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简称新冠肺炎）疫情期间，我国的广大医护人员、专家学者冲在一线，人民大众齐心协力，充分体现了中国精神。爱国主义、凝心聚力、共克时艰等成为热点词汇。但是，我们也必须清醒地认识到，诸多挑战在疫情期间集中爆发，随着疫情的持续，其影响已逐渐脱离了单纯的公共卫生安全范畴，延伸到了意识形态、国家安全、经济衰退、种族歧视、舆论阵地、三观教育等诸多领域。我们在思政教育方面必须对疫情衍生出的不良思想等问题予以警示并积极应对。

一、 全球性疫情背景下各层次思想领域的影响

当新冠肺炎疫情逐渐在世界蔓延开，正是各国应携手合作之时，但是西方一些国家的政客、媒体、舆论却出于私利，对中国进行舆论攻击。随着疫情的持续，这样的攻击会持续存在，带来的各方面影响也会长期存在。结合当前的思政教育，可以大致归纳出疫情在思想领域的诸多不利影响。

（一） 意识形态方面的影响

欧美国家为了转移自身对抗疫工作不力的批评及掩盖西方体制暴露出的缺点，对中国的嘲讽、污蔑、指责、侮辱甚至诅咒举动未曾停息。目前，“疫情源于中国”“中国封城专制”“向中国索赔”等荒谬观点纷纷在部分西方媒体中抛出，一时间很多西方民众也对中国投来敌视的目光，华裔面孔在西方受到排斥······由这些案例可见，关于疫情话题的争论，已体现在意识形态领域，并不断蔓延开，形成了多层次的影响，已从公共卫生安全的专业问题，转为对国家的攻击、对制度的怀疑、对人民的否定、对三观的扭曲等问题，不得不让我们警惕。

（二） 各种思想领域观点的碰撞

在意识形态之争的影响下，更多各层次思想领域的争论不断显现，例如在西方社会里，引发了生命与民主的争论：德国前宪法法院法官于尔根·帕皮尔（Hans⁃Jürgen Papier）和联邦司法部部长兰布雷希特（Christine Lambrecht）在近期的《明镜杂志》 上，针对关于自由和生命孰高孰低进行了辩论。众多学者从道德、哲学、伦理学等角度，对疫情给人类社会带来的影响进行了分析。在疫情较为严重的意大利，哲学家吉奥乔·阿甘本（Giorgio Agamben）和马西莫·卡奇亚里（Massimo Cacciari）对意大利政府实施“国家紧急状态”的措施展开了理论思辨方面的争论。纵观各国思想界，世界秩序的变化问题、中西制度优劣之争、全球化倒退与否问题、人权问题、政府治理理念、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等论题，成为讨论热点。另外此次疫情也引发了各色各样的社会思潮，民族主义、民粹主义、普世价值、极端主义、生态主义、自由主义、虚无主义、反智主义、泛娱乐主义、女性主义等诸多社会思潮动向频频，彼此之间相互碰撞交融而又形成张力，为这一特殊时期的思想舆论场渲染了鲜明的底色^[1]。

（三） 历史虚无主义的再次泛起

本次疫情也让历史虚无主义再次找到集中爆发的机会，围绕抗击疫情的议题大做文章，影响了部分民众的心理。当代历史虚无主义可以追溯到苏联时期，作为一种唯心主义历史观，其主要特点在于否认历史的规律性。其目的就在于颠覆已有的历史结论，歪曲历史事实，掩盖历史真相^[2]。有学者对此次疫情期间表现出的历史虚无主义负面影响做了归纳，第一种是否定人类疫情抗击历史，强调“人力不可胜天”，第二种是歪曲我国古代疫情抗击历史，第三种是丑化我国“非典”疫情的抗击历史^[3]。这些虚无主义观点，如“逢庚子年必有大灾”“躲过病疫要看运气”等唯心主义宿命论观点，让很多喜好神秘主义的人深信不疑。此类观点对我国传统的医药作用提出毫无理由的质疑；对当前我国采取的封城、隔离等有效的抗疫措施进行否定、影射。这些历史虚无主义错误思想的负面影响使得部分国人对我国传统的中医药疗效、医疗制度、传统文化产生了怀疑，进而对当前的抗疫防控工作造成主观上的错误认识和错误价值判断。

