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教育始于生命又归于生命。面对资本、技术与权力的裹挟，生命教育肩负着在现实困境中塑造医学生医德品格的使命，从理论逻辑与实践需求来看，生命教育回归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具有内在必然性。中华传统生命观之灵性、感性与理性的现代性解读，恰可弥合技术理性导致的医学生生命认知割裂，重塑医学人文精神根基。且审视当代医学生生命教育，在承继传统文化中出现断裂现象，因此亟需在医学院校复活传统生命智慧的文化基因，尤其是推动儒学生命思想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并基于中华传统生命观深刻认识到医学生生命教育本质上是融合灵性、感性与理性维度的系统性教育实践。
Abstract
Education begins with life and eventually returns to life. In the face of the pressures of capital， technology，and power，life education carries the mission of shaping medical students’medical ethics and virtues during real-world challenges. From both theoretical logic and practical necessity，returning life education to excellent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is inherently inevitable. A modern interpretation of the spiritual， sensible and rational dimensions of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view of life can narrow the gap in medical students’ understanding of life caused by technological rationality， thereby reshaping the foundations of medical humanism. Examining medical students’contemporary life education，there is a discontinuity in inheriting traditional culture. Therefore，it is urgent to revive the cultural genes of traditional life wisdom in medical schools，especially by promoting the creative transformation and innovative development of Confucian life philosophy. Based on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view of life，it is essential to deeply recognize that life education for medical students is fundamentally a systematic educational practice integrating spiritual，emotional，and rational dimensions.
当今医疗资本、医学技术权力与医学高新技术三者互动，既可以成为维护生命健康的重要力量，也可能变成违背医学本质的异化力量。具体而言，在资本逻辑侵染下，出现过度诊疗、药品价格畸高、设备耗材暴利等状况；在技术主义推崇下，基因编辑婴儿等不当应用冲击伦理底线；在权力结构的笼罩下，医疗资源配置、医药研发与医保体系等关键环节陷入权力泥沼。凡此种种，不仅消弭了医务人员秉承的医学人文信念，更导致部分医务工作者陷入生命价值认知的迷失。在此背景下，医学生生命教育的重要性愈发凸显。《医学人文关怀提升行动方案（2024—2027 年）》明确提出“大力开展医学人文教育”的战略要求，教育部等五部门《关于全面加强和改进新时代学校卫生与健康教育工作的意见》 强调开展生命教育的重要性。