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文章以导师职责的演进历程为逻辑起点，揭示在立德树人这一核心教育理念背景下，导生关系所蕴藏的本质内涵，并聚焦医科院校这一特殊教育场域，采用文献研究、目的抽样和半结构化访谈相结合的方法，挖掘导生互动中的现实问题。从完善导师选聘与培训机制、优化研究生培养方案、搭建多元化交流平台等维度提出构建理想导生关系的路径。深入剖析师生发展共同体的核心要素，强调其在凝聚师生力量、激发创新活力、提升教育效能中的关键作用。明晰多方协同的机制建设与共同体的价值认同是改善导生关系的有效举措，对新时代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推动研究生教育内涵式发展及提升培养质量具有现实意义。
Abstract
This paper takes the evolution of supervisors’responsibilities as the logical starting point to reveal the essential nature of the supervisor-graduate student relationship within the context of the core educational philosophy of fostering virtue through education. Focusing on the specific educational setting of medical universities，the paper combines literature review，purposive sampling，and semi-structured interviews to explore practical issues in the supervisor-graduate student relationship. The paper proposes pathways to build an ideal supervisor-graduate student relationship by improving the supervisor selection and training mechanism， optimizing the graduate student training plan，and constructing diversified communication platforms. By further analyzing the core elements of the supervisor-graduate student development community the paper emphasizes its vital role in consolidating solidarity among supervisors and graduate students，stimulating innovation，and enhancing educational efficiency. These findings demonstrate that clarifying the mechanism of multiparty collaboration and fostering shared value within the community are effective measures to improve the supervisor-graduate student relationships. Such efforts hold practical significance for implementing the fundamental task of fostering virtue through education in the new era，promoting the in -depth development of graduate education， and enhancing training quality.