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中国现代植物学肇端于民国时期。药用植物受到重视得益于西方学术体系的引入，也有各方力量的推动。药用植物园集中出现在 20 世纪 30 年代，正是多种因素汇聚的结果。江苏省立医政学院开办药物试植场，当年曾引起轰动，也引发药用植物园建设的热潮，1937年后转至西南继续发展，为当代中国药用植物研究奠定了一定基础。文章考察了江苏省立医政学院药物试植场及其影响，以便了解民国时期药用植物研究的发展轨迹。
Abstract
Modern botany in China can be traced back to the Republic era. When medical plants gained rising attention due to the introduction of Western academic systems and collective efforts driven by various forces. The emergence of medical botanical gardens in the 1930s was the result of the convergence of these multiple factors.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experimental medicinal planting at Jiangsu Provincial Medical and Political College attracted widespread attention at that time and sparked a trend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medicinal botanical gardens. After 1937，it relocated to continue developing in the southwest area，laying the foundation for contemporary medicinal plant research in China. This study investigates the experimental medicinal planting site and its impact at Jiangsu Provincial Medical and Political College，aiming to understand the development trajectory of medicinal plants research during the Republic era.
Keywords
中国现代科学意义上的药用植物园集中出现于20世纪 30 年代，与民国时期中国植物学的蓬勃发展以及国产药用植物受到重视密切关联，也与战争临近对西药供应短缺的忧虑有关。其中，江苏省立医政学院药物试植场的创办曾产生明显的带动作用，并影响到抗战期间的同类实践，值得研究分析。
一、 民国时期药用植物研究逐渐受到重视
（一） 西方植物学的引入与发展
植物园的历史是与植物学的不断发展密切关联的。中国种植和驯化植物的历史源远流长，秦汉时就曾营建上林苑，隋唐时朝廷开办与律学、书学、算学并列的“医学”，设教习生徒的“药园”，种植药用植物以供辨识。但上林苑意在园艺，药园重在教习，与现代科学意义上的植物园和药用植物园目的不尽相同，后者有植物分类学的加持，是西学东渐的结果。根据国际植物园保护组织（BGCI）的定义， “拥有活植物收集区，并对收集区内的植物进行记录管理，使之可用于科学研究、保护、展示和教育的机构被称之为植物园”[1]。世界上现存最早的植物园是1545年建立的意大利帕多瓦（Padua）植物园。
