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西医护理业的产生与西医入华密切相关，来华传教士的医药传教活动推动了护理业在华产生与发展。随着护理业的发展，近代社会对护理从业者的称呼包括护病、看护、看护妇、看护夫、护士、看护士、看护员、救护、护生（尚未毕业者）等，护理从业者称呼缘何呈现出多样化的特点，究其原因，在近代中国社会变迁的背景下，既有医药传教带来西医在华发展的外在影响，也有近代中国社会发展的内在驱动力。从已有研究可知，我国近代西医护理的产生与教会在华医疗活动密切相关，如甄橙的“美国传教士与中国早期的西医护理学（1880—1930）”及刘燕萍的“基督教与护理”等，都论述了传教士医生推动西医护理业在华产生与发展的积极意义。此外，学界目前有关护理业的相关研究视角还包括对护士性别、护士群体及中华护士会等护士医疗机构的研究，如杨欣的《基督教在华妇女医疗事业研究 （1840—1949）》，姚莉莎的《1909—1937年中华护士会在华事业初探》，谢丽珍的《近代河南护士群体研究》等文章，加深了对近代护理业发展历史的认识。有关护理从业者称呼的变化，学界尚未涉及对此问题的专门研究。在上述研究基础上，本文以看护与护士之“变”为切入点，分析这两个称呼在不同历史阶段使用及来源的发展变化，进一步思考晚清至民国期间西医护理业在华发展的变化，从侧面反映出近代护理业西医发展进程与社会变迁。

一、 看护与护士称呼的使用变化

近代中国社会对从事护理人员的称呼较为多样，其中看护和护士二词使用频率最高。看护与护士二词代表了近代中国在以医药传教士为代表的英美护理学及日本护理学两种护理模式的影响下，西医护理在华发展的具体表现。近代意义上看护与护士二词的使用是如何出现的，因近代社会变迁护理人员的称呼发生何种变化，成为了解近代西医护理知识引入及护理业早期发展的路径之一，思考看护与护士称呼使用的变化对于认识近代西医护理业在华发展也具有一定积极意义。

医药传教士们较早引入近代意义上西医护理的相关概念。“道光二十四年（1843），英国荷伯孙 （Dr.Hobson）在香港医院中教授华人，翻译英文医学书籍为汉文”^[1]，其所译《妇婴浅说》较早地为国人介绍了西医护理的相关知识。早期入华教会医院在与地方社会接触过程中，通过实际医疗活动也让地方社会接触到西医护理。以上海仁济医院为例， “公元一八五三年九月七日之晨，洪杨乱起，沪城被三合会党徒围攻。时经二年，战役中本院对于清军及民军双方均尽救护之力。”^[2] 至1884年就已有基督教传教女护士来华，“1884年密女士Miss Eliza⁃ beth MoKechine为第一耶教女护士到中国。”^[3] 不难发现，较日本护理知识引入中国前，以教会医院为代表的教会医疗机构就已开始培养西医护理人员，并引入近代意义上西医护理的相关知识。二十世纪前后，由于早期中国民众并没有西医护理的相关概念，受中医及传统护理观念影响，将从事医疗活动的护理人员及其医疗行为称之为“护病”，如1900年汉口普爱医院出版教材《护病技术》等。

对看护一词而言，“中国家庭中虽然有‘看护’ 这个意思，却没有科学的看护知识，而且也不懂看护的最高道德”^[4]。医学意义上看护一词的使用源于甲午战后日本护理业的影响，且在西学东渐背景下护理业渐而得到国人的重视，加之晚清社会仿效日本意图变革，推动了西医护理知识的传播。20世纪前后，医学意义上看护一词渐而出现，并被呈现在晚清的士人笔记、书籍及报刊之中。1904年日俄战争期间，日本“在战场妇人之首始从事于伤者之救护，明治元年东北战争之时也”^[5]，让国人意识到看护的重要作用。此时，一部分留日学生也相继引入日本护理的相关书籍，如由秋瑾翻译的《看护学教程》等。报刊中出现对南丁格尔精神的介绍与宣传，“兹将赤十字会始祖南的掰尔历史，介绍我同胞，我二万万女子，可兴矣！”^[6]，国人渐而重视女子从事看护一职，鼓励青年女子学习看护，将其称为看护妇，将男性护理人员称为看护夫。从目前已获得资料来看，看护一词最初由何人始创较难考证，但看护一词作为从事医疗护理工作人员称呼的使用受到日本影响较大。

