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伟大抗疫精神是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最新构成。伟大抗疫精神教育可以在抗疫叙事的“再阐述”中获得扎实深厚的生长根基，全民抗疫的生动实践为理解伟大抗疫精神提供了共通的事件背景和共情的精神空间，为思政教育贯彻“因事而化、因时而进、因势而新”要求提供了生动教育场景，为持久发挥伟大抗疫精神育人价值提供了丰富精神资源。将伟大抗疫精神融入思政教育需注重提炼其所蕴含的精神资源。伟大抗疫精神教育通过抗疫场景的再现使大学生完成社会责任、集体意识与家国情怀的价值主体确证；在抗疫实践的情境化认知和具身化体验中完成对奉献、科学、爱国、团结等价值的情境化理解与体认内化。
Abstract
The great spirit of anti-pandemic constitutes the latest addition to the spiritual components of Chinese Communists. Education on the great spirit of anti-pandemic can establish a solid and profound foundation through the“re-elaboration”of the anti-pandemic narrative. The vivid practice of nationwide participation in pandemic control and prevention provides a shared event context and an empathetic spiritual space for understanding this great spirit. It offers a vivid educational scenario for implementing the principles of “evolving with events，progressing with the times，and innovating with the trends”in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while delivering abundant spiritual resources to sustain the educational value of the great spirit. Integrating the great anti-pandemic spirit into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requires emphasizing on the extraction of the spiritual resources inherent within it. Education on the great anti-epidemic spirit enables college students to affirm their core social values in social responsibility，collective consciousness，patriotism and family bonds through the reproduction of anti-pandemic scenarios. It also helps students achieve a contextualized understanding and internalization of values such as dedication， science， patriotism， and solidarity within the framework of contextualized awareness and embodied experience of anti-epidemic practices.