生命教育有责任引导医学生将尊重患者身体的伦理自觉与关爱患者生命的职业态度内化为自身价值底色，始终坚守医学本质，成为守护生命健康的中流砥柱。既有研究中，学者多聚焦于传统儒家文化之于宏观生命教育的研究[1]，或研究如何运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开展大学生生命观教育等[2]，暂未深挖中华传统生命观对现代医学生生命教育的时代价值。国内已有医务工作者提出“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建设医学人文”的命题，为当代医学生生命教育提供了独特的破局思路。亟须叩响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门，其灵性、感性与理性的三维度经现代性解读后恰可弥合技术理性影响下医学生对生命认知的割裂，重塑医学人文精神的坚实根基。
一、 中华传统生命观之灵性、感性与理性解读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生命的关照历久弥新，医学生生命教育要善于从中汲取力量。以儒、释、道为支柱的中华传统生命观在历史长河中相互交融、补益，长久而深刻地影响着生命观的塑造与生命教育的发生发展。总的来说，儒家以“人”为本位，道家以“自然”为本位，佛教以“解脱”为本位来观照人生，三者从不同维度构建起对生命的理解。儒家思想蕴含着丰富的生命伦理智慧与道德实践文化，与医学生生命教育价值诉求高度契合，因此主要探寻传统儒家生命观。这里的有关中华传统生命观不是泛泛而论，而是侧重于医学生生命教育的需要。
（一） 中华传统生命观之灵性
中华传统生命观中的灵性认知，源于对宇宙与生命本源的终极追问。儒家认为生命与自然、宇宙具有同源性与共通性，崇尚“天人合一”，即整个宇宙天地是自我繁衍、浑然一体的生命系统，所有生命各有其存在的理由与价值[3]。“大化流行”的宇宙观视整个宇宙为一个生命流行的场所，万物生灭皆与人类息息相关，这种观念将自然万物从外在对象转化为与人类生命互动的存在，强调人与自然的不可割裂性[4]。《易经》有言：“天地之大德曰生，生生之谓易。”不仅突出强调了人与万物和谐共生的天人合一观，同时看待宇宙、天地、山河、乾坤、人、草木虫鱼兽等生生不息的过程，体会自然的力量和生命的伟大。儒家另有言：“学者须先识仁，仁者浑然与物同体。”即一个仁者应与万物融为一体，与万物共情，这个说法也体现着仁爱敬生思想。儒家“天生烝民，有物有则”（《诗经·大雅》）的论断，暗含对生命神圣性的敬畏。这种灵性视角超越了物质层面的局限，将生命置于形而上的哲学高度，为理解生命本质提供了超越现实功利的思考框架。在现代医学面临技术异化危机的背景下，传统生命观的灵性解读有助于医学生重建对生命神圣性的认知，避免将生命简化为技术操作的对象，从而在医学实践中保持对生命本源的敬畏之心。
（二） 中华传统生命观之感性
中华传统生命观的感性特质，集中体现在对生命情感与身体感受的重视。儒家思想以仁爱为怀，直面生命的珍贵。孟子“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的论述，将人类对他者苦难的共情视为道德与仁爱的起点，这种感性体验成为将生命与生命联系起来的重要纽带。《论语·卫灵公》中也有记载，卫灵公向孔子请教战争之事，孔子拒绝回应：“俎豆之事，则尝闻之矣；军旅之事，未之学也。”孔子对战争带来的杀戮表示极大的否定和不满，体现了儒家敬爱生命之思想从人之初关怀到人之终，具有整体性、发展性的特点。此外，与西方传统的“意识性”哲学不同，原本意义上的中国古代哲学一开始就是一种旗帜鲜明的“身体性”哲学[5]。先秦时期的儒家、道家身体文化也从总体上规定着中国古代身体哲学的整体走向。在先秦儒家对“身体”的独到理解中，身体既是“身体发肤，受之父母”的血肉生命之身，亦是 “形具而神生”的身心合一的能动之身，也是“因感生情”的具有生命真情实感的性情之身[6]。在当代医学生生命教育中，这种仁爱敬生与重视身体的感性维度有助于培养医学生的同理心与人文素养，使其在临床实践中不仅关注到疾病本身，更注重患者的情感需求与身体尊严，将对患者痛苦的感同身受作为医疗实践的情感基础，这种共情能力终将超越技术理性的冰冷判断，赋予医学温暖的人文底色。
（三） 中华传统生命观之理性