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教育、科技、人才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高等教育大众化发展和“双一流”建设推动人才培养重心逐渐向高层次流动，研究生教育规模不断扩大，并向临床医学、公共卫生、人工智能等专业倾斜。2023年，我国在校研究生约365.4万人，研究生教育规模已位居世界第二。同年，教育部等五部门印发《普通高等教育学科专业设置调整优化改革方案》，指出“加强新医科建设。主动适应医学新发展、健康产业新发展，布局建设智能医学、互联网医疗、医疗器械等领域紧缺专业。瞄准医学科技发展前沿，大力推进医科与理科、工科、文科等学科深度交叉融合，培育‘医学+X’‘X+医学’等新兴学科专业”，医科院校的教育地位和作用更加凸显。研究生学习模式由“班级授课制”向“导师责任制”转变。在这一模式下，导师是研究生学业生涯中最为重要的引导者，其人格特征、教学风格与培养计划，都会对研究生的全人化、个性化、可持续发展产生深远影响。因此，良好的导师与研究生（下称导生） 关系是提高研究生教育质量的重要保障。而信息时代的舆情传播一次次将研究生危机个案、导师失范问题、导生冲突事件、导生纠纷案例等负面报道推向舆论的风口浪尖，直接损害了高校教师的职业形象和社会声誉，影响着公众对我国高等教育的认知和信心，也凸显了研究生培养制度存在的结构性弊端[1]。
一、 立德树人背景下导生关系的历史与发展
教育实践是一种知识传播、经验分享及精神生产活动，以师生的伦理关系为结构基础。1913年， 《大学规程》提出研究生培养方式为“学徒式”，并首次在研究生教育中对导师资格及职责作出规定[2]。 1953年，我国高校沿袭传统教育的性质和任务，借鉴西方教育的制度和经验，正式确立研究生“指导教师负责制”，导师主要负责为学生授课和带领学生参与科研项目[3]。1995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印发《关于改革博士生指导教师审核办法的通知》，下放了博士生导师评审权，以适应博士生教育发展的需要，扩大博士学位授予单位的办学自主权。2006 年，国内高校逐步推进研究生培养机制改革，推行研究生“导师负责制”，研究生以科研助手的形式跟随导师进行理论学习、开展实践研究，导师对研究生的学习、品德及生活等各方面进行个别指导并全面负责[4]。2013年，《关于深化研究生教育改革的意见》提出，“导师是研究生培养的第一责任人，负有对研究生进行学科前沿引导、科研方法指导和学术规范教导的责任”。2018年，教育部印发了《关于全面落实研究生导师立德树人职责的意见》，进一步明确导师对研究生“提升思想政治素质、培养学术创新能力、培养实践创新能力、增强社会责任感、恪守学术道德规范、优化培养条件以及注重人文关怀”的七项职责。
如今，导生关系的内涵不断丰富，融合了德国师徒式（以“学术传承”为核心，强调导师对研究生科研能力的精细化培养，注重一对一的学术引领与人格熏陶）、英国学院式（以“博雅教育”为核心倡导师生平等对话、跨学科融合与全人育人，注重对研究生品德修养、社会责任感与综合素养的培育）、美国专业式（以“能力导向”为核心，导师更多承担“引导者”而非“主导者”的角色，注重培养研究生的独立科研能力与职业素养）及日本融合式（以研究室共同体为核心载体，推行多导师协作与产学研协同的培养模式）等发达国家研究生培养模式，又承袭了“师道尊严”的中国传统教育文化的基因，形成了导师在育人工作中发挥“学术传承”主导作用，研究生在学习过程中居于“能力培养”主体地位，精神与物质联系并存的特殊人际关系总和。基于独特的人文背景、学科特色及人才培养的实际要求，“导生关系”在医科院校中具有特殊内涵：不仅包含一般的学术指导与情感联结，更深度融合了临床实践中的协作关系、医疗伦理的示范关系以及职业身份的共同塑造，是一种基于“道术、仁术、学术、技术、艺术”[5] 多元内涵的深度共生关系。