伟大抗疫精神是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重要构成，它蕴含着生命至上、举国同心、舍生忘死、尊重科学、命运与共的深刻内涵，与中华民族在长期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的精神禀赋和文化基因一脉相承，是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精神的传承和发展，是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最新构成。在大学生思政教育中继续做好伟大抗疫精神的理论宣讲和教育工作，是对那段抗疫历史的思政教育学科关照，也是继续传承和发扬伟大抗疫精神、持久发挥伟大抗疫精神育人价值的内在要求。
时代是大学生学习成长的大背景。要做好高校思政工作，必须贯彻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因事而化、因时而进、因势而新”的总体要求；而全民参与抗击疫情的生动实践和生动故事为思政教育“因事而化、因时而进、因势而新”提供了最为鲜活生动的教育资源和精神资源。将伟大抗疫精神融入思政课教学不仅契合了高校思政课时效性、思想性和理论性相统一的要求，增强了思政课的思想引领力和价值塑造力，而且也有助于推动青年学生将伟大抗疫精神内化为自身的价值观念和行为准则，外化为具体的实践行动，从而培养出具有坚定理想信念、强烈责任担当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成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追梦人”。
一、 伟大抗疫精神是思政教育的鲜活精神资源
伟大抗疫精神不仅丰富了新时代中国精神的内涵，也成为新时代中国精神的重要符号，折射出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抗击疫情伟大斗争的生动实践，应当成为思政教育的鲜活精神资源。将伟大抗疫精神融入大学生思政教育，从伟大抗疫精神中汲取思政教育的精神资源，充分发挥伟大抗疫精神的育人价值，是当前和今后大学生思政教育工作的重要内容。
（一） 思政教育在抗疫叙事的“再阐述”中获得其扎实深厚的生长根基
思政教育必须要紧密结合社会热点，在社会热点的“再阐述”中发掘思政教育的育人资源和育人价值，从而将生动的社会热点转化为对大学生开展生动思政教育的重要资源。新冠疫情的波及面之广是史所未见的，每一个中国人都不是旁观者，而是与疫情展开战斗的“战疫者”。不论是在疫情一线展开救死扶伤斗争的医务工作者，还是与疫情作斗争的生产、物流、治安、联防联控的各个领域，以及每一个顾全大局、自觉居家隔离的普通民众，都以自己的方式投入到了这场看不见硝烟的疫情战斗中。我们既是“剧中人”，也是“剧作者”，有了共同的抗疫故事的托举，为伟大抗疫精神教育提供了接地气、入人心的切口，伟大抗疫精神教育在抗疫故事的“再阐述”中获得扎实深厚的生长根基。
（二） 全民抗疫的生动实践为我们理解伟大抗疫精神提供了共通的事件背景
我们每个人都是与疫情展开斗争的当事人，是这一历史事件的见证者，所有人都在以不同的抗疫故事共同描绘着伟大抗疫精神的同心圆，全民抗疫的生动实践以其场景的直观性、真切性和集体参与性为理解伟大抗疫精神提供了共同的时代大场景和共通的事件背景。它使人们进一步理解了这些过去停留在政治理论教科书或者媒体舆论宣传中的抽象理论。外在的理论讲述只是提供了一种信息，但是这种信息必须与教育对象的认知图式相契合才能同频共振，引起教育对象的情感共鸣与认知认同，真正使得伟大抗疫精神的讲述入脑入心。
（三） 共同的抗疫故事为我们理解伟大抗疫精神提供了共情的精神空间
每个人都以自己的方式参与了这场疫情防控的斗争，我们对抗疫斗争不仅“亲身经历”，更对伟大抗疫精神“感同身受”。“抗疫斗争伟大实践中大量真实数据、鲜活事例和震撼场面能够把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抽象价值内核具体化、形象化、生动化。”[1] 他们“从大量抗疫英雄和模范人物身上感受道德风范，从自身对标内省的过程中提升道德修为”[2]，这些抗疫故事所承载和展现的伟大抗疫精神正是思政教育最鲜活生动的精神资源，最能引起精神共鸣和情感共振。这为讲好抗疫故事，阐述好伟大抗疫精神提供了共情的精神空间，有助于提升伟大抗疫精神的思政教育育人成效。
（四） 鲜活生动的抗疫实践助力伟大抗疫精神对人情感与理性的牵引