中华传统生命观的理性层面，突出表现为对社会价值实现的追求与超越死亡的思考，倡导在个体欲望与社会责任之间寻求平衡。这种理性认知既非纯粹的经验主义，也非脱离现实的抽象思辨，而是将生命置于自然、社会的整体系统中进行动态分析。儒家“积极入世”强调有三，一是强调了积极入世的程度，由小我至社会。君子当践行积极有为的生命态度，保持强烈的社会责任感，追求社会价值的实现、社会生命的丰盈无憾[7]。《礼记·大学》记载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强调个人价值应与社会价值、国家价值结合起来，使个人素质的养成与社会和国家的发展同频共振。二是强调积极入世的尺度，由效法天地到回应天地。所谓“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周易·象传》），是说人应效法天地之品格，培养刚强劲健、自强不息的精神。三是强调积极入世的宽度，由浅至深。认为人终其一生的追求是不断实现生命价值，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 论语·为政篇 》）同时，儒家从整体上倾向于避讳死亡，更多地是通过强调“生”、回避死亡本质的方式来体现对死亡的超越。儒家主张通过正视“生”来正视“死”。孔子回答子路的那句“未知生，焉知死？”（《论语·先进》）反映了相比于未知的“死”，把握已知的“生”才是更为重要的。在尊重生死为自然规律的基础上，儒家主张 “超越死亡”，深刻意识到人要在有限的生命里，立德、立言、立功，实现对肉体生命的超越与精神生命的永恒。传统生命观的理性维度有助于医学生树立整体辩证思维，避免陷入技术、权力与资本至上的片面认知，从而在诊疗过程中考虑生命价值的实现。
中华传统生命观有着灵性、感性与理性的特点，既包含“和谐共生”的灵性，又有“积极入世”“超越死亡”的理性，同时也具有“仁爱敬生”“重视身体”的感性，“要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把艺术创造力和中华文化价值融合起来，把中华美学精神和当代审美追求结合起来，激活中华文化生命力”[8]。基于此，执身为本，与生命同在，身体哲学和生命哲学都应为当代医学生生命教育所用，促进其发展。
二、 当代医学生生命教育对中华传统生命观承继的不足
作为健康中国战略的践行者，医学生肩负着推动国家卫生事业发展的重要使命。由于医学专业的特殊性，其生命教育不仅需要遵循一般大学生生命教育的共性，更需要凸显职业伦理与人文关怀的特性。当前，医学生生命教育在传承中华传统生命观过程中存在显著不足，突出表现为灵性维度的断裂、感性维度的缺失与理性维度的缺位，最终走向 “‘生命’含量不足的生命教育”。
（一） 灵性维度的断裂
儒家既肯定生命永恒的哲学，也肯定生命变化的哲学。人为万物之灵，其灵，一在于觉知自身处境[9]，二在于能与万物和谐共生。
指出医学生生命教育的“缺乏灵性”，首先应当阐明有灵性的医学生生命教育之涵义。有灵性的医学生生命教育，是“非动物的灵性”，即与我们通常所说的“动物灵性”不能混为一谈，但它又是“包含动物的灵性”，即达到“人与万物和谐共生”的境界，教育的功能不应只是为社会或政治服务，灵性的教育可以通过文化的传承表达生命的情感，让学生感知生命的充沛。真正具有灵性的生命教育，应当超越生物学意义上的“动物本能”，实现人与自然、生命与生命之间的和谐统一。然而，当前医学院校的生命教育实践却存在明显的灵性缺失。
医学生生命教育之灵性最直截了当的便是强调“人与实验动物和谐共生”“爱护实验动物”。医学院校以动物为实验对象进行授课的内容与形式，没有做到足够重视“爱护实验动物”理念。如进行动物实验前后，较少有教师能组织全体学生举行默哀仪式，或形式流于表面，未能将“爱护动物”理念真正传达于学生；课堂中，学生态度不端正导致的操作技术不精，对实验动物造成了额外痛苦等，折射出医学生生命教育未能有效培养学生对生命价值的尊重。对动物生命持冷漠态度的医学生，将来也不可能成为“大爱无疆”的医生。
此外，生命教育在哲学层面的深度不足同样值得关注。医学生生命教育应达到教习“觉知自身处境”的目的。以《周易》为代表的传统哲学经典中蕴含的“变易”与“不易”的辩证思想，能够帮助学生理解生命的本质规律与永恒价值，思索如何应对刹那生灭的变化。但在现实教学中，这些深邃的哲学智慧往往被忽视，生命教育内容局限于浅表知识传授，未能引导学生对生命的本质与意义进行深入思考。
（二） 感性维度的失落
真正感性的生命教育，应当培养学生的共情能力。“感性”是充满生命的，感性的欢愉意在以尊重、珍爱乃至敬畏生命为前提，最终达到“共情”“感同身受”“感受力强”等状态，即“共情”等状态的基础便是敬畏生命、珍爱生命，并且，人们因“共情”而能产生“身体对话”。
