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区作为居民日常的生活空间，是城市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国家治理体系中的基本单元，更是做好整个疫情防控工作的基础堡垒，因此各地政府重点针对社区开展了一系列的防疫工作。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调研指导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简称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时强调，“社区是疫情联防联控的第一线，也是外防输入、内防扩散最有效的防线。把社区这道防线守住，就能有效切断疫情扩散蔓延的渠道。全国都要充分发挥社区在疫情防控中的阻击作用，把防控力量向社区下沉，加强社区各项防控措施的落实，使所有社区成为疫情防控的坚强堡垒。”^[1]

社区行动是指社区成员为维护自身利益，促进社区的发展和进步而采取的共同行动。社区行动的目标是为了尽可能地解决大多数社区成员的共同生活问题，并且以社区大多数成员广泛参与为主要特征。在社区工作实践过程中，社区工作者常常通过有效的社区行动来推动社区问题的解决^[2]。但是目前，社区行动的发起和开展较为困难，因此探索社区行动的发生机制成为了现代社区建设研究的关键问题^[3]。在此次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行动中，全社区的行动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也为我们研究社区行动提供了最真实、完整的案例。下面将以笔者作为志愿者身份参与的社区防疫行动为例，对社区行动的发生机制进行分析。

一、 案例介绍

M社区位于太仓市浮桥镇，成立于2006年8月，总面积约5平方千米，常住人口共2 439人，758户人家，其中本地人1 868人，是由早期的几个生产大队合并而来，外来租户571人，大都是近5年入住社区。该社区住房大部分为院落式住宅，相较于太仓市其他社区来说，集中程度和发展程度较低，人口流动性较大，是典型的小城镇社区。人员方面，M社区为中老年社区，有条件的年轻人外出工作，或迁入城里，剩下的以中老年人居多。近几年，由于浮桥镇加大力度发展制造业和工业，使得大量外来务工人员到M社区租房入住，M社区外地人较多。管理方面，M社区由专门的社区居委会进行管理，管理人员由社区内部选举产生，受镇政府管辖。特殊情况下，政府下达通知文件，社区居委会按照文件执行工作，但是大多数情况下，M社区都是处于自治状态。设施方面，整个社区共有三个主要出入口，社区内有卫生所、公园等场所，但由于建造时间较早，大部分设施都较为陈旧。此外，社区有一个专门的居民会所，社区管理者经常组织社区居民在会所内开展集体活动。

M社区遵照上级政府指示，于2020年2月5日正式开展社区防疫工作。参加此次防疫行动的各类人员共104人，其中党员为48人。所有的防疫人员分为三大类，第一类是由社区管理人员担任，共12人，这12人皆为党员，这类人员在防疫过程中工作流动性较大，经常往返于各个岗位统筹安排志愿者的各项工作，查漏补缺，以身作则。第二类是社区招募的志愿者（志愿者A），共78人，其中党员34人。这类志愿者是有报酬的，他们的工作由管理人员安排，需要按时到岗值班，没有特殊情况不能缺勤。第三类是自己申请做志愿者的（志愿者B），共14人，其中党员2人。这类志愿者没有报酬，工作没有固定安排，可以缺勤，由管理人员进行管理。在这些防疫人员中，中青年是主力军，也有少量退休人员报名做志愿者。在整个防疫过程中，出现过6例对防控措施不满，发生口角乃至发生冲突的事情，而这6例都是由外来务工人员所引发的。

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上级政府紧急部署社区开展防疫工作。社区居委会接到通知后，也紧急制定相应的防疫计划。社区规定社区居民没有特殊情况不能外出，并在社区的三个出入口设立防疫检查点。居民外出时需戴好口罩、出示身份证和通行证，外地人员另需携带好暂住证，经检测体温正常方可进入。在实施过程中，由于刚开始都是由社区管理人员进行防疫工作，有社区管理人员抱怨每天工作量太大，既要完成日常的社区工作，还要到防疫检查点值班。因此，社区通过在宣传栏张贴海报的方式招募志愿者，海报上有报名二维码，社区居民通过扫码即可完成报名。海报张贴后，居民们积极主动报名做志愿者。对于社区居民报名做志愿者的目的，志愿者A人群普遍认为做志愿者既能赚到钱，又能够打发在家无聊的时间，还能够为社区防疫工作奉献自己的一份力量，是十分有意义的。志愿者B人群主要认为志愿工作本身就是公益服务性工作，是不求任何回报的，志愿服务过程本身就是回报，就是自我价值的实现。