二、 立德树人背景下优化导生关系现实意义
“立德树人”具有“立育人之德”与“树有德之人”的双重内涵，以解决教育“为谁培养人、怎样培养人、培养什么人”的根本性问题为目标[6]。强化医学研究生的精神品质、伦理情怀、宗旨理念和责任担当[5]，是布局各项教育事业的重要方法论和战略坐标。
（一） 优化研究生教育关乎高层次人才培养和创新型国家建设
教育、科技、人才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人才是第一资源，国家发展靠人才，民族振兴靠人才。研究生教育作为学历教育体系的“塔尖”，在培养创新人才、提高创新能力、服务经济社会发展、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等方面都具有重要作用，关乎着“科教兴国”“人才强国”发展战略的实施，是国家人才红利和科技创新竞争的动力来源和智力保障，与社会经济发展和国家前途命运紧密相连。研究生导师是学科领域的权威专家，是高校科研水平和学术地位的直接体现，也是研究生培养链条中最具有发轫力、驱动力的关键要素，必须担负起创新型人才培养和创新型国家建设的光荣使命，这个过程不能脱离导生间良好人际关系的建立。
（二） 治理医科院校教研环境关乎师德师风建设和卫生行业声誉
教育作为一种特殊的社会活动，折射着社会的一般伦理规范[7]。医科院校研究生导师作为专家和教授，其职业角色在教育和卫生事业中都具有重要地位，理应具有高深的学术造诣、严谨的治学态度、丰富的教学经验及高尚的师德情操，做到政治强、情怀深、思维新、视野广、自律严、人格正，成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坚定信仰者、积极传播者和模范实践者。“互联网+”时代开放的言论平台和公共的话语空间降低了信息分享和意见表达的门槛，使高校的影响力不断加强。良好的教研环境与和谐的导生关系关乎高等教育的社会声誉，对高校内部人文环境、教育行业师德师风及各个教育阶段师生关系都具有示范性作用，并有利于提升“双一流”建设的国际影响。
（三） 构建和谐导生关系关乎研究生成长与立德树人根本任务
研究生教育承载着知识生产、人才培养、社会服务、文化传承等不同维度的重要使命。导师是与研究生接触最频繁、交流最广泛、联系最密切、感情最亲近的校内人际关系，扮演着研究生价值观念的传道者、专业技能的授业者、学习生活的示范者、物质精神的支持者、能力素质的指导者、成长成才的引路人等角色[8]，在研究生的思政教育、日常管理、学风建设、就业指导等方面具有独特的影响力和威信力。导师作为研究生培养的第一责任人，其行为表现是维护良好师生关系的内在动力，直接影响着研究生专业教育和德育教育的综合效果。构建和谐导生关系，对研究生思想品德、胸襟格局、科学伦理、学术成长、职业发展等各方面都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也是检验研究生教育一切工作的根本标准。
三、 医科院校导生关系典型问题与成因思考
本研究调查了 2021—2024 年某医科院校部分导生矛盾案例，覆盖该校10个二级学院、附属医院及联合培养单位。采用目的抽样，对反馈“导生关系”问题的研究生开展半结构化访谈，访谈内容聚焦导生基本情况、角色认知、互动模式、冲突事件及其处理机制、教学培养评价等方面。当连续3名访谈对象的回答未出现新的观点、问题及编码类别时，判断访谈达到饱和，停止样本选取。通过内容分析法对事件进行分类归因，提炼出三类典型冲突类型：学术指导冲突型、情感沟通冲突型、利益分配冲突型。基于扎根理论对原始访谈样本的整理分析和提炼，由2名编码人员经过统一培训后进行独立编码，利用Nvivo.14软件进行一致性检验，Kappa 系数为0.81。最终，抽象出10个轴心编码并划分为 3个核心编码，即学业指导异化、情感互动失衡、权力边界扩张（表1）。
表1访谈样本基本情况与归因分析
（一） 思政教育弱化，学业指导不足
