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服饰是对身体的预防性保护，亦是对形象的审美性装饰，但当其在追求审美的过程中过度沦陷于非理性的时尚风潮时，就可能给身体带来物理性压迫和化学性毒害，并弱化人们的理性思考能力。通过梳理相关文献可知，时尚界内部的传统时尚批评因独立性和标准性不足等，尚无法有效揭露时尚服饰对身体的种种危害。而医学的专业优势不仅可以提高时尚批评话语的独立性，还能从批评对象、论述方法、价值导向等方面为时尚批评设立一套相对客观的标准。通过介入时尚批评，医学不仅发挥了引导服饰时尚合理发展的文化价值，也寻获了一条普及专业知识的有效途径。医学与时尚的跨界碰撞正是对新医科理念的主动契合。
Abstract
Clothing serves as both the preventive protection of the body and the aesthetic decoration of one’ s image. However，when the pursuit of aesthetics excessively falls into the irrational fashion trend，it may result in physical oppression and chemical damage to the body，while weakening people’s rational thinking abilities. By reviewing relevant literature，this study reveals that traditional fashion criticism within the fashion industry is yet unable to effectively expose the various harms that fashion clothing brings to the body due to its lack of independence and standards. Nevertheless，the professional advantages of medicine can not only elevate the independence of fashion criticism，but also establish a set of objective standards for fashion criticism in terms of critique objects，discussion method，and value orientation. By engaging in fashion criticism，medicine fulfills the cultural value in guiding the rational development of clothing fashion trends，while discovering an effective way to popularize professional knowledge. The reasonable interdisciplinary integration between medicine and fashion actively aligns with the concept of new medical science.
Keywords
服饰是身体的第二层皮肤。它既是对身体的预防性保护，亦是对形象的审美性装饰。但是，一旦服饰在追求审美的过程中过度沦陷于非理性的时尚风潮，就可能忘却其保护身体的职责，甚至威胁身体健康。医学是身体的守卫者，是对身体的修复性保护，能让处于伤病状态的身体恢复健康。当医学话语介入时尚批评时，不仅能揭露非理性时髦服饰对身体的种种伤害，更能引导时尚潮流的合理发展。医学时尚批评虽然暂未发展为一个成熟的学术领域，但这种跨学科的碰撞尝试不仅凸显出医学的专业优势，体现了医学的文化力量，还为医学知识的普及提供了可行路径。
