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近代，中医常常成为知识分子攻讦的对象，中医从以救治他人为己任滑落到需要被社会所救治^[1]。社会的责难既成为民国中医知识转型的动力，也使其遭遇社会偏见性的“污名”。社会偏见对象是某一特殊的社会群体，偏见的感情基础是建立在错误与顽固认知上的厌恶感^[2]。民国时期对中医的社会偏见意味着当时社会心态中蕴含着对中西两种医学差异的社会认同及医学选取的价值偏好。本文所要进行的研究是：首先，解构环境与医学知识互用的过程，从而揭示西医知识被社会环境所需要是知识分子对中医产生社会偏见的原因；其次，以梁启超的疾病史为例具体说明对中医的偏见是如何在社会中展示与运作的。

一、 知识与环境互用过程的解构

（一） 医学知识未介入社会

西医最初是伴随着宗教传播进入中国的。鸦片战争以后，传教士利用通商口岸大规模传播西医。据统计，1842—1848年，广、厦、福、宁、上五个通商口岸全部建立教会医院，到1905年全国的教会医院已有166所，诊所达241处^[3]。研究西方医学理论，留学国外学习西医的人数也与日俱增。政府上层李鸿章等人提出，“合中西之说而会其通，以造于至精至极微之境”。然而这“西医热”并未给中医造成冲击，民众对中西医采取分科对待并无所偏好，因而各取所长：对于外科、五官科等多选择西医，对于内科、妇科等以中医治本为主。虽然西医与中医的论战也时有发生，但仅仅局限于医界，而西医诊所与中医老字号总体也相安无事地立于街头两端。

此时中医学总体掌握着当时中国医界的主导权，西医作为一种新传入的医学并未对中医构成威胁。因此中医在掌握话语权的同时，有医家以大度的姿态了解西医理论，并寻求中西医融合的可能。清末医家周雪樵是最先介绍西医的人，他坚持“中西汇通”，并认为“中医与西医并治，中医且占优势也”。近代医家唐宗海则认为“西医亦有所长，中医岂无所短······不存疆域异同之见，但求折衷归于一是”，由此要求进行“中西医汇通”。而中西医汇通大家张锡纯也赞同此说，认为应该以“西人之说与方中义理相发明”。

由此可见，在中国资产阶级民主运动以前，西医已经对社会产生了影响。从政治上层到中西医医家以及平民百姓都已经关注到中西医的区别。这一时期中医仍处于中国医界主导并且主张中西医融汇学习，西医虽然精确有效但其知识讨论局限于医学内部。此时社会能够较为客观地衡量两种医学，西医未被社会（环境）所广泛需要，因此社会心态并未对西医产生价值偏好，对中医的社会偏见也就无从谈起。

（二） 西医知识被社会环境所需要

甲午战争战败唤起了全中国的觉醒。一时间， “救亡图存”成为中国知识分子的目标和口号。洋务运动标志着“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思路破灭，改良或者改革政治经济体制成为迈向富强的第一步。此时西方的政治学、经济学、军事学、生物医学成为中国重点学习的对象。这些理论知识被社会环境所需要，并被寄予民族生存的厚望。

利用西医之“科学”攻击中医之“蒙昧”，从而来达到政治、社会、思潮上的目的正是肇始于甲午战争。戊戌变法前一年（1897年）梁启超在上海成立医学善会，并作文扬西贬中。“阴阳五行说为二千年来迷信之大本营，直至今日，在社会上犹有莫大势力，今当辞而辟之。此种诡异之组织，遂二千年蟠据全国人之心理，且支配全国人之形式。嘻！吾辈死生关系之医药，皆此种观念之产物。”^[4] 批评中医的同时，梁启超还将西医与民族振兴相关联，提出 “强国强种论”与“医学救国论”，认为“强国必先强种，强种必先强身，强身必先强医”。他在《时务报》 发表文章谈到：“凡世界文明之极轨，惟有医学，无有它学······医者，纯乎民事也，故言保民，必自医学始。英人之初变政也，首讲求摄生之道、治病之法 ······学堂通课，皆兼卫生，举国妇人，悉行体操；故其民也，筋干强健，志气犹烈，赴国事若私难，蹈锋镝若甘饵，国之勃然，盖有由也。”^[5]