汉语“护士”一词的来源与中华护士会在华发展密切相关。1914年在上海召开的第五次中华护士会常委会议中，决定了护士与护生的中文名称， “选定中华护士会之会名者，即第一留学国外之中国护士钟茂芳女士（又名马凤珍）。”[3 “] 这两个名词，原系会员马凤珍女士所提议，经大会会员一致采用。”^[7] 1914年经过大会讨论之后，Nurses Associa⁃ tion of China便译为“中华护士会”，至1920年更名为中华护士协会。虽然1914年的中华护士会确定了从事医疗护理人员的名称为护士，但看护妇、看护小姐、看护者、看护生（未毕业或未经过系统训练）等词语的使用依然存在，看护一词依然存在且仍具有辅助医生医疗工作对患者进行护理的职能。不过，针对护士一词与看护等称呼混用的状态，中华护士会在1920年2月春季常会时就指出护士名称混用的问题“（纠正无知人藐视护士之名称）如看护妇、看护人、医院侍疾人等名词”^[8]，但从当时社会实际来看，护士与看护二词仍处于混用的状态。

与前期相比，20世纪20年代至30年代，对护理人员的称呼除护病、看护妇、看护、护士、护生等外，也出现将护理人员称为“看护士”，这一称呼的使用应不晚于1922年。在此期间，护士及看护二词在官方的认知中并无差异，且都是指从事医疗活动的护理人员，如上海教育局“高级看护职业学校看护二字，得与护士二字通用”^[9]。从护士自身认知来看， “我也觉得我自己是个护士学校的学生（即人们叫作的看护）”^[10]。护士与看护在使用过程中，其所蕴含的社会意义，在医疗环境中的职业价值及护士自我认知在此时都是一致的。

抗日战争爆发后，战时的救治工作需要大量医护人员，护理人员也走向战场，组成战地救护队，在此期间护理人员也被称为救护。抗战期间出版了较多的护理相关书籍，如由高竹君编著的《救护常识》侧重于对战时伤员的急救等。20世纪30年代，具有近代医学意义的护理一词也出现在报刊之中，如1934年《铁道公报》第917期中提及开设护理生训练班，“仰将各该路医院诊所现有之非正式护士等一律改称护理生嗣后添用护士须呈部核准由。”^[11] 此时将未毕业的护理人员称为护理生，只有经由官方认可的护理人员才可称之为护士。对于护士从业的标准也变为，除领有卫生署护士执照外，还需在执业地的卫生主管机关呈验护士执照，随后由卫生主管机关“并发给开业执照，方得执业”^[12]。20世纪30年代至40年代出版的报刊及书籍中虽然对护理人员呈现多样化的称呼，但护士这一称呼的使用是要得到官方认可的。看护与护士的界限变得愈发明晰起来，《上海市救护委员会报告》一书有关救护委员会所办医院编制中，提及“院长一人，特务员一人，会计一人，文书二人，医师五人，药师一人，护士长一人，护士十人，司药生二人，看护三六人。”^[13] 此处看护与护士二者各司其职，已出现对于护士与看护较为明晰的认识。与此同时， 1940年《妇女界》杂志的一篇文章《护士与看护》指出，“护士是一个名词，而看护是一个动词。”^[14] 虽然护士与看护二者皆从事护理工作，“但是近代的护士都是受过中学教育，方能投考，并且入了护士学校后还得取得三四年严格训练，方能出来在社会上服务。”不难发现，护士一词已渐而成为经过系统西医医疗护理训练的职业代名词。与此同时，随着护理业不断发展以及护士制度不断完善，对于护士的认识也不断增强，护理业的发展得到社会进一步的认可与接纳。从社会实际来看，虽然看护与护士二词依然存在混用状况，但不难发现，对于西医护理的职业认识愈发专业化。