思政教育贯彻“因事而化、因时而进、因势而新”才能让思政教育鲜活生动，实现对人情感与理性的牵引。实际上思政教育从来都是与社会实践联系在一起的，脱离了鲜活生动的社会实践，思政教育就会失去鲜活生动的底色，而没有了这一底色的衬托，再正确的理论叙事都会流于苍白，变成空洞的说教，失去说服力。理论应当扎根于实践，才能获得丰富鲜活的生动形态，进而生发出思政教育感染人、影响人的理论力量，并在这一过程中，让人们产生理性认知与价值认同。伟大的抗疫精神是党领导人民进行的伟大抗疫实践的精神结晶，大学生是抗疫精神的重要传承者，也是疫情事件的亲历者，能有发自内心的深刻体认与情感认同，由此使得伟大抗疫精神对大学生产生情感牵引力和理性塑造力。
二、 从伟大抗疫精神中提炼大学生思政教育的精神资源
伟大抗疫精神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新时代的中国精神，“与中国精神谱系中一系列生成于各个历史时期的伟大精神相比，伟大抗疫精神具有更加鲜活的时代特色，是正在生成发展的中国精神，是当代青年身体力行的中国精神，是距离当代青年最近的中国精神，也是当代青年感受最深的中国精神。”[3] 讲好中国人民的抗疫故事，用好中国人民抗疫故事中所蕴含的精神资源，是做好当前和今后大学生思政教育的一个重要切入点。
（一） 需要提炼伟大抗疫精神的“五个意识”
1. 爱国意识是伟大抗疫精神的价值内核
爱国主义是中华民族精神的核心，每逢中华民族面临重大灾难和挑战，总是有一种来自历史深处的最深厚的情感被唤醒、被激活，成为护佑中华民族战胜一切苦难和挑战的强大精神力量，这就是爱国主义精神。人民是国家的主体，爱国首先是爱人民。面对新冠疫情给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带来严重威胁，习近平总书记发出“疫情就是命令，防控就是责任”的动员令，他多次强调，要把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第一位，这正是爱国主义的生动体现。
民族精神的璀璨之花，总是绽放在苦难的土壤上。在这场前所未遇的重大疫情遭遇战中，中国人民在党的坚强领导下勠力同心、众志成城，以巨大的勇气和牺牲打赢这场疫情防控的阻击战。不论是“最美逆行”的白衣战士，还是下沉到基层社区领导抗疫斗争的党员干部；不论是迅速出征的人民军队，还是奔波忙碌的志愿者；不论是昼夜不停地生产医疗防护物资的企业，还是自觉居家隔离的国民个体······都在抗击疫情的斗争中闪现着爱国主义的精神光芒，激荡起中华民族勠力同心、共同抗疫的磅礴爱国主义精神，成为伟大抗疫精神的主旋律。
2. 奉献意识是伟大抗疫精神的精神底色
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奉献精神是与爱国主义精神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它以爱国主义为基底，以对国家、对人民的深厚情感为支撑，用中华民族风雨同舟、患难与共的民族精神滋养，体现为一种舍小家、顾大家的集体主义精神和社会责任感。这场抗击疫情的斗争是一场需要举国之力共同应对的“总体战”，它既需要医务工作者的尽心尽职，也需要来自各行各业、各条战线上的工作者的共同奋斗，医疗物资生产、物流运输、社会治安维持、基层联防联控、群防群控的网格化管理、各个领域的志愿者、体现“中国速度”的建设者、紧急出征的人民军队、科研工作者等等，无不体现了广大党员干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和全国人民的奉献精神，这种奉献精神理应成为新时代塑造国家凝聚力和社会团结力的重要内容。
3. 团结意识是伟大抗疫精神的力量源泉
这场重大疫情将全国人民拖入了一场看不见硝烟的遭遇战中，在党中央的统一领导下，集中全国的人力、物力资源，在各条战线上展开了抗击疫情的人民战争。面对疫情重灾区医务人员的不足， 4万余名医务工作者驰援武汉，各类企业加班加点生产医疗防护物资，4万余名建设者紧急建成“两山医院”，物流运输企业、公安人员保障着物流运输通道的畅通，全国基层社区工作者、志愿者共同构筑起群防群控、联防联控的严密网络。党领导全国人民众志成城，共同打赢了这场疫情防控的人民战争。这种在疫情危机中所激发的战胜疫情的根本力量，正是举国上下同心抗疫的伟大团结精神，这种精神既源于中华民族认同感和归属感的情感驱动，也基于患难与共命运共同体的理性驱动，同时亦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团结精神与社会主义下集体主义精神在新时代的生动再现，理应成为思政教育的重要精神资源。