（四） 网络自媒体的负面影响

网络上也存在着一些质疑党和政府做法、别有用心地歪曲事实、虚假造谣的信息，主流渠道信息发布稍有滞后，就容易出现“当真理还在穿鞋，谣言已经走遍天下”的现象^[4]。网络时代大学生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发生着深刻的变化，网络的普及也为实现高校政治理论课教学资源的共享提供了条件^[5]。而同时纷杂的网络信息对思维活跃、接收信息广泛的大学生们能否冷静、客观地作出价值判断提出了更高要求。从疫情防控工作期间，众多年轻一代的医护人员、志愿者冲在前线、为国奉献的表现看；从思政课堂上大学生们的主流观点来看，绝大多数青年人的思想是正面的，是经得起考验的。但是，如果说面对纷杂的各种新思想、新学说，尤其是通过互联网传播的很多错误观点，没有对以大学生为主体的年轻一代产生任何不利影响，也是不客观的。尤其是在舆论信息进入自媒体时代，自媒体在年轻人和高学历群体中的公信力得分显著高于中老年人群体^[6]。而自媒体本身是一把双刃剑，在传播大众关心的热点新闻和话题的同时，一些自媒体为了博取关注，使用夸张，甚至虚假的标题和内容吸引人。与此同时，大数据、智能算法等技术的出现，可以检索出不同受众的“口味”，源源不断地推送信息，这就使得持有相同观点的受众更加容易“站队”，形成集群效应。久而久之受众的视野日趋褊狭，思想日趋封闭，最终走向“极化”^[7]。以上这些现象都会动摇以大学生为主体的年轻人对抗疫措施的信任和支持，对相关制度产生怀疑。而且，从很多网上关于疫情的评论可以看出，相当数量的网友对正确善意的批评和别有用心的不当言论混淆不清，很多人还是错用着“言论自由”“社会也需要不同声音”等概念为卖国言论进行辩护。

二、 摒弃错误思想需要“四史教育”

由疫情引发的不良思想带来的挑战已客观存在，思政教育怎样面对和应战？如何有效引导思维活跃、处于“三观”定型期的大学生的正确思想？这些是所有思政工作者必须面对的现实课题。错误思想、不当言论类别很多，若分散式地进行驳斥，只能够解决部分问题，治标不治本。从整体和长远来看，必须从理论层面系统、有针对性地对错误思想进行分析，并提出有效对策。在驳斥错误思想时，有理才能做到有力。在此背景下“四史”教育的提出非常及时，加强新时代高校中国共产党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的“四史”教育，有助于大学生学懂弄透马克思主义为什么 “行”、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等理论问题，从而能够在多元文化发展的当今，保持清醒头脑及正确前进方向，树立崇高理想，成为合格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从当前错误思想的理论源头和传播载体的角度来看，历史学科及理论是最为常见的代表之一。如在意识形态领域，来自西方的“资本主义胜利论” “共产主义失败论”“马克思主义过时论”一直在干扰我们对于历史科学进程的认识；单线历史观、循环史观、后现代历史观等对历史进程的错误解析在思想领域一直有很大的市场。“西方优势论”“西方中心论”“中国道歉论”“中国威胁论”······也无不是近代历史遗留下来的惯性思维。

20世纪冷战结束后，诸如弗朗西斯·福山等西方学者开始大谈“历史的终结”。在他们构建的“美式单极世界”里，联合国等国际组织被视为落日残阳。在他们眼中，资本主义已是人类终极的社会制度，共产主义已然失败。亨廷顿等提出的西方中心论势头上涨，对国内学界及思想领域产生了很大影响。虽然进入新时代以来，我国国际影响力日益提升，但“西方中心论”并未远离，其与“中国威胁论” 一唱一和，在意识形态领域继续对中国施加影响。本次疫情期间，“西方中心论”的傲慢与偏见再次暴露无遗。而国内的“公知”及个别学者、留学生，在大是大非面前未能坚持正确的立场，甘当西方反华势力的吹鼓手，为反华声音推波助澜。同时，“精美”“精日”等思想和言论在互联网上经常出现。可见，诸多不和谐之声，体现出很多人对历史观问题的模糊或错误认识。