调查中不少研究生表示，导师对研究生的日常管理更侧重于工作考勤和任务执行，忽视了对具体学科问题和科研方法的指导探讨。“我每次遇到问题去找导师汇报请教，他都让我自己多去看文献。” （S09）“在开题报告前，导师一直没有指导明确的研究方案，就让我去阅读文献自己思考，觉得差不多就先选一个方向。”（S06）“导师会提一些不确定的想法让我去试试，没有具体的指导，也不管过程，有时候花了很多功夫就是没有结果，他觉得无法理解，我也很难过。”（S11）也有研究生表示，感觉承担了大量的事务工作和各类琐事，却得不到认可和激励。“导师很忙，所以给我们安排很多杂事，好像我们的时间就不是时间。”（S05）“在群里不敢太积极，一旦表现自己，做得越快越好只会换来更多更难的问题。”（S07）少数研究生明知导师指导风格，却在入学不久后就后悔，试图更换导师。“面试的时候导师也说了他的情况，但我主要考虑先顺利入学，后来发现实在适应不了。”（S12）
“导师负责制”下，导师对研究生的研究方向、开题、中期考核、学位论文、参与课题以及发表论文等关键环节往往具有主导作用[1]。有的导师长期从事科学研究，自豪于纯粹客观的科学探索及智力探求，却相对忽视对研究生思想品德和人格素养等隐性育人指标的培养。有的学术团体外部协同合作机制不足，研究生局限在课题组内的研究领域和学术阵地，缺乏跨团队学术协作与问题解决的机会[9]。资深导师常兼任行政职务，或因管理任务繁重而疏于指导学生，或因脱离科研实践而形成知识隔阂，日常采取“放养”模式，严重压缩了思政教育及学业指导的时间。同时，导师队伍日趋年轻化，加之归国人员涌入，部分导师对国内主流意识形态了解有限，师德医风积淀不深，或不熟悉学生成长规律，影响了培养质量。医科院校的研究生培养有其特殊性，专业型研究生的培养往往设定了职业规范化培训学习任务，可能脱离学术研究领域，导致导师指导力度减弱，易造成导生关系疏离。
（二） 心理关注缺失，生涯规划缺位
个案咨询显示，导生间缺乏平等的沟通与交流，导生双方在价值观、性格、情绪等方面存在差异。有些导师习惯按照个人主观偏好区别对待学生，在提供各类资源时有所偏向，这不仅容易导致学生心态失衡，还会影响团队的凝聚力。“导师会把我收集整理的数据信息直接给别人使用，还默许某些人任意使用我的耗材。”（S02）“导师对人对事标准不一，他喜欢听话顺从的‘乖学生’，对其他人就明显不待见。”（S08）少数导师常用定性评价与强势话语建构身份权威，当众对学生进行批评或苛责，使学生陷入“冷暴力”（据受访学生表述）陷阱，严重削减学生的学业热情和学术自信，使学生产生退缩心理和对立情绪。“导师当着全科室同学的面骂我傻，我当时很难过，整个人都懵了。”（S04）部分导师则认为“现在不安心做学术的学生越来越多了”，叹息研究生生源质量下降、欠缺科研精神和科研能力。
学术论文、基金项目及发明专利等量化指标仍是高校教师职称评定、薪酬待遇和学术地位的核心依据，形成明显的“科研导向”，持续影响着导生的思想认知和行为倾向。研究生的自主发展需要得到导师的尊重与外界的支持。然而，有的导师忽视了研究生的发展需求和精神诉求，认为担任学生干部、参加社会实践、丰富课余生活是“耽误时间”，造成了导生共情的“立场隔阂”；有的导师缺乏沟通与团队建设能力，对学生疏于关心和帮助，造成了导生相处的“情感隔阂”。同时，研究生扩招加剧了 “文凭通胀”现象。有的研究生迫于就业压力而选择深造，未充分了解科研特点，缺乏合理学业规划，自觉如“学术民工”[10] （据受访学生描述），学术热情在艰难枯燥的学术生活和亚健康的学术生态中快速消退；有的研究生职业目标模糊，未区分专业型与学术型学位培养差异，陷入科研与职业能力皆难兼顾的困境；一些研究生理解能力缺乏、执行能力不佳、合作意识不足、抗挫能力较弱，难以达到研究生培养要求。此外，家庭过高的期望与社会舆论的消极导向等均会给导生关系带来消极影响。
（三） 行为失德失范，权力扩张滥用
访谈发现，少数学生认为导师忙于“跑项目” “拉关系”“搞副业”，将研究生视为私人资源，不能客观、公正地评判研究生的合法权益和合理诉求。 “平时基本上见不到导师，每次让我们去找他，都会给我们安排很多‘私活’。”（S01）“我今年研三了，之前跟导师商量想要多花点时间找工作，但他还是给我安排许多与学业无关的事情，我尝试拒绝，他就说我不服从培养计划，让我转导师。”（S10）不少学生反映被动和导师达成隐形“雇佣关系”，“无差别” 的时间联络既束缚了弹性成长的空间，也让人感到不适不安。“不管几点，导师都有可能给我发信息，如果没及时回复，就会被严厉指责，这其实让我压力很大。他不关心你是不是有事，反正他的安排优先。”（S03）