早在16世纪，欧洲传教士和植物学者就开始采集、研究中国植物，中国药用植物随后也成为植物猎人的盗取对象，包括邱园在内的欧洲植物园无不得益于源自中国的植物。威尔逊（Ernst Henry Wil⁃ son，1876—1930）专著的第 24 章即专论中国药材。英国驻成都总领事谢立山（Alexander Hosie，1853— 1925）曾长期搜集、研究中国经济植物，足迹遍及西南诸省，著有 Sze ⁃ chwan：Its Products，Industries and Resources（《四川的物产、实业和资源》）等。1904年他给英国政府的报告中就包括220种中药，其中植物类中药有189种。1889年，中国海关英籍监督赫德（Robert Hart，1835—1911）曾编写一份中药名单，包括药名、产地和鉴定方法，他还调查过黄连和白木耳的人工栽培情况[2]。
20 世纪初，中国早期植物学家学成回国后，先后创设生物学研究机构，并着手调查我国的（药用） 植物资源。钟观光（1868—1940）曾深入西天目山、四明山、南北雁荡山、天台山及普陀岛等地，采集标本七千多号和许多活体植物。20 世纪 30 年代初，董振舜对杭州药用植物开展调查，发表了《杭州产药用植物初步调查录》[3] 《杭州市笕桥种植药材图志》[4]，这是植物学家首次全面调查杭州的药用植物。类似工作也在各地陆续开展，其中颇负盛名的是赵燏黄对华北药用植物的调查。
与此同时，西药以样式新颖，携服方便，成为市场新宠，中药及其制品反而日渐式微，时人深感忧虑。1922年，英国药典已出版第十八版；明治二十年（1887 年，光绪十三年）颁行第一版药局方的日本，也已颁行第四版。但数十年间，除译介各国药典外，晚清及北洋政府竟未组织编写药典，中国药学的发展状况可想而知[5]。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于1930年颁行第一部药典；而药学和制药工业，由于各方面因素的掣肘，实际进展乏善可陈。尽管中药的收益远胜一般农作物，迟至1936年，盛产中药的四川省仍未设置专门机构从事研究、栽培和经营管理，“徒凭少数农人，利其荒丘瘠地，多闲人工，作小范围之种植而已。对于栽植、调治、收藏、装运种种方法，皆墨守成规，毫无精求，故产量不丰，品质窳劣”[6]。时人担心，长此以往，原有中药品种将渐趋劣化，甚至有绝迹之虞！从引入植物学到调查国产药用植物，离不开植物学家和药学家的积极推动；而药用植物受到重视，并将药用植物园建设与国计民生甚至战争准备联系在一起，则要到20世纪 30年代中期。
（二） 药用植物人工种植渐受重视
民国初期，中国的药用植物研究效仿欧美、日本，主要致力于有效成分提取、化学结构分析。有关药用植物栽培的论文，最早见于 1916 年创刊的 《广东农林月报》，该刊论文涉及贝母、阳春砂仁、罗定肉桂、香橼、樟树及除虫菊、洋芍药等品种的栽培[7]。
一战期间，生产、交通断绝造成的药荒给人们留下深刻印象，战后各国纷纷探索药品保障和替代途径，进而延伸到药用植物栽培。1920 年上海 《医药杂志》创刊伊始，就刊发《美国之药草种植状况》[8]，介绍威斯康星大学试种毛地黄、罂粟、颠茄、闹羊花等药用植物以及西洋参在华畅销的情况。该刊注意到国外药用植物生产方式已由野生环境的采集转为更加可控的人工种植，并刊载《草药栽种法》[9] 《人参之栽培法》[10]，报道川产中药材产销情况[11]、樟脑出口受阻和中药西制[12] 等，引发医药界对国产药用植物生产问题的关注。但要推行药用植物的人工种植，需要政府统筹和农林等方面的支持，限于当时的社会环境，随后十年试行者殊鲜。实际上，直至1921年，北洋政府仍未准确掌握全国医院、药房及中西医药从业者的情况，遑论其他[13]。1912 年於达望等创办的浙江省立医药专门学校，是国内开办药科教育较早的高等学校之一，其办学理念源自日本。由于缺乏政府支持和公众理解，该校药科教育几经起落，难显于时[14]。