对于社区防疫工作的开展，大部分居民认为是有必要的，这可以很好地保障社区居民的健康和生命安全。社区管理人员认为防疫工作不仅是为了完成上级政府交给的任务，严格按照上级通知行事，而且是为了能够保护好社区居民，作为社区的工作人员，有义务在面对疫情时挺身而出，使居民免受疫情的危害。但也有一小部分居民认为这些措施有些小题大做，社区里连疑似病例都没有出现，不用查得这么严。有几名外来务工人员从老家返回社区，由于是来自疫情重点地区或者未办理暂住证，社区规定不让进入，为此和志愿者发生冲突。他们认为自己在社区里租了房子，又没有异常身体状况，因此他们对社区防疫工作不满，认为是故意针对外来人员的。社区管理人员为了化解矛盾，对这几名外来务工人员开展了防疫宣传谈话，详细说明了社区在防疫时期的各项规定、疫情的严重性，以及严格防控措施的必要性，最终解决了冲突。

二、 当代社区生成条件

（一） 关于现代社区的争论

社区是社会生活的缩影，社会的不断发展必然会对社区及其运行产生各种影响。在社会的发展过程中，社区概念的涵义也因此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德国社会学家滕尼斯首次对社区这一概念进行论述，英国社会学家麦基文将地域的概念包含进社区概念中，美国学者桑德斯采用社会体系论、冲突论和行动场域来分析社区，进一步扩大了社区概念的内涵，揭示了社区的功能^[4]，一系列的改变使得学界对社区的研究不断扩大，而在扩大的同时，关于社区的学术争论也在持续。这其中，对于现代社区是否消失的问题争论尤其激烈。针对这个问题，学界共有三种不同的理论观点，分别是社区消失论、社区脱域论和社区场域论。

社区消失论的观点认为，城市化引起的城市社会生活方式的变革将会动摇甚至摧毁城市社区的存在基础。由于现代经济与科技的飞速发展，城市中人口的居住、消费与生产越来越呈分离的趋势，城市社区中居民邻里关系的凝聚力越来越弱，稳定持续的人际联系越来越少，这最终将会导致社区的分离与解体^[5]。这种观点的理论渊源最早可追溯到滕尼斯对于社会的研究，他认为社区的本质是相互肯定、互动的社会关系，但是却否定社区在城市中存在的形态与表现，甚至认为共同体的生活方式在城市中也会逐渐枯萎、消亡^[6]。美国学者沃斯将社区消亡的因素归结为社会关系的分离，他认为传统社区中个体之间、邻里之间关系密切等方面的特征在现代社区中已不复存在^[7]，这种变化使得城市社区无法再维持其存在的基础。

社区脱域论的观点认为，随着社会现代化的不断深入，人们的社会交往已经摆脱了地域的限制，原本需要社区满足的各种需求很容易从外界获得，因此对邻里间的依赖逐渐淡化，地缘性的结合在人们的生活中变得越来越少，社区中亲密的共同体关系正逐渐超越具体地域的限制，向更广阔的空间延伸。原先关系紧密的传统地域共同体就会失去地域的特征，形成由职业、政治信仰、共同责任等特征组成的现代共同体纽带关系，成为“脱域共同体”。

社区场域论是将社区作为一个无边界的、构成要素和结构都处于不断变化的社会互动的场域，具有动态性、开放性和无边界性。在场域论者看来，现代社区的存在形式是相互肯定性社会互动形成的社区场域，并存在于不同地域、不同群体的合作过程中。社区场域的特殊性在于它突破了不同群体间利益不一致的限制，协调和整合了不同社会场域之间社区性质的社会行动，代表了地域性社会的整体利益而不是局部利益，充分利用了不同利益群体间的信息与资源，从而促进整体利益的实现^[8]。在实际生活中，社区处于“隐形”状态，一旦社区出现政府或市场不能很好解决的集体问题，此时共处同一地域的居民之间就会产生合作性行动的需要。在这种需要的推动下，社区成员会发起社区行动，社区也就以行动场域的形式呈现出来。

（二） M社区防疫行动的生成条件分析

1. 社区传统

由于M社区内大多数居民在社区成立前的生产大队中便已经认识，社区成立后又一直居住在社区中，居民之间较为熟络。但是村改社后，社区内的经济生产方式由原来的农业生产分化出工业、商业、服务业等。居民之间的关系从生产大队时期共同劳动生产的单一社会关系，转变为社区时期居民间多样的社会关系，大多数居民仅限于同血缘相近或地域相近的居民来往，这使得整个“社区”的社区性大大降低。当疫情来临时，社区中分散的社会关系会随着利益的一致性又重新凝聚。这时，本身有着良好的社区传统，继承了生产大队时期的集体意识的M社区，会快速跳过社区成员间由于不同群体、不同地域间的差异而产生的适应阶段，直接步入到实际的社区行动阶段。