4. 责任意识是伟大抗疫精神的担当脊梁
重大公共卫生危机的应对不仅是对一国卫生体系和应急管理能力的考验，更是对其社会凝聚力、公民道德素养与集体行动效能的深度检验。在这一过程中，责任意识作为一种关键的社会心理与伦理机制，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危机情境下，高度的集体意识与道德责任感是维持社会团结的核心。公共卫生危机威胁着每个国民的健康，任何人都无法置身事外或独善其身。应对这场重大疫情需要打破地域的界限、行业的界限，需要举全国之力、集全国之智、尽每个人之所能共同奋斗。责任意识能够使个体将外部威胁转化为内部道德心理压力，促使个体超越个人主义的局限，将自身行为与更大的集体命运相连，进而驱动个体采取有利于集体利益的行动。这种基于自愿遵从的非强制性整合，极大降低了社会治理成本，提升了公共卫生政策的执行效率，形成了应对危机的“社会韧性”。此外，责任意识会驱使个体形成群体认同，群体认同形成后会自发产生内群体偏好（in⁃group favoritism）和保护群体的责任行为，在全民抗疫行动中，这种“命运共同体”的认同感被激活并转化为集体行动力量。抗疫实践既是一场全民责任担当的现实演练，也是一次深刻的责任伦理教育，以此为契机系统推进大学生责任意识教育，具有重要的教育价值与伦理意义。
5. 规则意识是伟大抗疫精神的秩序基石
现代社会是一个功能分化的复杂系统，其正常运转依赖于各子系统基于规则的自组织与协同。在社会面临重大危机时，不确定性骤增，系统面临 “失范”风险。规则意识作为一种内化的“系统指令”，能引导个体行为趋于一致和可预测，明确的规则为个体提供了清晰的行为预期。规则意识作为一种非正式约束，与正式制度相辅相成，通过内化规范将外部规则转化为个体的道德自觉和习惯，使遵守规则成为无需强制思考的“自动选择”，从根本上解决了大规模集体行动的困境。在这里，规则意识不仅是被动遵守，更是一种基于社会公民责任的主动实践。通过遵守相关规则，公民实际上履行了公民责任，实现了从“权利公民”向“责任公民”的转变，有助于进一步强化社会个体的公民意识、责任意识和规则意识。
新冠疫情是一场重大公共卫生危机，它对全社会系统功能造成了剧烈冲击，有效应对危机依赖高度协同、可预测的集体行动。在此情形下，规则意识即社会成员对正式与非正式规范的理解、认同与自觉遵从，就成为维系社会系统在压力下保持稳定、高效运作的核心社会心理机制，也是社会韧性治理的重要基础。在党中央的统一领导下，诸多抗疫举措全面并举，共同搭建起全民参与、群防群控的严密大网，这场全民动员、全员参与的疫情防控战争进一步强化了人们的规则意识，而这种规则意识从政治伦理上夯实了治理的合法性基础，并从社会心理上提供了稳定性和安全感。因此，规则意识的培育应被视为一项重要的长期社会投资，它远不止于危机期间的临时动员，更是需要通过日常的法治教育、规则教育等来悉心培育和积累的社会资本。一个拥有高度规则意识的社会，必然是一个更具韧性、更能在风险中团结前行、共克时艰的社会。应该说，这场抗击疫情斗争也给我们上了一堂生动的规则意识课、守法意识课。
（二） 伟大抗疫精神教育需要涵养“四个素养”
1. 涵养科学素养，彰显尊重规律的科学精神
科学素养是构成公共理性（public reason）的素养基础。罗尔斯认为，在现代多元社会中，公民需要具备公共理性精神，凭借公共理性就公共问题达成重叠共识。面对疫情，科学决策与公共政策的有效执行，极大程度上依赖于公民的公共理性精神。公共理性精神建立在科学素养基础之上，它要求公民能够基于科学知识、科学方法和科学精神来审视公共问题，参与公共事务的讨论和决策。在抗疫斗争中，科学素养使公民能够超越个体偏见和情绪化反应，理解并支持基于科学和公共利益的防疫措施，从而避免社会撕裂与对抗，形成团结抗疫的公共理性秩序。科学素养不仅关系到个人的健康防护，更关系到整个社会的疫情防控大局。因此，强化科学素养，掌握科学知识，运用科学方法，弘扬科学精神，是涵养伟大抗疫精神所应秉持的重要理念。通过提升科学素养，能够更好地理解疫情的传播机制，采取有效的防护措施，避免恐慌和盲目行动。同时，科学素养的提升也有助于辨别疫情信息的真伪，避免被不实信息所误导，从而保持理性、冷静的态度，共同维护社会稳定。
应对疫情的斗争离不开科学技术的支撑，中国能够以相对低的成本最大限度地保护人民的生命健康，最终赢得抗击疫情斗争的胜利，科学技术功不可没。在疫情防控的每条战线上，科学技术都得到了广泛应用，“科学防治、精准施策”也给公众留下了深刻印记，必将进一步激发大学生的科学意识。我们应利用这次科技抗疫的生动案例强化对大学生的科学素养教育。