20 世纪30年代初，学者们开展药用植物资源调查，旁及中药材市场[11] 和西药市场调查。董振舜感慨：“近世各国均竭力研究吾国产之药材，加以精制，成为新药，运销吾国，日甚一日，使吾国固有宝藏，落于外人之手，徒蒙经济上损失，利权外溢，言之痛心。”[4] 以麝香为例，20世纪20年代出口法国逐年增多，用作香水原料，其中又以川藏质优者居多[15]。另外，西药输入量逐年递增，造成利权外溢。1921年前，每年西药进口额9 000万元，1926年增至16 000万元， 1936年已逾20 000万元。“这数目浩大，真使人毛发悚然！”[16] 夏苍霖认为，要改变上述局面，根本办法是自行制造药品，而培植药用植物才是关键。“盖我国之药用植物，多赖野生。药商只知采集，而不知保存与培植。旦旦而伐，年少一年。他国科学进步，不殚研究，人工培植，变输入为输出。回顾我国则一任野生，依天为命，行将见不数年后，大部生药均有绝种之危，岂不大可虑乎？”[17] 国立上海医学院院长朱恒璧翻译的《人参之种植》发表在《中华医学杂志》[18]，冀望借他山之石，改进中药种植和贸易，但这些努力对当政者的影响微乎其微。
（三） 创办药用植物园的先声
我国早期植物学家多有留学经历，我国植物资源被外人盗采的历史对他们触动很大。1917年，留学归来的胡先骕便提议在庐山含鄱口一带创建植物园。浙江省立医药专门学校开办不久，即创设药用植物园，“其苗其子，或采自他邦，或索之异省，五年前总计不下五百余种。诸如北地之甘草、黄芪，南方之红豆、肉桂，亦曾有一度之栽培，分门别类，早臻可观。”[19] 由于该校校刊不连续，该园创办年份无法确证。目前公认最早的中国现代植物园是 1927年钟观光创立的国立第三中山大学（1928年改为国立浙江大学）劳农学院植物园。两年后建成时，该植物园占地约50亩，收集植物2 000余种，其中不乏药用植物[20]。民族意识觉醒和植物学研究、教学需要，是开办植物园的初始动因。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赵燏黄提议在中央研究院增设中药研究所，内设六个部门，“栽培部”居其四，主要工作共七项，并强调：“研究中药，必须设立中药栽培试验场圃”[21]。同年，陈璞提案开展中药研究。该提案内容共九项，其中第三项为“设立药用植物园”。他提议各农科院校在原有农场中增辟药圃，试种中外药用植物[22]。叶苇如也有类似的提议[23]。药学家群起呼吁，由植物园向药用植物园转变的时机已经成熟。
1930年3月，南京国民政府卫生部部长刘瑞恒委派孟目的在南京郊区物色场地，办理药用植物园。起初场址选定三处：明孝陵前空地67亩，灵谷寺前荒地数百亩，晓庄购民地54亩。明孝陵和灵谷寺两处，孟目的与中山陵园林组议妥共同办理，定名曰卫生部中山陵园药用植物试验场；晓庄民地由卫生部乡村卫生试验区主任陈志潜经手购得，定名为卫生部药用植物试验场。第一年晓庄试验场种植了蓖麻，另两处种植薄荷、除虫菊、蓖麻等中外药用植物26种。同年冬，明孝陵和灵谷寺两处为其他机关借用或失管，仅留晓庄一处。第二年晓庄亦告失收。第三年改种甘蓝、棉花、黄豆等，蓖麻仅留 5 亩。第五年改属全国经济委员会卫生实验处药物研究室[24]。后者由药学家刘绍光领导，曾开展当归、川贝、黄芩、防己等品种的药物化学和药理学研究，但生药学、栽培研究并非其工作重点[25]。