以梁启超为代表的知识分子对中医的抨击可见一斑。事实上，近代对中医抨击最早、最为激烈极端的并非西医与传教士，而恰恰是中国先进知识分子。除梁启超外，当时的新文化代表人物如鲁迅、胡适、郭沫若等都激烈地批评了中医。显然，知识分子为代表掀起的“反中医”热潮绝不仅限于医学知识与医学理论的探讨，其目的也不仅仅是传播西医。正如古典社会学家并非偏爱生物学与物理学，而是借此达到社会学从哲学中剥离，建立实证主义社会学的目的。西医之所以被清末民初知识分子所推崇，也正是知识被社会环境所利用的表现。知识分子或是社会改革家，或是政府官员，或是社会中拥有极大话语影响的人。当知识被知识分子及社会环境所需要时，知识就和权力完美地结合在一起。一方面西医为社会变革提供知识武器，另一方面权力又为西医知识的传播和在社会空间上战胜中医提供便利。因此20世纪初的“反中医”浪潮不是站在中西医平等的角度论战，而是极具群体情感色彩的偏见。在知识分子所倡导新的医学价值观后，爱国热情和救亡图存的信念裹挟了更多民众投入到反对中医的运动中来。所以伴随中华民族几千年的传统医学在极短的时间内被动摇了。然而这场运动兼具非理性与功利色彩特征，对待中医是颇为不公的，造成了社会对中医的价值偏见。

二、 插曲与例证：梁启超疾病史

笔者并非主观臆断而作上述论断，也并非刻意忽视中西医之间差距，掩盖科技进步中传统被迭代和扬弃的必然过程。本文希望通过梳理社会对知识的价值需求来探讨民国时期对中医产生社会偏见的原因及表现。本文以梁启超疾病史为例，具体还原对中医的偏见性心理在社会中展现与运作的过程。

从前文梁启超的言论可以看出梁启超是一个彻彻底底反对中医提倡西医的知识分子。1926年，梁启超因多次尿血而先后住进德国医院和协和医院，笃信科学提倡西医的他第一时间寻求西医的帮助。而梁启超究竟得了什么病，现在已经不能完全得知。但根据1926年2月18日梁启超给子女们写的信件，可以大致得到当时梁启超的情形与德国医院的诊断。“我从昨天起被关在医院里。看这神气，三两天还不能出院，因为医生还没有找出病源来。······医生劝令多仰卧，不许用心，真闷杀人。······入医院今已第四日了，医生说是膀胱中长一疙瘩，用折光镜从溺道中插入检查，颇痛苦，但我对此说颇怀疑，因此病已阅半年，小便从无苦痛，不似膀胱中有病也，已照过两次，尚未检出，检出后或须用手术。现已点唐天如^①速来。······我意非万不得已不用手术，因用麻药后，体子总不免吃亏。”^[6]

从此家书中可以看出梁启超在住院后遭受了很大的心理苦闷和检查时的生理创伤。并且表达了自身对西医手术有所排斥而暗自请了时下中医名家唐天如前来诊治。在2月27日的家书中可以发现病情的新进展，“我住院忽忽两星期了······检查结果，既是膀胱里无病，于是医生当作血管破裂医治······两三天来，颇见起色，惟血尚未能尽止 ······许多中国医生说这病狠寻常，只需几服药便好。我打算出院后试一试，或奏奇效，亦未可知。”^[6] 与一周前的家书对比，德国医院改变了先前诊断，从“膀胱中长一疙瘩”到“膀胱无病”“当作血管破裂医治”，西医推翻了之前的诊断。而因为路途遥远唐天如尚未赶到，此时的梁启超也看了不少“中国医生”并打算“试一试”。从此可知，当年反对中医的知识分子在面对疾病威胁时，仍然可以较为理性地看待中西医学。而随后发生的事情则更为有趣。

1926年3月因德国医院医治效果不佳，梁启超转入协和医院。初入协和医院之始，梁启超感叹 “协和真好！可惜在德国医院耽搁许多日子，不然只怕现在已经全好了。”^[6] 协和医院经过X线检查，发现右肾里面有个黑点，认为是恶性肿瘤，并决定开刀取肾。但根据梁启超的弟弟梁仲策在《晨报》 副刊发表的文章“病院笔记”描述，梁启超取肾之后，协和发现肾上黑点并非癌症，但梁启超尿血依旧，医院最后诊断为“无理由之出血证”。后来社会舆论便有批评协和医院之声，而梁启超自己在给长女思顺的信中写道：“近来因我的病惹起许多议论。北京报纸有好几家都攻击协和······我有一篇短文在《晨报》副刊发表，带半辩护性质······总之，这回手术的确可以不必用了。”^[6] 从上文可以看到，尽管西医诊断多次前后不一，治疗过程痛苦，但发现自己的病带来了对协和医院及西医的评判，梁启超立刻表态进行“半辩护”。在这里也可以看出，当时社会知识分子对西医的推崇并非仅仅因为科学与疗效，只是知识被社会环境所需要，所以即便是西医有缺陷或者犯了错误，他们也会替西医辩护。梁启超在《晨报》上撰文的题目也非常直白——“我的病与协和医院”，文章论述了梁启超的病和协和医院无关，医生并不“孟浪”，不希望自己的病阻碍西医在中国的发展。