2. 涵养文明素养，厚植社会文明底色
公民文明素养是国家文明程度的投影，决定了社会行为的基本伦理和温度，是其他素养的价值导向和道德基石。一个社会的发展，不仅在于经济指标等硬件方面的增长，还在于人民精神面貌、文明素养的提升。尤其是在重大公共危机面前，这种内在的文明底色会成为决定社会抗压能力和修复能力的关键软实力。
抗疫中所展现的文明素养体现为一种深刻的 “责任伦理”——它超越了个体利益的考量，促使公民自觉承担对他人和社会的义务。佩戴口罩、保持社交距离、配合流调隔离等行为不仅是科学防疫的要求，更是公民对社会责任的伦理践履。文明素养之所以作为“根基”，首先体现在它为抗疫提供了社会资本的支撑。帕特南将社会资本定义为社会组织的特征，如信任、规范和网络，它们能够通过促进合作行为来提高社会效率。疫情期间，正是基于对规则的自觉遵守、社区互助网络的形成等，防疫政策才能高效落地。社区居民自发组织物资配送、志愿者投身一线等行为背后都是文明素养所孕育的利他主义与集体主义精神。正是这种强大的社会资本使得应对疫情的斗争体现出了强大的社会韧性。同时文明素养也是“韧性社会”构建的心理与文化基石。社会韧性强调社会系统在遭受冲击后维持功能、自我恢复的能力。疫情期间民众的冷静应对、相互扶持、遵纪守法等极大降低了社会震荡的幅度，加速了社会恢复的进程。相反，如果缺乏文明素养，恐慌抢购、谣言传播等行为会加剧社会脆弱性，甚至引发次生灾害。在抗疫斗争中涌现出的志愿文化、互助文化正是文明素养在压力环境下绽放的精神之花，它强化了社会认同，凝聚了共克时艰的情感力量。
抗击疫情的斗争不仅是科学与病毒的战斗，更是社会文明程度的一次“压力测试”。如何保护弱者、平衡自由与责任、协调个体与集体，这些选择恰恰检验着社会文明的“成色”。中国传统文化中的 “仁者爱人”“天下为公”等思想通过各条战线上人们的行动得以活化与实践，使伟大抗疫精神浸润了深厚的文化底蕴，彰显了中华文明的生命力与当代价值。
文明素养作为伟大抗疫精神的“根基”与“底色”，通过构建社会资本、培育公共理性、增强社会韧性以及赋予人文价值等具体途径，为抗击疫情提供了深沉持久的支撑。通过强化文明素养教育，有助于培养具有社会责任感、公民意识和文明素养的高素质人才。
3. 涵养媒介素养，把稳舆论引导的思想之舵
信息技术革命已经深刻重塑了当今社会，媒介成为我们生存环境的一部分，并日益演化为社会结构与个体存在中的关键“神经元”。它传递的信息不仅广泛渗透于日常生活，更在无形中参与塑造公众的情绪反应、认知框架、价值判断与实践方式。新的信息生产、传播以及交往互动方式提出了加强媒介素养的要求，新冠疫情正是给我们上了一堂生动的媒介素养课。媒介素养是指公众面对媒介信息时所表现出的选择能力、理解能力、质疑能力、评估能力、创造和生产能力以及思辨反应能力等。在这场疫情中，充斥着各种信息，其中也有大量虚假的、蛊惑人心的谣言，其病毒式的传播力和影响面使得世界卫生组织第一次提出了“信息疫情”的概念，甚至有学者提出新冠疫情是“第一次真正的社交媒体信息疫情”。其原因在于，人们的决策依赖于信息的获取，但在这次疫情中，许多人缺乏科学认知，由此产生的焦虑感导致对相关信息需求的急剧上升。人们的经验无法应对复杂的信息场景，从而为各种谣言的滋生和传播创造了条件，人们容易受到这类信息的影响，引发相应的认知与行为改变。
面对疫情所带来的信息过载和真假难辨的局面，公众亟须提升媒介素养，增强信息辨别能力和批判性思维。在疫情期间，具备较高媒介素养的公众能够理性对待各种信息，不被虚假信息所迷惑，从而保持社会稳定和人心安定。因此，高校思政教育应注重媒介素养教育，提升大学生媒介素养水平，为应对类似危机和推动社会进步奠定坚实媒介素养基础。
4. 涵养大国公民素养，强化大国公民的责任担当
新冠疫情作为一场全球性的公共卫生危机，让我们深刻认识到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对于维护人类共同福祉的价值和意义。在抗击疫情的过程中，中国不仅在国内采取了有力的防控措施，还积极向国际社会提供医疗援助、分享防控经验，展现出了大国应有的担当。中国人民在抗击疫情的过程中，以高度的规则意识、自律意识自觉遵守各项防控规定，并以各种方式投入到疫情防控斗争中，体现了现代公民应有的素养。