2. 社区问题

社区问题是社区行动成功开展的前提条件，它是指在社区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妨碍多数社区成员共同利益的一种社会现象，并且这种现象可以被社区成员所感知、察觉，但仅仅依靠某个社区成员的力量又无法解决，需要整个社区共同参与解决。在M社区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过程中，威胁社区居民健康乃至生命安全的疫情是激发社区行动场域的根本原因。疫情威胁社区所有成员的健康和生命安全，任何一个社区成员的感染都会给其他成员造成感染风险，疫情的公共性或社区性激发了社区成员的社区防疫行动。社区问题的出现，尤其是当这种问题已经威胁到了社区每一个成员的利益时，社区成员能够认识到社区行动是保障自身利益的必要措施。这也正如同社区场域论所说的，在问题来临时，社区成员会自发开展合作性行动。这种为了解决社区问题而产生的社区合作性行动，很好地促进了社区成员的交流，加强了社区不同群体、不同地域间的联系，这也为之后解决社区问题提供了良好的行动基础，有助于下一次社区行动的开展。

由于我国的政府与社区关系十分紧密，政府把服务于人民作为执政使命，因此政府常常是社区问题的先觉者。在此次抗击疫情的社区行动中，政府利用自身的信息优势，及时发现社区面临的疫情风险并进行了科学的制度安排，对社区成功抗击疫情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3. 社区行动的组织者

社区行动的组织者通常都是社区精英，他们在社区内具有较高的声望，拥有较多的社会资源，因而具有较强的社区动员能力。在我国，一部分社区精英进入社区内的党组织、居委会和业委会，还有一部分在邻里群体或社区内的各种兴趣共同体中。他们具有率先发现社区问题的社会关系条件和主观认识能力，因而一般也会自然而然地成为社区行动的组织者。在此次抗击疫情的社区行动中，社区行动的组织者是社区管理人员，他们既作为国家制度的代理人，受政府的直接领导，帮助国家对社区进行管理，又因为他们中的绝大多数都居住在社区内，是社区成员的一分子，在社区中拥有良好的声望和较高的公信力，能够有效引导社区居民参加社区行动。社区行动的组织者通过将社区行动阐释为涉及每个社区居民利益的行动，从而促使社区成员加入到社区行动中来。在M社区防疫过程中，社区管理人员作为主要的社区行动的组织者，将社区居民组织起来，共同进行防疫工作。党员组织也在防疫过程中发挥了很好的模范带头作用，志愿者中将近一半都是党员，这些党员带动了普通群众积极投身到社区防疫行动中。社区行动的组织者使得不同利益群体之间的信息与资源得以聚集，并将个人的利益转化为社区的整体利益，从而将居民分散的社会关系进行统一，促进了社区行动的开展。此外，社区行动的组织者也经常组织社区居民在社区内开展集体活动，这为社区居民提供了一个可以互动交流的平台，打破了社区中地域的限制，有利于社区行动的产生。

M社区的防疫行动验证了社区场域论的观点，社区成员的个人利益与社区的整体利益之间的联系是促使社区行动生成的根本因素。社区传统为社区各成员的利益联系奠定了基础，社区问题的出现促使社区成员重新凝聚，个人的利益转变成为了整个社区的集体利益，然后在社区行动组织者的带领下，将社区成员为保护自身利益所产生的驱动力，转化为实际的社区行动，这就是社区行动生成的过程。

三、 关于社区建设的几点建议

在此次抗击疫情的社区行动中，社区管理人员组织协调社区行动，并承担了部分具体的工作，志愿者的参与弥补了社区防疫人力资源的不足，社区居民的自觉配合为各项社区防疫制度的落实提供支持。正是有了社区各类人群的积极参与和相互合作，M社区的防疫工作才顺利地取得阶段性的胜利。在社区生活逐步走向正常化的疫情防控后期，可能还会遇到各种各样的社区问题，但只要社区精英将问题的社区性向社区成员解说清楚，充分依靠社区志愿者，在党和政府的帮助下，一定能够很好地解决遇到的各种社区问题。