浙江省立医药专门学校药科毕业生创办的杭州民生药厂，1933年利用武林门外新厂的空地开办了药圃，不难看出主办者对母校药圃的深刻印象。该厂徐伯鋆、谭守仁对药用植物极为关注，徐伯鋆还兼任母校生药学讲席。“于国产及外国药用植物，锐意搜集，得70余种。于三月十七日‘国医节’开始种植，划一部分为标本园，其余有洋地黄、薄荷、除虫菊三种，则大量种植。秋间复向日本购得药用植物种苗60余种分属栽培，并请药科同学周掀山负责管理，拨雇工数人助理其事。”[26] 从该厂主办的《民生医药》刊载的照片来看，该厂药圃种植的洋地黄、除虫菊等长势良好。显然，开办药用植物园的成效不仅取决于经费，更在于制度设置合宜以及管理人员得力。
（四） 日本相关举措警醒国人
另一个推动因素来自日本。一战后日本即在内务省卫生试验所特设一制药部，“专研舶来药品之制法，传授于国内工厂，大宗模造。凡昔日未能自制之西药，欧战之后，太半皆能自制矣”[27]。1924 年前后，日本更将触角伸到荷属印度的爪哇，投资金鸡纳种植[28]；星制药社社长星一氏聘我国台湾植物学者田代安田在台湾种植70万株金鸡纳树，以防爪哇的原料断绝。据称，1934年我国台湾已有25万株金鸡纳树可供采伐，年可提炼奎宁750吨[26]。
1930年夏，有学者注意到“日人结队入川，采药旅行，移植国内，装成草药及成药，贩销中国、南洋群岛、欧美各国”。其后果是，川产中药材出口锐减[29]。国民政府驻朝鲜总领事卢春芳函告实业部国际贸易局，日本殖民当局发布文件，奖励种植中药，以图逐渐取代由中国输入者[11]。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在辽宁郑家屯设甘草试作场，中药材出口市场被日货倾轧，造成销路呆滞。海关记录的中国甘草出口量，从5.9万余担骤减至1万余担。上述情况对中国学者触动很大，学者们纷纷向政府建言，吁请种植药用植物。
邵公佑认为，形势紧迫，提倡栽培药用植物，确属当务之急。“一方面整理国内原有产品，一方面举所无者，转以求其种于他邦，同时尤须推求外洋药材之代用品。”他提出：“最好南北各辟以大规模之试植场所，上由国家政府之倡办，下由地方人士之协助，聘专家司其事，因试植结果得成绩优良者，分栽于各省区域，逐步蔓延。抑尤有进者，栽培之余，益宜其有科学化之真实工作，提取有效成分，兼行生理病理等之试验，至于形性辨别，组织观察，贮藏方式，尤当共同研究。然后，配合种种药剂以供给患者，国人健康获有保障，勿论何种时期，又得从容应付，岂仅杜塞漏卮而已哉？！”[30]
黄彛鼎的对策更为全面，包括：①政府提高药材进口税，降低出口税；②产药区各省组织规模完整的国药运销合作社，直销销地药店，免去药贩从中盘剥；③发展交通，降低运费；④改良炮制，开展提炼，以便外销；⑤垦荒种药，移植国内需用的外药并广植中药，杜绝漏卮，发展农业[16]。赵燏黄提出， “为今之计，惟有尽量采用国药，勇取西法从事整理，才能补救非常时期西药之缺乏。”他告诫当局： “若不及时预筹补救方法，临时必有噬脐莫及之患。”[28] 遗憾的是，学者们的良策未被当局采纳，亦未能避免抗战期间的药荒。
二、 江苏省立医政学院药物试植场的创设
1934 年，时任江苏省政府主席的陈果夫，在省会镇江创立江苏省立医政学院，并担任院长[31]。学院开办了医学、药学、卫生教育、卫生行政四个专业。其中，药学专业要求从整理中国药物入手，通过种植中外药用植物，开展生药学、药物化学、药理学等教学，培植中药研究人才。药物试植场的设立，意在开展药用植物研究和教学，包括：①药用植物品种改良试验；②野生药用植物栽培试验；③外国药用植物移植栽培试验；④关于药用植物生产收支之经济的试验；⑤药用植物调制及贮藏研究；⑥药用植物营养与有效成分增减的研究；⑦药用植物害虫之研究；⑧生药学研究；⑨药物化学研究[32]。1934 年，该场先作小规模试植。次年经费落实后，全面清理场地，分区试植，渐具规模。“该场位于镇江北门外，大校场旧址。东为医政学院，西为北固三峰 ······南临城郭，北即长江，风景极为美丽，广约六十亩。”场内辟 1 条干道及 16 条支路，围以篱笆，建有办公室、药物研究室、会客室、温室、职员寝室等[32]。