中国企业、公民也以各种方式积极支持世界各国人民抗击疫情的斗争。中国人民始终对遭受疫情冲击国家民众抱有感同身受的同情，对各国抗击疫情的举措予以足够的善意和尊重，对他国人民抗击疫情斗争中的感人故事予以有温度的关注和回应，体现出了大国公民的自信、包容，也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中兼善天下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可以说，这场积极援助世界各国抗击疫情的斗争也给国人上了一堂生动的大国公民意识课。未来中国将进一步走向世界舞台的中央，承担更多大国责任。而一个勇担全球责任的大国除了有强大的国力支撑以外，还要有具有大国公民素养的人民作为后盾。因此，未来需要进一步加强大国公民教育，提升国人的大国公民素养，因为每个公民都是大国形象的代表者和代言人。思政教育应注重培养青年大学生的全球视野、开放心态、责任感和使命感，引导他们为更好地应对全球性挑战，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力量。
三、 将伟大抗疫精神融入大学生思政教育的教育机制
（一） 在抗疫实践的场景再现中完成社会责任、集体意识与家国情怀的价值主体确证
马克思认为，历史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大学生群体作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关键青年力量，要成为构筑“中国梦”的“历史主体”，就必须要有作为社会实践主体积极投身于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理性自觉，确立自身社会责任、集体意识与家国情怀的价值主体地位，才能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新时代青年力量。
在这场全民动员的疫情防控斗争中，大学生群体不仅是重要的亲历者与参与者，更在实践中实现了自身社会角色的重新定位与精神世界的价值重构。从主体性建构的视角看，他们并未停留于被动行动的客体位置，而是在国家话语、社区需求与自我意愿的多重张力中，通过志愿服务、社区防控等具身化参与，实现了自我角色从“被保护者”到“主动守护者”，从思政教育的“被教育对象”到思政教育抗疫场景下的“积极行动者”转变。这种从“旁听”到走上“前台”的跃迁，不仅塑造了他们作为责任公民的主体意识，也促使他们在积极行动中完成从“受教育者”向“建构者”的深层身份转换。
大学生在公共危机的“大考”中，首次以“准公共人”的姿态与国家、社会、社区发生制度化、组织化、情感化的互动。他们需要在疫情防控中平衡个人的权利和义务，权衡个人与集体的边界，调和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冲突；需要在身份不确定、角色多义化的情境中，重新书写“我是谁、为了谁、依靠谁”的答案。由此，他们在身体—情感—认知三维一体的实践中，逐步基于自身作为道德主体和社会行动主体意识，建构起集体意识、社会责任与家国情怀的自我认同；也在“为他人负责”与“对自己交代”的双向证成中，完成从“个体化的青年”到“历史中的主体”这一主体性的现代性跃迁。这种主体性不是预先给定的，而是在抗疫实践的关系网络中逐渐生成的，它使得社会责任、集体意识与家国情怀不再停留于观念层面，而是铭刻于青年大学生主体意识深处的价值内核。
（二） 在抗疫实践的情境化认知中触发社会责任、集体意识与家国情怀的共情共鸣
人改造环境，环境也改造人，在此过程中实现 “人化”环境与环境“化人”统一。从情境化认知的角度来看，这一过程也是在特定情境、场景中实现个体认知发展的过程。教育目标的实现，往往有赖于具有特定意义的教育场景的搭建，“没有深刻影响的场景，对品德的影响有限”[4]。
具体到抗击疫情实践而言，抗击疫情本身构成一个真实、宏大而深刻的教育情境。大学生身处这一特殊历史时段，其所接触的抗疫叙事，无论是身边快递员、社区网格员、医护人员的榜样事迹，还是各种媒介场景中呈现的各战线感人故事，都不再是教科书里抽象的道德说教，而是嵌入具体社会历史语境中的鲜活案例。这类情境不仅提供了“认知脚手架”以帮助大学生形成对责任、牺牲与共同体的具象化理解，更在于它提供了一种“在场式”的道德学习环境——当社会上的感人抗疫故事、自己身边的抗疫实践体验与个人责任、社会安全、集体行动、家国情怀等发生直接关联时，知识、情感和行动被瞬间编织进同一张意义之网，推动着大学生道德与价值判断的情境化迁移，形成一种“情境中的理性”。更重要的是，这一情境并非单向灌输，而是借助于媒介场景呈现着生动的交互性：学生在转发、评论、创作的过程中，既是信息消费者也是信息生产者；他们在“真实—虚拟—再真实”的循环中，体验着认知的社会建构本质，从而把宏大叙事拆解为可感、可思、可议、可做的日常命题，实现了“思政小课堂”与“疫情大课堂”的无缝衔接。这种“在场式” 的道德学习与价值体验环境，超越传统课堂的局限，使学生在共时性的情感共鸣与价值共鸣中，完成对奉献、科学、爱国、团结与人文关怀等核心价值的情境化理解，推动“将抽象的教育目标转化为学生能够理解和实践的行动指南”[5]。