一、 时尚的健康风险：华丽之下的死亡威胁
中世纪末期，欧洲服饰体系逐步转变为时尚体系，展现出持续的变化性和集体的模仿性[1]。凭借心理归属性、感官新奇性、经济推动性等优势，时尚体系快速扩张，不仅从服饰领域延展到其他文化领域，还发展成了一种全球性的现代审美范式。然而，时尚虽然打造了一个极具魅力的审美世界，却也带来了各种危机。对时尚潮流的过度追随不仅会造成非必要的经济和物质浪费，还可能导致心理焦虑等情绪障碍。更为严峻的是，不少时尚风潮让服饰舍弃了守护身体的基本功能，甚至异化为危害身心健康的不利因素。这些异化的时尚服饰或是用不合理的造型为身体带来过度的压迫，或是用不安全的制作工艺为身体带来毒害，或是用流行趋势的号令弱化人的自主思考能力。借助时尚的变化性，服饰不断变形为新的异化形态，令人难以防备。借助时尚的模仿性，异化的服饰不断被接纳，令人难以拒绝。在文化层面，永恒的变化性已经让时尚与死亡站在了一起，成为消亡与再生的循环。而在生命层面，“死亡”不仅是时尚的文化隐喻，还是时尚世界中真实存在的危机。
（一） 物理压迫：时尚的不可承受之重
纵观中外服饰史，多个文化地域都存在过度束缚身体的服饰款式。在时尚文化形成后，借助时尚的变化性与模仿性，这类式样持续增多，且影响范围不断扩大。这种现象在西方近现代女性时尚服饰领域尤为明显。自文艺复兴时期，西方时尚服饰开始遵循两条主要原则，并延续至 20 世纪初期左右。即在视觉造型方面，时尚对自然的身体轮廓进行了扩展与延伸；在肢体触觉方面，时尚对身体进行了束缚与僵硬化[2]。这两条原则让时尚成为影响身体健康的负面因素。身体不仅要承受时髦服饰带来的物理性重压，还面临重压下的疾病威胁。
一方面，沉重僵硬的时尚服饰材质加重了身体的负担，并干扰了人们的自我保护能力。为了延展身体轮廓，时髦的服饰不仅会使用金属、鱼骨等硬质材料，还会通过材料的大量堆叠实现夸张的体量造型。由于硬挺且厚重的时尚服饰无法灵活地跟随肢体活动，身体的运动幅度明显受限。哲学家孟德斯鸠[3] 就曾质问，“有谁会相信：建筑师往往不得不根据女人的服饰变化的要求把门改高、改低和改宽，他们的建筑术规则要服从于这些变化无常的时尚。”可见，时尚服饰不仅常常变化，更因造型夸张和材料硬挺失去了柔软属性，成为女性的出行障碍物。当下，即便日常性的时尚服饰大多已选用相对轻巧的造型和材质，高跟鞋、紧身裙等时髦式样依旧限制着人们的自由活动。肢体活动的受限不仅会造成肌肉疲劳等健康问题，还会降低人们对外在风险的防备能力。例如厚底鞋、人字拖、拖地长裙或长裤等都可能带来摔跤风险。
另一方面，过度紧身的时尚服饰设计改变了身体的自然形态，带来了各种疾病风险。早在 18 世纪，哲学家卢梭[4] 就曾指责，流行的时髦服饰“把身材弄得实在不像个样子”“一个妇女的身材像黄蜂那样被分成两段”，让人看到就觉得不舒服。19世纪的医学研究也指出，紧身内衣可能引发哮喘、癫痫、肝炎、流产等97种疾病，女性因此成为“流行时装的殉葬品”[5]。可见，身体的变形与不少疾病具有直接相关性。在时尚潮流的驱使下，服饰以各种形态为身体附加着难以承受的重担。
（二） 化学毒害：时尚的无法磨灭之罪
除了直观可见与可感的物理性压迫外，时尚服饰还隐含着对身体的种种化学毒害，涅索斯的血衣由此从古希腊神话走入了现代时尚神话。这些化学毒害比物理压迫更为隐蔽，危险性也可能更高。时尚服饰的物理压迫可以直观且快速地反映在穿着者的身体姿态上，进而引起人们的关注和警惕。时尚服饰的化学毒害却能默默地长期潜藏在身体内部，当人们意识到这些危害时，可能为时已晚。
首先，借助模仿性，快速普及的时尚服饰可以成为毒害元素的顺畅传播渠道。一方面，由于个人卫生习惯不佳和环境卫生条件有限，造型繁复的时尚服饰一直是细菌繁殖的温床。当时髦女性身着长裙进出家门时，拖地的裙摆就像细菌收集器般将街道上的病菌带入家中[6]。另一方面，当时尚的大众化趋势提升了二手时装产业的运转速度后，多次的易手转卖也进一步打通了时尚传播细菌的通道。“织物上所带的病菌可以轻易跨越社会与种族壁垒，接触人类身体，富人和穷人都一样。”[6]