看护一词的使用是在近代日本护理模式影响下，国人引入日本看护这一概念并沿用日语中的看护一词作为护理人员的称呼。而护士一词是由钟茂芳在“英美医家组织之博医会所属之中国护士会”^[15] 的会议上提出的，护士一词的使用是在英美护理模式影响下出现的。从传教士医生引入西医护理相关概念并推动护理业在华发展开始，对护理人员称呼也在不断变化并体现出不同时代特征，看护士、救护、护理等词的出现从侧面反映护理业在华发展进程。晚清至民国期间，无论是受日本护理模式影响下看护一词的使用，还是英美护理模式下教会医院推动下护士一词的使用，来自日本与英美国家对我国护理业的影响是同时存在的。在近代中国社会变革的大背景下，“看护”与“护士”二词存在长期混用的状态，但我国护理业职业化、专业化的发展路径变得愈发清晰。

二、 看护与护士的来源变化

西医护理人员的培养与近代基督教在华医药传教活动密切相关。早在19世纪80年代，医药传教士们就已开始逐渐开设护士学校及护士训练班等机构用以培养护理人才，如“1888年Miss.E.Joh⁃ son在福州开办第一护士学校，Miss E.H.Bulter在南京开始护士训练。”^[3] 在官方大规模设立的护士学校尚未出现前，基督教就已开始培养出护理人才。而后，在民国政府的推力之下，以及社会对护理人才的现实需求下，护理人员的培养也呈现出多元化的培养方式，看护与护士的来源也不限于传教士所开设教会医院、护士学校及护士训练班等机构。

除基督教医药传教活动带来教会医院及附设护士学校所培养的护理人才外，20世纪初期渐而出现官办及私立的护士学校。1905年《北洋官报》中出现开办女医学堂新闻，金韵梅开办北洋女医学堂后，至1910年女医学堂添派看护教员钟茂芳。北洋女医学堂“通过培养产科、看护科的女医护人员，开创了直隶女子医学教育的先河，对晚清直隶乃至全国的女子教育起了推动作用”^[16]。除官办护士学校及护士训练班外，社会上也出现由私人创立看护妇学院，如由女医生史美瑜创立看护妇学院是较早由私人创办培养护理人才的学校。此外，随着红十字会的设立及发展也出现对护理人员的培养。从20世纪初期来看，官办及私立培养护士学校相对较少，护理人员更多源自教会医院的培养。

随着护理业在华发展，一些中医性质的医院及学校也在培养护理人员。如“1917年，汉口慈善会中西医院举办看护养成所，培训了两期中医看护生，武汉始有中医护理专业。”^[17] 一些中医性质的机构也在自行招收并培养护理人才，如西湖中医疗养院“兹为青年女士谋自立起见，特附设中医护士训练班”^[18]。

20世纪30年代前后，在民国政府官方政策指导下，护理教育得到了进一步发展，一些省立医院、军医院都逐渐附设护士学校，并颁布一系列的规章制度保证了护理事业的规范化发展。在抗日战争影响下，国民军事训练委员会规定高中及以上学校学习看护知识，并将其纳入到中学教学体系之中，如1933年四川省教育厅规定：“一、使女生具有看护之常识。二、养成女生护病之技能于平日或战时应用之。”^[19] 至1934年江西省政府公报将看护知识的学习作为必修学科。这些曾在学校接受护理知识培养的学生，战时也可作为救护对战场伤员进行护理。同时，对于护士的培养，“顷特将高级护士职业学校附设之护士特科修学期间，缩短为一年半”^[20]。受抗日战争影响，且在护理人才缺乏的情况下，缩短护理人员培养年限，以培养更多护理人才，减少战争伤亡。除上述来源外，还有一部分留学国外学习护理知识的人员也进入到近代中国护理行业之中。这部分人员既有国家公派出国留学、自费出国留学人员，也有在教会支持下出国留学人员。这丰富了护理人才的来源，也为我国近代护理业发展提供了优秀的海外人才及护理技术。

从护理业在华发展来看，护理人员早期多在以教会医院为代表的英美护理模式的影响下逐渐出现。中日甲午战争后，护理业也受到来自日本护理学的影响，留日的学生翻译了护理相关书籍。随着护理业的发展，一方面在博医会及中华护士会的推动下，以教会医院为代表的医疗机构的护士培养数量及质量都在不断提升；另一方面，在日本护理模式的影响下，随着红十字会的设立渐而发展，其培养的护理人员也日渐增多。20世纪30年代前后，随着大量公立医院及其附设护士学校的出现，护理人员来源也愈发多样化。至1932年卫生署筹办护士学校，表明政府层面愈发重视护理业在华发展，对护理从业者的培养愈发规范化、职业化。综上所述，看护与护士的来源主要有三个渠道——医疗机构、职业学校及留学国外。从20世纪初华人看护出现，护理人员的来源呈现出多元化的趋势，这为近代护理业发展培养了较多的护理人才。