（三） 在抗疫实践的具身化体验中实现社会责任、集体意识与家国情怀的体认内化
实践的观点是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观点。人通过实践活动来把握与周遭环境、他人、社会的关系，人的认识包括道德观和价值观等一整套观念体系也在这一过程中不断发展，而实践也构成了检验认识真理性的唯一标准。
从抗击疫情实践来看，抗疫实践带有强烈的具身化体验特征，体现出鲜明的“体知合一”特征。梅洛庞蒂的身体理论认为，认知是一种身体实践，认知发展是通过身体与环境的持续对话来实现的。在抗击疫情实践中，大学生佩戴口罩、遵守防疫规定、参与志愿活动等都不是纯粹观念性的接受，而是反复出现的身体惯习的塑造。这些实践通过身体图式的调节与记忆，将防疫规定的严格遵守、应对危机的集体行动、守望相助的关心关怀等逐渐沉淀为一种 “道德惯习”，这些亲身体验构成一种深层的、具身化的学习方式。在这种意义上，大学生对伟大抗疫精神的习得不再依赖概念灌输，而是经由身体层面的沉浸、参与和操演，实现认知与情感、理性与体验的融合。这种体验不仅是感官层面的，更是情感和意义层面的“体认”，它使得价值规范得以跨越“知—行”鸿沟，成为引导行为的深层动力。在这一过程中，大学生对伟大抗疫精神的认知不仅通过大脑认知过程发生，更通过身体在场、感官触动与情感震荡等方式得以强化。当身体力行地遵守防疫规定与人尽其责的社会责任、参与志愿者活动与共克时艰的集体意识、抗疫实践中的所睹所感与念兹在兹的家国情怀产生意义关联时，伟大抗疫精神便不再是外在的理论灌输，而是融入其情感结构与行为模式的具身体验。正是这种以身体为媒介、以情境为载体的“身心—世界” 交互，使得大学生在“做中学”“痛中悟”“累中共情”，最终把国家叙事转译为切肤可感的生命记忆，完成了从“知”到“信”再到“行”的具身化跃迁。
四、 结语
将伟大抗疫精神系统融入思政课教学，不仅是思政教育内容的创新，同时也是一场思政教育方法论的转型实践。它实现了思政教育从单向传输走向主体建构，从去情境化的抽象说教转向嵌入现实的社会认知，从离身化的观念灌输回归具身体验的价值塑造。这一过程一方面顺应了思政教育“因事而化、因时而进、因势而新”的创新要求；另一方面也借助真实情境、具身参与和主体建构的力量，在思政教育方法论上实现了从外在教化向内生塑造的转变，在理论意义上也拓展了实践育人、情境教育和体验式学习在德育中的应用边界。这种融入模式不仅提升了思政教育的教学实效性和感染力，更在理论意义上拓展了“情境教育”“实践育人”和 “主体性德育”的实现路径，为后疫情时代的思政教育工作提供了重要的范式参考。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伟大时代呼唤伟大精神”，伟大的时代也会孕育伟大的时代精神。每一个时代都有着一个时代的精神特质，这种精神特质反映着时代斗争的内容，镌刻着伟大的时代印记。在新时代抗击疫情的伟大斗争中形成了伟大抗疫精神，丰富着时代精神的内涵。“伟大抗疫精神作为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的生动诠释，是青年一代健康成长的重要精神指引。”[6] 时代是大学生人生成长的坐标，对大学生的思政教育不能脱离特定的时代背景，对大学生展开集中体现着时代精神和中国精神的伟大抗疫精神教育，是做好大学生思政工作的内在要求。我们要深挖伟大抗疫精神所蕴含的精神资源，将抗击疫情的切身实践重构为展开伟大抗疫精神教育的教育场景，将发生在抗击疫情各条战线上的故事转化为对大学生展开思政教育最为鲜活生动的教育资源，这是大学生思政教育实现自我教育、情境教育的最好方式和素材，让伟大抗疫精神不至于成为一时璀璨的流星，而成为持久发挥育人价值的伟大中国精神和时代精神谱系的重要构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