在西医诊断疗效不佳的情况下，梁启超转用中医治疗，病情得以控制，身体逐渐恢复。“好教你们欢喜，我的病真真正正完完全全好的清清楚楚了！ 服药前和服药后，变色之变迁，忠忠已大略看见。忠忠在津时，色不过转淡而已，尚未纯复原，······后来加减一两味药，回津再服，果然服三剂病根全除······总之，药一下去，便见功效，由紫红变粉红，变哑色，变黄，十剂以后，完全变白，血腥气味净尽，回复到平常尿味。······诸如此类，前此偶犯其一，病辄大发，现在完全没有，真算好清楚了。痛快之极！据天如说，病源再胆，因惊惶而起，胆生变动，而郁结膀胱······天如说的病理对不对，他的药真是其应如响，一年半之积痼，十日而肃清之，西医群束手谓不可治，而一举收此奇效，可谓能矣。”^[6]

“伍连德说本病就一意靠中药疗治便是了。却是因手术所发生的影响，最当注意。他已证明手术是协和孟浪错误了，割掉的右肾，他已看过，并没有丝毫病态······协和已自承认了。这病根本是内科，不是外科。······乃是一种轻微肾炎。······他说割掉一个肾，情节很是重大······我屡次探协和确实消息，他们为护短起见，总说右肾是有病（部分腐坏），现在连德才证明了他们的谎话了。”^[6]

术后三年，也是生命的最后几个月，梁启超得了痔疮，经协和医治后身体败坏。“这回上了一个大当。他只管医痔，不顾及身体的全部，每天两杯泻药，足足灌了十天······弄得肠胃一塌糊涂，以至发烧连日不止，人是瘦到不像样子，精神也狠委顿。······古人谓‘有病不治，常得中医’，到底不失为一种格言了。”^[6] 写完这封信后三四个月，梁启超便与世长辞了。可见的是，身为提倡新学、变法改革的带头人梁启超的社会地位规定了其信仰取向。在报纸公开批评中医各种虚渺是其身份和目的所必要的，在协和医院出现医疗事故第一时间帮忙辩解维护也是必然的。然而在给自己子女的私人家书中则不必顾及太多，直言中医的疗效，以及西医所犯的错误。并且在晚年也不得不感慨一句 “‘有病不治，常得中医’，到底不失为一种格言了”。

此处将梁启超对外公开的言论与给儿女的私人信件进行剖析比对，证实了20世纪初由知识分子担纲反对中医的运动并非站在公平与科学的角度。而是因为西医知识为社会改革与民族存亡所需要。如果没有这次的反对中医浪潮，中西医可能会在学术界更好地融合与发展。然而这次由医药外界所主导的反对中医运动，导致了社会对中医价值偏见的长期存在。

三、 结语

在明清之际西医渐渐传入中国，中西两种医学在初遇时既有冲突也有融合。清末民初一批中医学家率先进行中西医融合的探索，并且具有一定成果。然而这种学术交流和中医学自我扬弃的进程，因为社会环境介入而被打破。甲午战争后，资本主义改革派和革命派亟需推翻旧制度、旧思想、旧社会。因此，一大批知识分子利用西医“科学”知识作为武器，结合他们所拥有的政治权利、社会威望，以批判反对中医为窗口，进行对社会和政体的改造。此时西医知识和社会需要达到统一，二者对中医在社会中价值地位进行再建构和重新编码，利用爱国主义精神和救亡图存急迫感，使“科学”的思想进入每一个人的观念，最终产生了对中医的社会性偏见。建构论者认为，在不同历史时期的社会文化隐喻下，医学作为一种文化符号成为社会结构和社会制度的产物。正如贝尔所言，现代化首先触及的就是信仰问题。毫无疑问，中西医学的价值偏好与当时的社会需要具有直接关联。

通过前文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在中国近代医学发展历史中，其质——西医成为主流医学是不容质疑的，但其速——在短短十年内双方态势由交流学习到全面废除中医的速度很大程度上是由“社会力”推动。本文通过分析、剥离中西医交流融合过程中质与速的问题，不是褒贬某一方医学，而是从医学社会学的角度阐释社会对医学价值判断产生的影响。要求当代社会在反思已有医学价值偏好的基础上，更客观有效地促进两种医学的发展，使二者共同保障人民健康。

①唐天如，中医名家，广东新会人，曾任吴佩孚秘书长。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