梅洛-庞蒂指出：身体是意义的纽结，是意义的发生场；身体不只是显示遗传特征的生物载体，而是具有灵性和人格特征的价值主体[10]。医学生生命教育把身体对象化，外化为整个外在世界的一部分，容易造成对生命的轻视。仅从生物属性来诠释身体，机械地将人体拆解为器官、组织和系统进行教学，忽视了身体作为生命整体的维度。这种机械论的身体观导致生命教育异化为单纯的知识灌输和技能训练，背离了生命教育的本质要求。身体是生命的承载物，我们需要正视身体、重新审视身体。生命教育与身体感知的割裂，造成受教育者身心分离的精神困境。学生在学习过程中体验到的碎片化、工具化认知，不仅影响其对生命价值的理解，更可能误导医学教育的发展方向，导致人才培养目标的偏差。人对生命的认识本就是从无到有、从浅入深的过程，将知识灌输与能力培养有机融入生命教育是极具挑战的教育实践，“离身”知识对生命教育的窄化加剧了这一难度，课堂教学无法完全实现从知识型生命教育转向实践型生命教育，弱化知识的具身性、遮蔽师生身体主体间性，容易忽视生命的“身体在场”[11]。
（三） 理性维度的缺位
理性教育是培养人的理性意识、理性精神和理性能力的教育，是对行为方式和目的的选择、批判能力，以及对情感、意志的协调能力的教育，理性教育的终极目的在于提升人的生命质量[12]。概而言之，“理性”在“生—人生—死”的生命全过程中为 “提升人的生命质量”而服务，而目前生命教育缺乏这样一种“理性”。
作为直面生死的特殊群体，医学生理学应成为死亡教育的重点对象。医学生是死亡教育的先行者和施教者，医学生对死亡教育的认知与经验体悟，深刻影响着其对死亡态度的确立，并最终反映在其临终照护实践的专业性上[13]。但目前我国医学院校普遍缺乏系统的死亡教育课程，相关内容多以碎片化形式融入思政课程，医学院校死亡教育仍处于理论研究向实践转化的探索期，死亡教育正式纳入课程教育体系任重而道远。这种现状不仅影响医学生对死亡的正确认知，也制约其未来对临终患者的人文关怀能力。在教育实践层面，生命教育存在三大突出问题：一是过度依赖理论灌输，忽视情感培养和价值引导；二是教学内容与专业实践脱节，学生难以理解生命教育的现实意义；三是教育资源投入不足，相关专业老师打“学生需要”牌，美其名曰帮助学生减负而直接少上或停上生命教育课程。这种从教育者到受教育者的普遍忽视，本质上反映出对中华传统生命观的挖掘不够深入、文化自信不足的深层问题，让中华传统生命观囿于故纸堆。
三、 基于中华传统生命观对当代医学生生命教育的反思
任何传统文本的意义都有赖于一种现代的理解才能得以真正地复活。对中华传统生命观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既依赖于我们对古人文本的忠实阅读，又离不开对当代所处语用语境的深切洞悉。中华传统生命观具有整体性，生命教育也应是一个完整的体系，应系统地向学生传授从生到死的有关生命意识、生命价值、生命意义和死亡等知识，以增强生命教育的有效性。基于中华传统生命观深刻认识到医学生生命教育应是有灵性的教育、感性的教育，是一种走向理性的生命教育，因此在教育过程中应当突出“生命共同体”教育、敬爱生命教育及生命价值教育，具体表现为“上善若水”教育、“具身性”生命教育以及“超越死亡”教育。目前，各高校尤其是医学院校在探索如何将生命教育有效化，现尝试赋予中华传统生命观以时代解读，为医学生生命教育提供新思路。
（一） 创新性发展医学生生命教育的灵性—— 从儒家“天人合一”思想突出“生命共同体”教育，延伸为“上善若水”教育
灵性在介入日常生活时，就是要引导人们过一种有德性的、有信仰的生活[14]。“德性”“信仰”从何处来？从中华传统生命观中来，尤其是传统儒家的生命智慧必定可以为“充满灵性的生命教育”提供思想基础和理论来源。
现从以下角度创新性发展医学生生命教育的灵性。首先，可融入儒家“天人合一”思想，强化由 “天人合一”思想现代化转化的“生命共同体”教育，提升医学生“生命共同体”之意识与觉悟。习近平 “生命共同体”理念深刻揭示了人与自然互为依存的共生性本质，将二者界定为具有内在统一性且无法割裂的有机整体[15]。“生命共同体”教育要求当代医学生生命教育坚持整体性和系统性的思维方式与方法，紧跟时代发展、服务现实需要。生命共同体内部，人与其他共同体成员必须同等享有生命的意义，最终为人类社会发展提供更为坚实的前提条件以及更为稳固的联盟样态[16]。如果我们将“共同体”理念融入医学生生命教育中，医学生与全领域的生命是在一种共生共存的关系中实现自身、发展自我的。以动物实验相关要求为例，国内亟须系统完善实验动物福利伦理规范体系，如健全科研用实验动物福利伦理审查标准，建立教学用实验动物福利伦理审查制度，扩大实验动物从业人员培训覆盖面，强化医学生福利伦理审查的教育培训等[17]；动物实验指导教师应承担生命教育职责，带头对实验动物表示尊重和珍视，以更为人性化的方式将动物的生命价值放大到极限，减弱实验室里“惊叫的分贝”，对滥杀乃至虐杀实验动物的行径从根源上予以遏止。
