之初重视中医元素的缘由探析

江苏省立医政学院为什么能够独树一帜，在建校之初积极吸纳和放大中医元素，除了中医自身独特作用之外，还与当时社会条件以及陈果夫个人有着密切联系。

（一） 中医的独特价值

中医药文化源远流长，以其预防保健作用独特、治疗方式灵活、费用比较低廉的优势，在普通大众心目中根深蒂固，其本身又蕴含着深邃的哲学思想和丰富的人文精神，能够满足民众在卫生健康领域的精神文化需求。在缺医少药的民国时期，还具有医疗托底和心理安慰作用。民国著名中医时逸人1936年编著《医药公有制实施计划案》，曾全面对比了中西医的优势与不足，较为全面地陈述了当时的中医地位及作用。在时氏看来，当时中医更为普遍，“在通都大邑，业医药者，详为统计，中医居多数，在各地乡村，西医可谓绝无。乡村中医虽人材复杂，而应付治疗，到处皆是”，中医更得民众信仰。“至于西医，在穷乡僻壤，几于绝迹，间或有之。人民尚多漠视，故无立足之地。”在药品经济上，“中医药品在我国处处产生，药农种植，药商贩运，药店泡制，既不假手外人，又能开发利源，且药价低廉，尤适合于农村人民经济，较之舶来西药，相去远矣”。在迎合患者心理和治疗上，“中医为吾国所固有，历史长，医士多，社会崇信中医者，十之七八，且在习惯、地方、心理诸项，中医均较为适合”。在服务国家经济上，“我国农村破产，外货充斥，药品上占一大漏卮，为杜塞经济之侵略计，则培植中药，制造改进，挽回利权，抵制外药，亦救国之要务也”^[11]。

（二） 社会缺医少药

当时战乱纷争，民生凋敝，灾疫横行。据不完全统计，民国的38年间（1911—1949年），仅法定传染病和指定传染病造成死亡人数达万人以上的重大疫灾就有59次之多，其中涉及鼠疫、天花、霍乱、伤寒、疟疾等，共计造成约250万人死亡^[12]。当时中国人的死亡率是欧美的一倍还多，正式医生却很少。1928年受过西医正规训练的人员仅有约1.2万名，且多数集中在城市^[13]。如果按城市分布计算，仅上海一市的西医就占据全部的 22%。广大农民多依靠中医治疗。从当时的江苏来看，多地流行传染病，农民日常生活毫无保障，更谈不上医药卫生条件了。学校首届农村医药初级服务员训练班《纪念册》序言曾称：“苏北民众苦于饥馑洊至，萑苻为患久矣。年来经诸同志与当局贤哲之努力，水利交通剿辑诸端，虽已稍具端倪，而十万以上之黑热病人，方贫病交迫，引领待救······顾医药人才为数甚少，穷乡僻壤如苏北者，尤难罗致，本院医科学生一时又不克造就，七年之病，固不及求三年之艾也。爰有创办本班之举。”^[5] 为此，学校创设农村医药初级服务训练班、治疟训练班，并召集全省中医外科医师进行科学培训，以便为战时服务。中医外科训练班本打算分期进行，实际仅办一期，培训了几十人。1937年爆发 “淞沪会战”，中国军民死伤30余万，学校成立后方重伤医院，这些中医外科医师发挥了重要作用^④。

（三） 陈果夫的个人原因

当时军阀混战，国内战争不断，民众的基本健康生命权无法保障，外有日本虎视眈眈，内忧外患，处境艰难。陈果夫以省政府主席的身份担任学校校长，需要考虑如何通过学校的教学科研活动，维护社会安全稳定和民众生命健康，有序推动生产、生活各项活动。在陈氏看来，中国之所以不能抵抗日本的侵略，并不是我们的文章做他不过，也不是我们的法律讲他不过，“是在我们没有抵抗的力量”。而培养抵抗的力量，就是要使农、工、医学发达。因此，发展农、工、医学，就是开展抵抗的一个紧要步骤。为此，他在江苏办医政学院，有着“实验”的意味，兼顾中西更是题中之义^[14]。他回忆说： “我从前在江苏办过医政学院，院内附设有卫生特别训练班，灌输中医以科学知识，并在其中选择优秀人才，预备到西医五年级时对该级学生讲解中医各科，要学西医的同学，也了解中医常识，这也许是一种融解中西分歧，交换知识的办法。”^[5] 当然，这也是一项极为冒险的做法。当时政府的领导组成和工作人员多是留洋和受过高等教育的知识分子，笃信西方文化，多排斥中医。陈氏曾痛斥教育界“二十余年来各医学院中就从没有加添过中医科目，甚至禁止设立中医学校，就是租界上有了中医学校，教育部厅方面也从不聘请懂得中医的人去指导推进，实在是对于文化和人民健康一种偏差。”为此，学校创办三年竟然没有向教育部备案，因为一旦备案就会被责令停办。即使后来学校办得风生水起， “而当时教育部医药教育委员会中竟有若干委员骂我办出了一种非驴非马的学校，某卫生当局对学院亦多责难”^[5]。可见陈氏所承受的压力。

1938年，学校由“省立”改属“国立”，原来的“医政学院”也更名“医学院”，完全按照教育部要求办学，成为当时六所国立本科医学院校之一。自此，中医的元素逐渐剥离，学校变成了“正规”的西医院校。

（谨以此文献给南京医科大学建校90周年！）

①《江苏医政学院之过去与将来》一文开宗明义指出：“我国人民，体质日弱，死亡率高，为民族前途大患······江苏医政学院，即按照医字整个范围决定其教育计划。定其名曰‘医政’。本院之设，除培植江苏省所需医政人才而外，以实验新医学教育制度及创造融合中西之中国新医学为两大目的。”可见学校办学的使命及理想。

② 当《中国医学史》修订本出版后，《绪言》曾追忆初版的社会影响，指出“自此书产生以后，遂蔚然成为有系统之科学；此书诞生忽忽已十七年，颇引起中外人士的注意”等等，即使不无溢美之词，也是对过去十七年总概括，刚出版时，此书确无多大影响。参看陈邦贤《中国医学史》，团结出版社2011年版，绪言第7页。

③ 在1936年的《江苏省立医政学院招生简章》中，“添招科班”一条明确指出，经第八二六次省府会议决定添招，分别是“1、卫生行政科新生三十名。2、医科一年级新生六十名。3、附设农村医药初级服务员训练班新生六十名”。可见当时设置专业和招生的慎重。

④ 有关文献记载，学校因战事仅得调训中医外科一班，中医外科医生，在江苏有五百人，其中年轻可以调训者有四五百人左右，拟分五期调训完毕，第一期因战事已起，交通阻隔只到六十余人，因学校办一重伤兵医院，此六十人到校不久，即入重伤兵医院实习，但已提高一部分中医外科程度不少。参看《陈果夫先生全集》第六册，第17页。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