三、 护理业发展与近代社会变迁

近代西医意义上的护理业未出现前，“吾国护士事业，考诸史册，似无专载，此种事务例如家人之责，父母兄弟应急处理者”^[21]，家人在紧急处理患者病情中承担了重要责任。西医护理相关概念如何被引入到近代中国社会中，以及由护理人员承担对伤病的护理观念如何受到社会关注，护理业随社会发展又会作出如何选择成为思考的方向。

中日甲午战争后，受日本影响，晚清上层知识分子逐渐将目光放于女性从事看护一职之上，郑观应在《训妇女书》中提及“或行医当看护妇如何”^[22]。1904年，日俄战争看护妇的救护作用让留日的学生惊叹。随后，红十字会也渐而在华设立，秋瑾所译《看护学教程》等护理学书籍也呈现在国人面前。观之当时社会，时人认为看护妇有“能助医生之调治”^[23] 的作用。与此同时，对护理人员工作职责的要求也随之出现，江西慈惠医院规定看护妇的职责：“一、看护妇为医生司理器械药品帮助治疗以及为病人检温诊验脉痰吐尿屎等事。二、看护妇与仆妇有别，病人不得使唤服役。”^[24] 值得注意的是，江西慈惠医院看护妇规则中除强调看护自身的职责外，也明确看护妇与奴仆二者的区别。从20世纪初期来看，护理业的发展受到多方面影响，国人也意识到护理业在华发展的重要作用。由于受到来自日本以及教会医院为代表的英美等国家护理业的不同影响，早期护理业在华发展并无统一标准，各医疗机构对护理人员在教学及管理方面的差异较大，护士资质参差不齐。

20世纪20年代前后，在地方自治的影响下，政府政策中并无对护理业的统一标准。“看护妇之法规，我国无有一定，日本亦仅有厅府州县令此规程，无统一之法规，今将德首相通牒各联邦之看护妇规则，述之如左以参考。”^[25] 此时，政府参考日本护理制度，又将德国各联邦看护妇规则作为参考。随着护理业在华不断发展，政府层面也意识到到护士护理工作的重要性，至1923年政府为规范护理从业人员进而出台护理人员相关取缔办法，“佥以看护士职务，与病人关系至为密切，该局提议取缔办法并附章程九条”^[26]，对护理人员的管理也愈发规范化。1927年，内政部卫生署成立。其在培养护理人员时规定看护士的职责为“始则宣传卫生教育，使一般人民具有卫生之常识，继则举种种病源之消毒方法以指导之，此皆公共卫生看护士所有事也。”^[27] 内政部卫生署成立后，除明确护理人员的职责外，在护士培养方面也发布一系列规章制度，促进护士培养的合理化及合法化，如护士注册及取缔章程的公布及施行。

对于病患群体及护理业而言，政府的规范尤为重要。随着护理业在华发展，出现护士代医生行医这一问题，“然而现今业看护半途行医者所在皆有，并好张大其辞，冒称某某医院毕业曾任机关职务，而社会上无知民众以耳代目者并不闻其出身若何。”^[28] 在国家管理下，护士代替医生行医已经被政府所禁止。以1931年《广州市修正看护士注册及取缔章程》为例，其明确规定申领护士执照的资格，也禁止护理人员在医师指导之外，“此外不得擅自与人治病及处方与人服食”^[29]。30年代，除广州颁布护理人员的注册及取缔章程外，济南、天津、北京、上海、湖北、贵州等地也先后公布护士注册及取缔章程，这些章程的推行保证了护士从业人员的合法性和合理性，对护士职业的规范化发展具有一定积极影响。与此同时，1935年教育部公布《护士职业学校规程》，对护士职业学校的宗旨、入学资格、各学年应授科目及教学实习时数有详细的规定，促进了护理事业规范化、职业化发展。不过，政府层面虽然先后颁布相关法案以确保护理业的发展，但从当时社会实际来看，此时护理业仍处于各类机构自行管理之下，“各校招收学生，每多利用本院护病工作，借可减省经费，且其训练目的，仅为应付本院之需要。”^[30] 这种“各自为政”的状态使得各学校在师资、教材、练习室等方面均存在较大差异及问题。