起初，该院聘谭昭阳为技师，不久谭去职，聘於达准任技正。於达准修习药学，留学日本多年，是於达望胞弟。除主持试植场外，於达准还兼任该院药物学和日语教授。试植场内，分成标本、移植、试植、观赏四区。其中，试植区面积占总面积的一半，用以试植国外药用植物。各区皆分科排列，置有名牌，标明学名、科名、生药名、药用部位、产地、采集期、调制法、成分、新药、效用、药理等12项。1935、 1936年，该场向各地征集药物种苗，并与我国杭州、南京、北平、四川、陕西，以及日本有关机构交换或购买种苗，并派员赴茅山、天目山和苏州、杭州、兰溪等地采集、搜罗药用植物180余种。其中有民间特效药约30种，如串珠鱼鳖、金星鱼、七叶一枝花、八角莲、兰花双叶草、冬虫夏草、海风藤、白接骨等[33]。 1937年，该场的药用植物已逾400种。
搜求虽广，种植则涉及土壤、气候及农业技术。於达准提到，试植不成功者约有30种。研究土壤、防治病虫害等随后成为该场的工作重点。1936 年秋，该场改良土壤后，选桔梗、沙参、丹参等数种药苗栽种在不同土质中，“畏日者建篷以蔽之，攀缘者则搭架任其缠绕”[33]，研究、比较其生长情况，并请浙江大学农学院协助分析土壤，开展虫害及农药研究。同年，该场建起4间温室，以扩大引种范围。尽管有政府的支持，该场开展药物研究的实验室和设备、试剂等，1936年10月才陆续到位，影响了工作的正常开展。於达准称，由于经费和设备不敷足用，“有不可操作，不能进行者，实为憾事”[33]。
该场研究内容中，还有政府指定的项目。“如车前调麻油之治烂腿，黄丹鲤鱼胆之治砂眼，金银花、野菊花之创口消毒作用，常山、柴胡之治疟疾，莲蓬梗之退热及何首乌、万年青等，均先后开始化学研究。”[33] 1936年，该场编印药物试植报告一册，分寄国内学术机构。除制作腊叶标本外，该场将所得160 种药用植物种子和38种宿根编印了目录，以低价出售，据称索取目录、购买种子者相当踊跃[33]。受此影响，徐愷、倪维德的《中国药用植物培植法》在《中医科学》连载[34]，相关研究普遍受到重视。
三、 江苏省立医政学院药物试植场产生的影响
（一） 由普遍关注到继起仿行
江苏省立医政学院成立伊始，筹设药物试植场的计划已引起业界关注[35-36]。《民生医药》对其动向尤为关注。药物试植场征集江苏各县民间草头药及中医单方验方的信息便由《民生医药》刊发[37]。该场引种除虫菊、洋地黄等国外品种的情形，也刊发在《光华医药杂志》[38] 《中医科学》[39] 等中医类期刊，引起中医药界的广泛关注。
戴恪菴自民国元年即任北京陆军军医学校药学科教授，15年间，他曾屡次提议该校设立药圃，终因经费无着而未果。1936年5月造访江苏省立医政学院药物试植场时，他看到“阡陌纵横，花叶分披，皆为欣欣向荣之药用植物”，不由得感叹：“近十数年来，东西各国对于我国之药物，研究不遗余力，凡我国素称有效之药物，甚且栽培之，繁殖之，取其精华，去其糟粕，转而贩卖于我国。而我国出产之邦，反瞠乎其后，良堪浩叹！······顾兹事体大，断非个人所能举办，必也有卓见远识之当局提倡而主持之，于事方克有济。”[42] 戴氏撰文介绍了该场情况，并重点介绍了三种民间药、蓖麻和薄荷的品种对比，标本制作等。宁波国医专门学校创办人吴涵秋到该院参访后，也对药物试植场建设大加赞赏[43]。