（一） 培育社区管理人员的能力

在社区建设中，社区管理人员应当具备多种能力，包括管理能力、决策能力、应变能力等，但其中最应当培育的则是社区管理人员发现社区问题的能力以及社区宣传动员的能力。社区问题往往是潜在的，不容易被社区成员所察觉，而社区管理人员作为社区行动的组织者，需要及时认识到社区问题并迅速做出反应。这就要求社区管理人员一方面善于观察社区运行情况，了解社区工作的效果和社区居民的满意程度，发现潜在的社区问题；另一方面，社区管理人员要积极与政府进行沟通协调，利用政府的信息优势，及时发现社区问题。在社区行动过程中，会有社区居民无法认识到社区存在的问题，也会对社区行动的开展表示不理解。这时，社区管理人员需要增强自身的领导力和公信力，能够以自身的影响力带动社区居民广泛参与社区行动。同时，政府可以组织相关培训或者聘请专业人员对社区管理人员进行专门培训，提高社区管理人员的综合素质和专业化水平，使社区管理人员掌握做好群众工作的本领与方法，能够充分调动社区居民的参与积极性^[9]。社区管理人员通过利用一系列宣传策略，使社区居民更容易接受和理解社区行动的开展，并且社区管理人员要将宣传教育付诸行动，将问题的利害关系传达给社区居民，促使社区居民认识到社区问题的严重性，方便之后社区行动的开展。

（二） 培育社区志愿者人群

在志愿者人群中，志愿者B人群相较于志愿者A人群在社区行动中的参与作用更加重要。由于志愿者B人群不要任何报酬，反映出这类志愿者对自身利益和社区利益统一性的深刻认识及其在奉献中实现自我的价值观，因此他们是社区行动中稳定的中坚力量，是理想意义上的社区成员。志愿者A人群虽然接受报酬，甚至有的明确表示报酬是其参与社区行动的动因之一，但是他们也能够意识到参与社区行动的奉献价值。因此，要想更好地开展社区行动，志愿者B人群需要通过他们无偿参与社区行动的感染力，使得志愿者A人群的认知水平和价值观得到升华，以此来让志愿者A人群转化为志愿者B人群。社区行动需要大量的人力支持，大多数社区又无法在短时间内招募到足够多的人员，这就会导致社区行动面临人力资源不足的难题，从而使得社区问题不能被及时、充分地解决。因此，在今后解决社区问题时，社区需要大力培育志愿者人群，发挥志愿者人群的主体作用，以此来解决社区中的矛盾和问题。社区可以通过给志愿者提供更多的精神以及物质奖励，提高社区居民报名参加志愿者的积极性，也可以采取“滚雪球”带动法，让已有的志愿者带动自己身边的亲朋好友，引导他们参与社区建设，加入到志愿者队伍中来^[10]。有时候，志愿者不一定非要牺牲时间参与到社区行动中去，志愿者除了贡献时间以外，也可以提供社区行动必要的物资以及相关的知识，这些都对社区行动的开展有极大帮助。

（三） 培育社区文化

良好的社区传统能够促进社区文化的培育，有利于形成社区居民对于社区的认同感、归属感、责任感和参与感。因此，社区居民需要充分利用社区传统的优势，加强社区居民与社区之间的联系，培育出独特的社区文化。这种社区文化使社区中分散的社会关系重新凝聚。当社区问题出现时，社区居民能够通过自身独特的社区文化，维持社区良好的人际关系，并积极参与到解决社区问题的行动中去。对于社区文化的培养，首先，社区需要通过鼓励社区居民参加社区的文化活动，提高社区居民的社区认同意识，如举办社区体育健身活动、社区娱乐等休闲性活动以及一些专业性的文化汇演活动、民俗文化活动，这些都可以大大增加居民间互动交流的机会，无形中提高了社区居民的凝聚力和向心力。其次，社区需要通过社区教育和社区文化宣传，增加居民的社区归属感。社区教育能够让社区居民充分认识并了解所在的社区，在改变其对社区态度的同时也为社区文化的建设贡献了力量，有利于丰富社区居民的精神生活。最后，社区需要完善社区党建工作，提高社区居民的公共参与精神。通过社区党建工作提升社区居民的政治觉悟，让居民学会从社区的角度考虑问题。同时，党建工作也有助于提高社区居民的公民意识，丰富居民的精神文化生活，为加强社区文化建设做出一定的贡献^[11]。

概言之，社区建设是实现社会治理的重要途径，社区建设本质上就是建设社区行动能力。建设社区行动能力有很多方法，但根本方法则是在社区行动中建设社区行动能力，而社区行动能否开展则取决于社区成员是否认同行动要解决的问题的社区性。因此，社区建设的关键是培育社区管理者和社区精英发现社区问题的能力和社区宣传动员的能力，通过宣传教育让社区居民认识到问题的社区性从而愿意参与社区行动。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