其次，由“生命共同体”教育扩展到“上善若水” 教育。先秦老子有言：“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道德经》）新时代医学生当有像水一样的胸怀，在医患间、医者与医者间、医者与社会间乃至医者与万物间，做到“善利万物而不争”，有大爱无疆之情操。例如对待患者，在“大爱无疆”的注视下，患者乃医者之另一“人格”“灵魂”“属性”，若能发挥主观能动性，带着悲悯的情怀，隐身于医患关系之中，除“患”病痛即除“医”病痛。
（二） 创新性发展医学生生命教育的感性—— 从儒家“仁爱敬生”思想突出敬爱生命教育，延伸为 “具身性”生命教育
首先，融入儒家“仁爱敬生”思想，强化敬爱生命教育，提升医学生敬爱生命、尊重生命之品德。医学生目前接触最多的便是实验动物的生命，未来才是患者的生命。既然“生命共同体”教育要求我们与实验动物和谐共处，那么融入儒家“仁爱敬生” 思想的敬畏生命教育是直接从珍视生命的角度要求医学生尊重鼠、兔及蛙等实验动物的生命。在医学临床实验中，为测试实验有效性、获取合格数据，实验动物的生命常常为人类卫生事业的进步和发展作了贡献，我们理应不能仅仅将它们视为冷冰冰的工具。指导教师有必要组织全体学生举行默哀仪式，心怀敬畏，向为人类医学卫生事业做出贡献的动物表示感恩；在课堂中要求学生严格遵守“3R” 原则和动物福利五项基本原则规范操作，以严肃的态度对待实验动物。
其次，由敬爱生命教育扩展到重视身体的生命教育。“共情”是医者共情患者，共的是精神世界，共的是身体上的折磨与疼痛。那么当代医学生生命教育早就应该是一种“具身性”生命教育——为生命教育披上医学身体哲学的外衣，从身体的祛魅揭开生命的神圣面纱。医学身体哲学将落脚点置于患者具身关怀[18]，这与医学生生命教育的初衷一致，通俗来说，身体哲学视域下的生命教育有以下几点要求：一是要求医学生树立“整全人”的观念； 二是确认身体的能动性；三是实现身心的和谐统一；四是增强身体关怀的意识；五是促进人文医学的发展[19]。
（三） 创新性发展医学生生命教育的理性—— 从儒家“积极入世”思想突出生命价值教育，延伸为 “向死而生”教育
首先，重在引导医学生感知儒家“积极入世”思想，开展生命价值教育，激发医学生积极进取的精神。对于医学生而言，崇高的入世观是一名医者应该追求的终极价值理念，在此追求下，行“笃行济世”之责任与担当。在医者学医之初时强调生命价值教育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儒家“积极入世”的思想也为其提供了理论渊源。在无形中强化笃行济世理念，本身就在一遍又一遍展示最初那颗一腔热血想要“除人类之病痛，助健康之完美”的“悬壶心”。
其次，由生命价值教育延伸为“向死而生”教育。儒家注重死亡仪式和生死的政治伦理精神等，为高校死亡教育尤其是医学院校死亡教育提供了借鉴和指导意义，医学院校科学理性地开展死亡教育，可以培育医学生从容豁达、向死而生的精神境界。生命教育也应继承儒家“向死而生”之态度。儒家首先认识到死亡的必然性，秉持“向死而生”的信念，充分发掘人生的内在价值，以死来观生。医学生的死亡教育，必须内含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 “向死而生”“生死其一”的生命境界。有研究发现，体验式死亡教育比单纯的理论讲授更能显著提高教学对象面对死亡相关问题的能力[20]，因此也可进一步探索通过情景模拟教学、死亡仪式教学等方法的死亡教育，如开展遗嘱书写、体验死亡、临终机构实践、参观殡仪馆及火葬场等。
关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未来的命运及其发展的课题，当代医学生生命教育已作出一些回应，即优化生命存在状态，使当代医学生生命教育更富有历史韵味且更契合医学生价值诉求，这既源自研究者高度理性的生命自觉，也源自心系人民生命健康的责任担当[21]。生命教育要着力赓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生命文脉，推动中华传统生命观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从中汲取超越功利的职业操守养分，以文化自觉筑牢职业信仰的基石，培养兼具灵性高度、感性温度与理性深度的当代医学生，抵挡医学技术权力肆虐、医疗资本逐利的困境。面对日新月异的医学高新技术，医学生需掌握其原理与应用，更要具备伦理审视能力，确保技术应用符合生命伦理与医学初衷。未来长河中，期盼着传统儒家生命智慧与当代医学生生命教育生生不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