其次，为了低成本、高效率地实现快速的式样变化，时尚服饰生产可能采用不够成熟或安全的制作工艺，进而成为有毒物质的源头。为了满足持续制造新奇感的需求，时尚生产商总是在颜色和材质上不断推新。但是，这些光鲜亮丽的颜色却常常来自有毒的染剂。例如，在时尚发展史中，绿色布料曾让年轻女性面临砷中毒的风险，美白化妆品让爱美人士承受着铅中毒的威胁，优雅的黑色毡帽让男士们不得不面对浸入皮肤的汞元素，华贵的紫红则隐藏着“苯胺中毒症”的危机等[6]。如今，即便服饰生产的安全标准在逐步提高，且有《国家纺织产品基本安全技术规范》等文件作为强制要求，但染发剂、化妆品、喷砂牛仔裤、含放射性元素的闪亮饰品等时尚用品引发的健康问题依旧存在。这些化学毒害既威胁着时尚服饰的生产者，也伤害着时尚服饰的穿着者。
（三） 思维钝化：时尚的难以拒绝之魅
除了给身体造成生理伤害外，时尚也带来了精神层面的健康威胁。人是具有理性思考能力的存在者，时尚的模仿性却让人们的思维钝化，无条件地听从于时尚潮流的号令，甚至甘愿忍受时尚服饰带来的身体痛苦。数百年来，多个学科领域的学者都意识到了这个问题。哲学家蒙田[7] 曾描述，一些女性为了变得美丽，“无所不能，无所畏惧”“不惜吃尽苦头”，深深的伤痕“直嵌入皮肉中，有时甚至会导致死亡”。浪漫主义诗人莱奥帕尔迪[8] 以时尚的口吻讲述到，“我会劝导并迫使所有的文人雅士每天忍耐数千种艰难和数千种不适和伴随而来的常规性的疼痛和折磨，我甚至让一些人为了爱我的缘故而光荣死去”“我一步步地让人们忽视和放弃那些有益于身体的活动和运动，同时，我又引进了无数让人们趋之若鹜的各种损害身体和缩短寿命的法子”。心理学家Flügel[9] 也认为，“时髦是一个神秘的女神”，我们有服从其命令的义务。
在信息化时代，时尚给精神和思维带来的负面影响还在进一步加剧。一方面，新时尚的不断涌现激活了数字世界的平滑美学，清除了否定的力量[10]。借助互联网的高速传播渠道，时尚不断将最新的“理想美”传递给大众，大众则在连续袭来的大量信息中逐步丧失表达否定意见的思考能力。另一方面，时尚对精神的伤害亦会加剧对身体的伤害。由于时尚总是在变化，人们只能一直奔波在追随“完美”形象的路上，却无法真正拥有“完美”的个人形象。这场持续的追逐不仅极易引发焦虑情绪，还可能让人因“不完美”的消极身体意象而陷入自我贬低状态，进而导致过度医美、饮食紊乱等威胁健康的行为[11]。
伤害身体的服饰原本应该受到着衣者的抵制，时尚潮流的号令却让它们具有了令人难以抗拒的魅力。服饰放弃了对身体的守护职责，时尚消费者也相继搁置了思考和拒绝的权利。面对时尚服饰文化中的种种不理性现象，时尚批评开始发展。可是，并非所有批评话语都能有效揭露时尚世界的阴暗面，这种现象不仅体现了时尚的强大影响力，也反映了传统人文批评话语的无力，医学的介入恰好成为传统时尚批评的补充。
二、 医学的话语优势：时尚批评的理性范式
19世纪中期左右，批评性质的时尚评论文章开始以比较稳定的频率出现在欧美报刊中，时尚批评的正式发展序幕自此开启[12]。时尚批评的核心任务是有缘由地对时尚事物或现象进行价值估定，并传授给人们判断和甄别时尚的方法[13]。它通常以杂志、报纸或网络媒体为展开空间，以时尚新闻为素材来源，以时尚评论为参考视角，以时尚理论的相关话语为学术支撑，以时尚消费者为主要受众，用其富有时代性和针对性的目光，对最新的时尚现象做出批判性的快速回应。然而，由于过度依附时尚产业，常规视角的时尚批评尚处于一个不成熟的阶段，经历着“合法化的延迟”[14]，不足以清除时尚服饰携带的威胁因素。因此，时尚批评亟需一股客观、理性和独立的话语力量。
（一） 医学的介入机遇：时尚批评的话语缺陷
历经百余年的发展，时尚批评已经成为一个论题丰富、学科背景多元的话语领域。为了兼顾不同文化背景的读者，最为常见的批评话语通常属于人文社科范畴，例如艺术家讨论时尚的造型，哲学家分析时尚的道德问题，社会学家关心时尚的文化意义，设计学者研究服饰的制作工艺，历史学家关注时尚的形式变化等。虽然这类批评话语的易读性高、传播性强，却存在话语独立性不足和专业标准性不足两个明显缺陷。