导生关系本质上是一种交换关系，双方通过交换资源（导师提供指导、资源，研究生提供科研劳动）实现共赢。“导师负责制”在赋予导师更多责任的同时也形成了明显的“权力势差”[10]，当权力势差过大时，这种交换关系就会出现失衡，导致“产品化”育人倾向。当前，医疗行业面临资本逻辑冲击与职业伦理弱化的挑战，科研圈层也存在逐利倾向和学术伦理失范的问题。伴随科研压力转嫁，导师更看重研究生的学术产出能否为自身积累文化、社会与经济资本，而出现“重使用轻培养、重支配轻尊重、重结果轻过程、重学业轻人格”[11] 的指导倾向，导致功利主义与利己思想在教育场域中滋生蔓延。伴随网络社会带来的“无时段”“跨时空”的媒介控制，导师在学业上压制学生、生活中奴役学生、工作上剥削学生、情感上骚扰学生、抢占学生学术成果等行为屡见不鲜[9]，导生关系出现利益化、交易化与对立化趋势。目前高校在导生权责界定方面仍不够明晰，缺乏有效的监督、调解、救济与追责机制，难以保障学生权益。互选与申诉机制亦不健全，程序不规范、执行效率低，致使冲突性导生关系难以及时化解，研究生教育陷入“围城”之困。
四、 医科院校和谐导生关系构建与优化策略
医科院校要秉持德育为先、能力为重、全面发展的教育理念，坚持高质量专业教育与全周期思想教育并进的育人宗旨，构建“知识传授和价值引领”相统一的育人目标、“能力本位和人格本位”相统一的育人理念、“教师成长与学生发展”相统一的育人价值、“德智并举和术德共育”相统一的育人机制[12]。
（一） 完善制度基础，铸造德育师魂
立德树人是高校的立身之本，医科院校要重视导生关系在研究生德育工作中的基础性作用，从顶层设计优化育人环境，强化导师岗位管理，明确导生教学权责，试行双向互选机制，完善监督评价体系，建立多中心协同的导生治理格局。一是培养模式。推进医学专业型研究生教育改革，分类制定科研与实践培养要求，严格依照培养目标设定实习或培训计划，防止导师随意提高毕业门槛；加强高校与国家机关、医疗机构、企事业单位建立稳定合作机制，探索由校内外学科、行业领域专家组评选课题库，供专业型研究生根据学习兴趣和工作条件自主选题；推行“双导师”合作，拓宽校外导师选拔范围、明晰校外导师任务与权责、建立校外导师考核评价机制，避免出现“责任推诿”或“指导冲突”，实现研究生在科研培养、职业成长、社会服务等方面效益最大化。二是导生互选。探索建立“学业契约”，试行研究生3~6个月“轮岗制”学习模式。如复旦大学规定校内导师与研究生“至迟应在学位论文开题前完成双向选择”。鼓励研究生在课程学习期间与同专业导师间多形式、非正式交流，增强双方在学科背景、研究方向、科研兴趣、培养潜力、指导风格等方面多角度、深层次了解，开展导生目标需求、发展愿景、关系满意度等多维评价，推动建立以目标为导向的导学匹配机制，促进“志同道合”型导生关系的形成。三是完善制度。健全学术性纠纷和非学术性纠纷分类解决机制，设立“院长信箱” “校长信箱”等申诉平台和渠道，建立纠纷“盲审”和申诉“答辩”体制，由行政法务人员、专家教师代表、普通学生代表（不少于60%）组成“合议庭”，确保纠纷处理的公正性和高效性；对导师政治素养、职业道德、管理能力、人格品行等方面进行动态评价和计分制管理，并作为其职称评定、职务晋升、项目申报、招生资格和绩效考核的重要依据，设立新导师 “试用期”[9]，严格落实师德失范问责追责和“一票否决制”。
（二） 加强教育管理，培养育才师能