良好的建设成效促使一些机构继续仿行。除国民政府卫生署外，金陵大学农科、中央大学农科、中山陵园等都开辟了药圃[29]。1936年春，苏州国医学校也在江苏省立医政学院药物试植场帮助下开办了国药试植场。这所中医学校“一面以公情私谊，向川滇湖杭等地征求种子，并派员就近开展野外采集······试植结果，除枯萎或未发芽外，尚得三百数十余种”[44]。感受到外患迫近，陕西省防疫处于1936年创设了药用植物园，收集各地药用植物，开展研究[45]。1937年，卫生署曾筹设国药陈列馆[46]，湘雅医学院也曾计划设立国药试验场和国药研究所[47]，后均因战事而受挫。
（二） 举办展览会宣传中药
江苏省立医政学院药物试植场开办的1934年，陈果夫在省会镇江举办了江苏全省物品展览会，以期活跃地方经济[48]。展览会展出江苏55个县所产中药250余种，并标示药名、产地、年产量、行销地、价格等项。谭昭阳和周梦白观展后指出，中药来源无非野生、种植二途，“惟天然品产量有限，方今用途广大。年年采伐，罗掘易空，佳种断绝，无以为继，故非研究种植不可”[48]。他们介绍江苏地产中药的文章，在《医事公论》连载四期，产生了热烈反响。随后，杭世全对茅山药用植物开展了调查，调查报告也发表于《医事公论》[49]。
受此影响，江苏太仓国医公会 1934 年曾拟议举办中国药物展览会，惟因资料所限，后续情形失考[50]。吴县医钟社于 1935 年 1 月举办了国药展览会，并编印《医药特刊》分赠参观者，“颇引起社会人士注意”[51]。
《国医条例》公布后，上海中医药界认为中药欲求科学化，必须联合植物学、化学同行共同研究，上海市国医公会、药材业、国药业、参燕业、植物园等五团体于 1936 年 3 月初决定合办国药展览会。经过筹备，4月1日后在上海市国医公会、上海市植物园、药材市场三处展出一月，设原料药、饮片、中药标本、药学书籍等展室，展出动物药180余种，植物药1 000余种，矿物药230余种，并展示假冒中药若干，以区别真伪[52-53]。《光华医药杂志》及中央国医馆机关刊物《国医公报》报道了展览会盛况。
为了凸显中医用药的特点，苏州国医学校国药试植场派员远赴川滇粤闽，搜集 600 余种中药，于 1936 年 4 月举办了鲜药展览会，展陈鲜药 380 余种。据称开幕三天，宁沪著名中、西医赴苏州观展者即有500余人。《苏州明报》和《上海新闻报》均做了报道[54-55]。
举办中药展览会的做法也影响到其他省份。 1936 年，南昌“新生活运动”指导委员会决议举办 “国药展览会”，以便市民加深对中药的认识[56]。同年12月，南昌中药展览会开幕，据称参观者达十万之众。除了中药厂店的展品外，“江西中医专门学校所制之药物标本数十种，更为生色，每一药品，用镜架嵌配，形色如生，博得观众好评[57]。
四、 结语
药用植物园集中出现在 20 世纪 30 年代，既有社会因素的促动，也是中国药学、植物学发展的需要。九一八事变后医药界对日本侵略野心的警惕和对战时药物供给的忧虑，使得江苏省立医政学院药物试植场的影响超乎寻常，中医药界也做出了积极回应。尽管抗战全面爆发前，该场并未产生可观的研究成果，但这一做法切实转变了中西医药界的观念，重视药用植物种植也逐渐成为共识。全国医师联合会函请全国经济委员会卫生实验处试种奎宁树的建议[58]，也在国民政府西迁后付诸实施。抗战期间，为寻求西药的国产替代，药用植物受到格外重视，国立药学专科学校、陆军军医学校都开办了药用植物园，而1942年出任重庆国民政府军政部军医署药苗种植场场长的，正是曾主政江苏省立医政学院药物试植场的於达准。20世纪30年代的药用植物园不仅试植国产药用植物，也引种洋地黄、除虫菊等国外植物，传播植物分类学知识的同时，也推动了中国药用植物研究的不断深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