话语独立性不足源于时尚批评体系的结构特性。鉴于在交流平台、资料来源等方面过分依赖于时尚产业，时尚批评自诞生以来一直遭受着公正度方面的质疑。在交流平台方面，为了精准对接读者群，时尚批评通常以时尚报刊、时尚网站等时尚媒介为发布平台。由于这些平台是时尚产业的构成部分，时尚批评成为时尚界的内部话语，继而模糊了营销推广与理性反思之间的界限[15]。在资料来源方面，为了能长期获得最新的时尚资讯，时尚批评家往往不敢发表负面评论，以免失去参加后续时尚发布活动的机会[14]。由此，传统模式的时尚批评极易沦为时尚商业体系的附属物，难以从绝对客观的角度进行自我反思。
专业标准性不足源于时尚批评参与者的多元性以及时尚的变化性。首先，基于时尚服饰的高度普及性，时尚批评已成为一个准入门槛相对较低的领域。几乎所有人都可以依照个人的着衣经验，从造型艺术、材料工艺、历史文化、意义表达等方面对时尚服饰发表见解。但是，因缺少研究方法、理论范式等专业角度的训练，这类批评话语通常具有一定的主观性，较难达成观点的深度交流与沟通。其次，面对时尚风潮的变化性，时尚批评不得不持续调整具体的讨论对象，继而难以保证批评的深入性和延续性。最后，借助快速发展的互联网平台，参与时尚批评正逐步成为一项时髦的日常社交活动，其专业性让位于了娱乐性。由此，时尚批评领域虽然充满了热烈的讨论声，却缺少统一的方法论和价值判断标准，无法对时尚服饰中的风险因素进行系统性研判。
鉴于上述两方面的不足，时尚界内部的批评话语很难顺利完成客观的价值估定。医学则成为一股有效的外来补充力量。19世纪左右，在时尚批评正式出现的同时，欧美医学界也开始关注服饰时尚领域，并成为服饰改革运动的重要推动力之一。医学介入时尚批评的关键契机有三。其一，在社会环境方面，伴随着时尚的大众化发展，时髦服饰带来的身体伤害不再是王公贵族的家中秘事，而是随处可见的健康危机。这一显性社会问题引发了医学界的关注。其二，在思想认知方面，疼痛祛魅的人文主义思潮带来了身体意识的觉醒，人们不再忽视或忍耐时尚服饰带给身体的病痛，而是主动探索解决疼痛的方法[16]。现代医学正是缓解疼痛的有效手段。其三，在学科专业方面，19世纪的医学不仅专注于治疗疾病，更开始强调预防疾病的重要性。卫生改革家坚信，预防优于治疗[17]。作为身体的密切接触物，服饰的改良成为预防疾病的重要途径。由此，欧洲医学领域中关于时尚的警告声愈发强烈，公共卫生运动开始将医学话语投射到时尚服装上，“服装成为科学论证或信仰的对象”[18]。医生主动承担起社会责任，行使着现代社会医学先驱弗兰克提出的医学监督权，即医学有权禁止可能会影响健康的时髦服装[17]，并将这一职责坚持至今。
与时尚界内部的批评话语相比，医学领域中的时尚批评虽然在话题实效性和大众传播性方面具有一定的劣势，却能为时尚文化注入强有力的正面引导力。基于医学的学科特点，时尚批评既得到了保持独立性的权力，也获得了建立客观标准的机遇。由此，医学成为时尚批评领域的冷静话语，有助于让服饰时尚从虚浮的华丽世界回归充满人性的日常生活。
（二） 医学的独立视角：时尚批评的边界划定
由于常见的时尚批评大多直接或间接地依附于庞大的时尚文化体系，它们很难站在绝对的他者角度，理性地表达客观观点。相比之下，医学时尚批评具有较为明显的独立性，能在一定程度上提高批评观点的客观性。这种独立性主要体现在交流平台和学科属性两个方面。
在交流平台方面，医学角度的时尚批评文章通常发表在专业医学报刊或网站上。这些交流平台独立于时尚产业，无需受制于时尚的商业性。例如，1867至1892年，《柳叶刀》曾每年至少刊登一篇关于反对紧身胸衣的文章[19]。1909至1910年，《柳叶刀》又连续多期刊出关于“文明与胸衣”话题的讨论文章，更加辩证地探讨时尚胸衣的功能及改良方案，并指出了时尚潮流变换与疾病发生率的关联性[20]。医学界还用《时尚的自杀》《车间里的死亡》等专用杂志着力抨击时尚带给身体的各类伤害[6]。虽然当时的服饰改革没有取得绝对的胜利，但医学的参与无疑在很大程度上起到了健康知识启蒙的作用。“在卫生健康专家的推动下，不乏年轻女性想从紧身胸衣的束缚中挣脱出来。”[21] 如今，不少医学专业平台依旧在倡导健康的服饰潮流。与时尚媒体相比，医学专业平台对大众读者的吸引力虽然相对较小，却提供了更加客观公正的信息内容。