除政府对护士从业者的管理外，中华护士会也在护士管理方面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中华护士会成立于1909年，随后便建立统一的标准对护士进行管理，统一的考试及注册规程都是为培养合格的护士。中华护士会通过组织统一考试发放护士证书来实现对护士的管理。护士会的做法得到一些医疗机构的认可，一些医院、诊所等医疗机构在聘请护理人员时要求其必须持有护士会的凭证，如上海卫生局规定，“招考的资格，仅指定要有护士会文凭者”^[31]，而报考人为“江苏医科大学附设助产看护班，其毕业文凭亦是须经教育厅加印”，却未能入选。护士会通过统一考试及注册等方式实现对护士从业者规范化的管理，但对于未加入护士会的护士学校而言，护士会的管理可以说是对护士职业的一种 “垄断”。至1932年，中华护士会的入会条件改为“在本会登记之护校毕业者，在外国政府有案之护校毕业者，在内政部卫生署领有护士证书者”^[32]。同年，中华护士会也正式在政府注册。此时，政府对于护理事业的掌控也在逐步加强。较为突出的表现是外国护士从业者需在中国政府注册，并由卫生署发给外国护士证书，1936年第12期《卫生署医药证照公告月刊》中记载“外籍护士给证一览”中可见信宝珠为第一位获得此证书的外国女护士。从护理人员管理来看，民国建立后，政府一直在试图对护士进行统一的管理，逐渐将中华护士会纳入卫生署的管理之中，护士执照的颁发也渐而由卫生署进行管控。在此过程中，政府颁布一系列法令来加强对护士的管理。“本会主办护士公考，始于一九一四年（民国三年），至一九三六年（民国廿五年）十二月举行最后一次考试，其后既由教育部办理。一九四○年（民国廿九年）教育部迁往重庆，遂由本会于沦陷区继续办理护士学校登记及护士考试。”^[33] 抗战期间对护士的实际管理依然是依靠中华护士会。

抗日战争期间，护理业的从业者人数不断增加。这一方面与在政府主导下鼓励对护理人才的培养有关，另一方面护理业内部也在通过缩短培养时间等方式以满足战时社会需要。抗战期间，由于对护士人才的需要大幅增加，尤其是战场上的救护人员，在官方政策的推动下，以及社会对抵抗侵略的现实需要，护士人员的培养数量相较于早期大幅度增加，但护士培养年限及培养标准略有降低。与此同时，男护士相较于女护士的比例也在不断降低，从表1可以明显看出抗战期间男护士较之女护士比例不断减少。 “盖吾国数千年来礼教，即以男女授受不亲为天经地义，则男病需男看护，女病需女看护。”^[34] 男病需男看护、女病需女看护，这一现象逐渐被打破，相较于男性而言女性更为适宜从事护理业。1935年广东地区统计护理人员数量时，男看护有169人，女看护有275人，共444人。近代对男、女任护士一职的争论见诸于报刊之中，随着社会发展，“除陆军医院外，现在的男护士已有天然淘汰的趋势”^[35]。由于女性的性别优势，其逐渐成为护理业的主要力量。

从上述研究不难发现，近代护理业的职业化发展与社会变化密切相关。一方面，社会对护理人才的需要以及政府制度层面的作用推动护理业不断向前发展，另一方面，护理业内部也在不断改变以顺应时代发展。这一过程并不仅是政府及医疗机构内部不断完善护理制度，也体现在护士对自身从事护理业的认知及行为、近代社会对护理业接纳的过程，以及国家对护理业管控的变化等。

从看护与护士使用变化，再到看护与护士的来源变化，护理业的发展与近代社会变迁密切相关，看护与护士之“变”从侧面反映了近代我国护理业的发展进程。看护与护士二词暗含了日本及英美等国不同医疗护理模式，这都对我国近代护理业发展起到了较大的影响，但随着护理业在华发展，医疗机构、政府、社会民众等都在推动护理业的发展过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护理业在与近代社会变迁的双向互动中得到发展。护理业的发展对近代社会发展产生了一定的积极影响，如在推动护理制度及医疗模式的现代化发展、为从业者提供新的职业选择、拯救更多生命、维护公共卫生安全等方面都起到了积极作用。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