导生关系不仅体现在知识传授和学术指导的过程，更贯穿于导师以人格魅力陶冶学生品性、以道德榜样塑造学生素养、以社会责任引导学生成长的各类情境中。①在学术指导方面，导师应秉持专业发展与终身学习的理念，跟踪学科前沿与技术动态，不断提升自身学术视野与科研能力，定期参加学术指导方法培训、经验交流活动；合理设定科研目标与任务，重视培养研究生的学术道德、学术志趣与学术毅力，尊重其学术自由，通过组织师门研讨会、学术沙龙和教学互动等活动，全面提升学生在文献检索、专业技能、实践创新、实验教学和论文撰写等方面的能力。②在教育管理方面，规范建立包括原始数据、学习笔记和科研进展在内的电子档案，借助人工智能技术和平台，实施研究生培养过程性评价，关注研究生学业压力、就业需求、生活变化与心理状态等阶段性特点，实现对研究生的动态监测与精准干预，把握“给予充分培养和避免过度使用、实施有力影响和防止过度控制、实现师生有情和保持师生有别”的平衡。③在全面育人方面，明确导师在研究生全人教育中的首要职责，积极参与学生党团活动、志愿服务、社会实践、评优表彰及心理危机干预等工作，通过实施“打卡式”育人工作量记录与核算机制，激发导师育人积极性，促进导师在教学与管理中践行人本、公正、自律与包容的原则，善于发现研究生的优势与亮点，给予生存本领指导、生活智慧点拨、生命意义教诲和德行风尚引领，助力学生拓宽学术视野与发展空间。④就业指导方面，构建以职业需求为导向、能力培养为重点、产学结合为途径的培养方式[13]，科学规划研究生认识社会、服务社会、融入社会的路径，持续提供职业生涯指导、成长支持、资源对接及决策建议，巩固传道授业的主体意识、责任意识和质量意识。
（三） 构建生涯同盟，践行树人师爱
“命运共同体”概念，强调个体均将对方视作与自身命运休戚相关的整体的一部分。医科院校可以用“共同体”[14] 理念建构以统一价值观为引领、平等沟通为基础、教学协作为手段、互利发展为保障的新型导生关系，以推动师生共同成长，实现合作共赢。一是构建“学科发展共同体”，突破传统“一对一”师徒模式，由不同学术背景、专业能力和科研经验的导生构成科研小组：如借鉴北京协和医学院 “交叉学科导师组”管理办法，导师团队实行集体决策，共同制定培养计划、指导方式、评价标准与激励办法，建立公正的学术能力提升机制和合理的内部资源分配制度，推动学术交流与跨学科合作，兼顾学术型人才的创新能力和专业型人才的实践能力，提升学业指导的计划性、逻辑性和时效性；研究生通过融入团队，在协作中培养独立思考、实验探索和深入研讨的习惯，通过对话协商、分工协作、批判质疑、激励启发等方式，全面提升学术素养与个人发展水平。二是建立“导生生涯同盟体”，基于共同的价值、利益和情感追求，搭建情感融通、发展融合、力量融汇的学术共生模式[15]：导师要转变目标导向，从追求个人科研成果转向培养优秀医学人才，针对研究生的生涯经历、个性特征、培养类型、志趣意愿、专业基础和职业规划，分阶段设立培养目标、学习计划与成果预期，并在项目设计、资源使用、研究实施和成果分配等方面与学生充分沟通，每月与研究生开展至少1次一对一谈心谈话，对工作进展及时提供评价、反思、建议与指导，建立以学术为轴心的对话机制，在实质权威与平等争鸣中寻求平衡[16]；研究生应增强专业学习的主动性，成为科研能力的积极建构者，正确理解学术探索的价值，理性接纳科学的未知性和复杂性，在“教学家庭”和“学科社群”中历练成长。
五、 小结
医科院校应当结合学科特色及人才培养的实际要求，从制度、文化、管理等各方面切实明确导生责任、保障双方权利，合理解决导生问题，努力造就一支有理想信念、道德情操、扎实学识、仁爱之心的研究生导师队伍，全面落实研究生导师立德树人职责，形成互信互谅、和谐共生的导生关系，推进国家医疗卫生事业的高质量发展，办好人民满意的高等教育。但本文也存在一定局限性：调查样本的来源较为局限，仅为部分已暴露“导生矛盾”问题的研究生，未能有效发掘导生隐性矛盾和冲突前期；可能存在地域性与院校层级上的选择偏倚，研究结论在全国范围内的推广性尚需更多跨院校、多中心的实证数据加以验证；同时，研究以质性分析为主，虽为深入揭示导生互动的内在机制，但缺乏大样本量化数据的支撑，后续可结合混合方法与纵向追踪研究，引入导生关系满意度量表、心理资本量表等量化工具，进一步检验不同干预路径对导生关系的实际成效；此外，研究未能匹配纳入导师视角，后续研究将重点弥补这一缺陷，更多呈现导生双方的认知差异与互动逻辑，提升研究结论的普适性和因果归因的准确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