在学科属性方面，作为自然科学的医学具有保持独立思考的能力。它会主动厘清研究中的干扰因素，并坚持论证的逻辑性和论据的真实性，进而保证结论的客观性。虽然医学领域也曾出现“论文流行病”等类似于时尚的跟风现象[22]，但就总体情况而言，时尚的商业性较难影响医学的科学判断。对时髦或热门论题的关注并不等同于对医学专业思维的放弃。即便是在与时尚密切相关的整形美容领域，时尚的潮流性和商业性也不能完全干预专业的医学决策。
话语的独立性虽然可能让医学批评的具体内容滞后于最新的流行风潮，却赋予了医学更大的批判权力。医学话语无需畏惧商业利益的威胁，可以直接揭露时尚中潜藏的健康危机，进而抨击时尚服饰的不合理之处，并敦促其改善自身。福柯[23] 曾经指出，“批判只能存在于和它自身以外的其他事物的关系之中”“批判就是对某一领域的关注，它很想在此领域维持治安，但却无法在此发号施令”。医学与时尚的关系正是如此。现代医学虽然是一套权力话语，但其核心是生命政治[24]，而非时尚风潮。因此，现代医学是时尚世界的他者，它想要保护时尚消费者的健康，却无权完全掌控时尚文化。不过，正因如此，医学反而能大胆地对时尚进行反思和批判。同时，医学话语范式也为时尚批评提供了一套具有参考意义的专业方法论。
（三） 医学的专业特征：时尚批评的标准设立
如前所述，由于参与者背景多元等原因，传统模式的时尚批评长期缺乏标准的分析方法。近年来，虽然有学者尝试为内部性的时尚批评构建一套基础框架指南，旨在将历史性、文化性、商业性、物质性、符号性等要素与艺术批评的一般方法相结合[25-26]，但这种框架的可行性与普适性仍需长期验证。相比之下，现代医学已形成基本成熟的研究方法体系。尽管医学话语的专业方法及标准尚未被时尚界广泛接纳，但依旧值得时尚界参考借鉴。 “医务人员带来的信息，大大填补了专业时尚人士的研究空白。”[6]
时尚界内部的时尚批评通常属于社会科学或人文学科，现代医学则属于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相比，自然科学的主要特点表现在对象的明确性与具象性、方法的实验性与数据性、结论的可重复性与可验证性。基于上述特征，医学话语可以从批评对象、论述方法、价值导向三个方面为时尚批评提供专业标准指引，使其不再仅仅是表达批评者的主观看法，而是传达科学研究的客观结论。
首先，在批评对象上，医学话语的选择相对更为明确，提高了批评活动的可对话性。哲学家、文学家等人文学者都曾斥责时尚服饰的危害，但他们大多倾向于放眼整体性的时尚文化，或关注作为文化概念的“时尚”，而非聚焦具体的时髦式样。这样的视角虽然能让其批评话语具有广泛的覆盖性，却可能因缺失焦点而力度不足。例如，有文学家指出[14]，“时尚经常违反每一条健康法则和卫生原则”，却未详细说明时尚服饰究竟如何违反这些原则。由于缺少明确的对象，读者很难与这类批评话语产生深度共情或进行有效对话。历史学、社会学等社会科学角度的时尚批评对象虽然相对明确，但覆盖范围依旧较大，例如评估某一历史阶段或社会场景中的时尚服饰。相较而言，医学视角的批评通常会选择更加具体的时尚服饰款式，如特定尺寸的紧身胸衣、特定工艺的时髦面料等，进而为批评活动的深入对话锚定有效焦点。
其次，在论述方法上，医学话语依托客观的论据，强化了批评观点的可信度。哲学、文学、艺术等人文学科的时尚批评通常采用逻辑推演或理论阐释的论述方式，其观点具有一定的主观性。社会科学视角的批评虽然会使用统计数据等客观论据，但因涉及变量因素较多，其观点的有效范围相对有限。医学话语所使用的论据则更为严谨和客观，能支撑具有广泛适用性的观点。例如，19 世纪中后期，在参与欧洲反束腰运动时，医学研究者基于客观的统计数据，认为紧身胸衣会造成肝、肺和子宫损伤[19]。20世纪70年代，《美国医学会杂志》等医学期刊中关于“长围巾综合征”的讨论立足于对真实案例的统计分析，揭示了时尚潮流对身体威胁的周期性召回[6]。当下，关于高跟鞋对腰椎生理曲度的影响[27] 等研究同样基于专业、理性的科学统计方法。
最后，在价值导向上，医学话语以守护身体健康为评价核心，提升了批评内容的人性意义。为了突出时尚服饰的文化属性，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的时尚批评通常关注时尚服饰与社会环境的关系，如时尚服饰的社交功能、历史变迁、意义表达等。这类批评话语强调了时尚服饰的“时尚”属性，弱化了时尚服饰的“服饰”本质。医学话语则相反，它坚守服饰的保护功能，为服饰时尚文化设定了不容撼动的基本价值观，也为时尚批评制定了具有普遍适用性的评估准则。
可见，与时尚界内部的传统批评话语相比，医学批评既具有视角观点的独立性，也具有方法标准的专业性。因此，医学批评可以不忌时尚权威，缜密论证利弊，客观、深入地揭露流行服饰背后的健康危机。通过揭开时尚魅力之下的阴暗面，医学时尚批评不仅守护了人们的健康，也有助于引导时尚文化的合理发展。由此，医学从自然科学领域跨界到了人文社科领域，展现出厚重的文化价值。
三、 医学的文化价值：时尚阴影的祛除力量
医学话语不仅是一种科学性的批评话语，也是一种人文性的关怀话语。它不仅具有理性的严谨思维，也具有感性的人情温度。通过介入时尚批评，医学在日常生活中实现了理性与感性的平衡，促成了科学与人文的融合。一方面，通过将批评视野聚焦到身体健康这一具有生命意义的重要话题，医学发挥了指引时尚风潮的文化价值。另一方面，通过关注时尚文化，医学寻获了一条专业知识普及的有效途径。当然，在跨界交流的同时，医学也需要坚持自然科学的原则底线，警惕非理性话语的裹挟。
（一） 医学的人性温度：还原时尚的异化身体
时尚服饰是围绕身体展开的文化体系。身体是具有感知能力的生命体，服饰是拥有重量和肌理感的实体物。身体能真切地感受到时尚服饰带来的触感，并反馈相应评价。但是，时尚界内部的批评话语却倾向于忽视身体的知觉能力，并将其粗暴地切分为两个独立的物化平面，即图像化的理想身体与被动性的消极身体。前者是时尚媒体展示出来的完美身体，这些身体具有理想的比例，不会衰老，不需要进食和休息。后者则是时尚媒体预设的消费者，他们似乎不会拒绝，不会反思，只会在巧妙的话术中接受图像身体的规训。由此，在内部性的时尚批评中，人失去了生命力。
医学话语则能将被物化的身体还原为拥有生命的身体，并展示人的完整存在状态。首先，通过揭露时尚对身体的种种伤害，医学充分再现了身体的感知体验。作为身体感知的共情者，医学充当着身体的代言人。医学“作为真实生活的见证者，视线所及之处，都是受伤受损的人，这些活生生的人，会呼吸，会流泪，受尽折磨，只因所谓的时尚”[6]。其次，通过用理性的话语分析感性的文化现象，医学批评将逻辑性的论证与情感性的审美融为一体，展现了思维的双重属性。最后，通过直白地揭露时尚的阴暗面，医学唤起了大众对时尚合理性的关注，继而在一定程度上激活了人的反思能力。可见，医学批评不仅重视身体层面的感知力，也启发了精神层面的思维力。
借助思维能力的启发，医学批评可以成为时尚文化的价值引导力。时尚服饰是人的创造物，人的价值观直接决定着时尚潮流的发展方向。如果时尚引领者只追求式样的变化和经济的利益，那么，时尚服饰不仅会异化身体的存在状态，也会让自身沦为一种异化的文化形态。如果时尚引领者能够接受医学等科学的合理引导，那么，时尚服饰既能打造美的形象，也能守护身心健康。例如，近年来，在保护关节、促进血液循环等医学话语的引导下，运动休闲风格的服饰逐步走红。虽然部分时尚宣传话语可能存在夸大医学功效之嫌，但确实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舒适化时尚服饰的普及。与此同时，借助时尚的广泛传播性，在为时尚提供价值引导的过程中，医学也将获得有效的意义延展空间。
（二） 医学的价值延展：借力时尚的传播渠道
关爱身体健康是医学的核心价值和终极目标。身体不仅是生物性的存在，也是文化性的存在。因此，医学既需要钻研科学知识，也需要思考人文意义。医学对时尚批评领域的介入，以及对时尚风潮的引导正是展示其文化力量的方式之一。而时尚也从多个层面为医学提供了扩大其文化影响力的渠道，促成了医学与时尚的双向契合与共同发展。
首先，对时尚领域的关注可以让医学研究更加贴近日常生活，扩展医学的文化影响范围。如今，时尚文化已进入现代生活的多个层面，并仍在持续扩张领地。“在时尚的召唤下，所有的物都可能进入其中。”[28] 面对如此普遍的文化现象，医学时尚批评的对象可以从时髦服饰延展至所有与身体活动相关的时尚领域。通过在坚持专业性的同时追随时尚热点，医学将精准定位身体活动的集中地，进而及时行使保护职责。时髦的健身方式、网红的饮食搭配、新潮的养生方法等时尚潮流都应该成为医学检验的对象。
其次，时尚与医学的结合可以提升人们对专业医学知识的关注度，进而推进医学知识的科普工作，实现时尚批评的美育与医学专业的智育的统一。对于大众而言，专业的医学知识具有较高的理解难度。当枯燥的医学知识和鲜活的时尚事物相结合，抽象的医学概念和冰冷的统计数据便会更显具体且生动，成为人们易于接受的科普知识。
最后，借助时尚体系建构的立体信息通道，专业医学知识可以获得高速且广泛的传播渠道。如今，已有不少生活分享类的网络社交平台包含了专业医学普及内容，并建构出了互联网时代的医患信任关系[29]。不过，医学在借力时尚的同时，也需要警惕时尚权力的裹挟，避免让理性的医学批评陷入非理性的时尚陷阱。
（三） 医学的底线坚守：警惕时尚的裹挟陷阱
时尚追求变化，但时尚的变化并不等同于进步或革新，而是指向基于个人经验的新奇感。为了快速地制造新奇感，时尚可能无底线地借用各种可利用的符号形式。正如哲学家鲍德里亚[28] 指出的那样，时尚“能够将最为怪异的、功能性障碍的、滑稽可笑的特性视为凸显自身的差异性”。也正因如此，时尚才造成了服饰的功能异化。面对时尚的裹挟，医学必须保持谨慎的态度，既要警惕时尚对医学知识的不合理挪用，也要在引导时尚文化的时候坚持独立思考的专业态度。
如今，时尚界已然认识到消费者对科学数据的信赖。为了提高观点的说服力，部分商业性的时尚批评开始将医学话语转变为最新潮流的托词，并借 “专家”之口予以宣扬，以扰乱消费者的理性判断。这些时尚批评可以将“过度节食”美化为“健康饮食”，将“过量运动”包装为“美体塑身”，将过低的体重表述为“标准体形”等。由于披着科学的外衣，这些托词具有更大的迷惑性和潜在的危险性。正如英国文学家Shaw[30] 早就提示的那样，“时尚只会引发流行病，如果流行病可以由商人诱发，自然也可以由医生引起”。2025年7月，国家卫生健康委等四部门联合印发了《关于规范“自媒体”医疗科普行为的通知》。这说明，时尚和商业裹挟医学话语的现象确已存在，且亟须纠正。作为一种价值引导，医学可以关注时尚，以此实现文化牵引，并拓展实践疆域。作为一套权力话语，可以此普及医学专业知识，并提升公众素养。但是，医学在与时尚携手之时，不能沦为时尚的借口，不能将话语权力完全交托于时尚。
虽然在文化层面，时尚的变化性象征着事物的不断死亡，但在生命层面，时尚不应该是死亡的姐妹。在文化层面，时尚能够重新召唤那些被它宣称死亡的事物，但在生命层面，它自始至终就不应该带来伤害。时尚是人类的创造，是身体参与的活动，它不应该反噬自身。作为身体活动的文化附加意义，时尚应该打破莱奥帕尔迪的寓言，将对死亡的迷恋转化为对生命的赞扬。而医学的介入正是打破寓言的关键之举。福柯[24] 曾经指出，医学“把人的存在当作实证知识的对象”，它在整个科学大厦中占据着基础性的位置，它是作为主体的自己对作为客体的自己的认识。可见，医学具有一种自我监督的反思精神。这种精神能引导时尚文化走向自省式的发展方向，而当医学实现了时尚的祛魅，时尚也将成为医学知识的传播助力，成为医学文化力量的展示舞台。医学与时尚的跨界碰撞正是对新医科融合医工理文的方向定位的主动契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