“历史研究是一切社会科学的基础，承担着 ‘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使命。”^[8] 树立正确的历史观，有助于抵制错误思潮，纠正错误言论，是推进社会文明发展的现实需要；是引导主流思想、培育大学生正确三观的有效方法。笔者曾面向本校及网上的本科生发放了关于历史观的调查问卷，发放1 500份，有效回收1 473份。对于问题之一“你认为历史观有没有正确、错误之分？”，有60.68%的受访者认为历史观没有正误之分。可见正确历史观的教育在思政课堂中是一个重要的基础目标。

当今文化的多元化特征，绝不是代表价值观、历史观没有主流与正误之分。相反，历史观正确与否，关系人心聚散、国家兴亡、民族盛衰^[9]。那么，在纷杂的历史观中，如何辨别其正确与否？一般而言，正确的历史观要符合以下几个要求。第一，历史观要建立在史实的基础上，即先要做到事实判断。客观求真是历史观的根本属性和要求。颠倒黑白、指鹿为马的历史观点必须予以坚决驳斥和摒弃。第二，对历史的认识过程要符合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宿命论、神秘主义、个人主义等唯心观点是客观认识历史的障碍干扰，我们必须以唯物史观为出发点去研究、认识历史，从历史中汲取前进的经验。第三，历史观的价值判断要符合人类最基本的价值体系，不能违背道德、公理和民族情感。对于为了一己私利而借用历史去抹黑祖国人民、挑战民族情感、影射制度道路、碰触道德底线的思想和言论，必须予以无情驳斥；必须将之与客观的历史研究、科学的学术探讨、善意的批评意见区分开来。第四，要分清历史观与意识形态的概念及表现。这二者既有联系，也有本质区别。从本质属性方面看，历史观是人们对社会历史发展过程的根本观点，是一种史学范式。但是，人类历史的发展，随着生产力生产关系的矛盾变化，必然会产生不同的社会意识（包括意识形态），故二者又是交织在一起的。意识形态的主要表现载体即是历史观。目前，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历史观争论是当下意识形态领域斗争复杂化、隐蔽化的重要表现^[9]。我们要旗帜鲜明地反对错误的历史观，在理性辨析中树立正确的历史观，这也是意识形态斗争的需要。

三、 “四史”教育的核心是树立正确的历史观

肆虐全球的疫情加剧了各国、各领域的矛盾。美国目前对中国发起了诸多领域的挑战，必然会引发意识形态、社会思潮方面的大范围、深层次的论争，这对当代大学生认知党史国情、国际关系的水平，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高校的思政课是培养大学生形成正确历史观的一线阵地，思政教师在讲授历史观问题时要坚持核心原则，直指错误思想的要害。从当前的国内外局势和教育核心内容来看，主要要培育好唯物史观、人民史观和全球史观。

（一） 唯物史观是形成正确历史观的基石

一句流传的“历史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让历史观呈现出多元化的特征，“历史无规律论”“历史循环论”“历史终结论”等历史观有其一定的市场。从理论上看，这些历史观都属于否定历史客观规律、片面孤立分析历史的唯心史观。而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成功地揭示出人类社会实践活动的内在规律，“正像达尔文发现有机界的发展规律一样，马克思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10]。所以唯物史观是“关于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的科学”^[11]。从实际的思政课教学来看，唯物史观虽然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中国近现代史纲要”等课程中使用，但是很多情况下，教师并未对之进行详细分析，导致很多学生存在学习后仍不知其所以然的情况。

根据调查问卷相关问题反馈的结果，对唯物史观非常了解的只占所有受访者的1.90%，了解一点的占77.17%，几乎不了解的占20.93%。而认为唯物史观可以解释、解决实际历史问题的受访者比例为69.77%，还有5.00%的受访者认为唯物史观的观点是错误的。从调查反馈结果可见，一般大学生对于唯物史观的基本概念、对历史规律的揭示等问题，了解得并不透彻。还有三成的学生认为唯物史观无法解释历史、解决现实问题。这与思政教学中对于基本理论的使用不广、解析不深有直接关联。唯物史观是超越了单层次归纳的史学科学，它并未停留于事物的表象，而是深入到现象背后探寻其中的因果关系，这是唯物史观的深刻之处^[12]。所以在唯物史观的培养过程中，要突出唯物史观的物质性、规律性及现实的人性。例如讲到我国的无产阶级革命史，要从三个层面讲清楚：无产阶级革命解放物质生产力的根本动因、从不同阶级开展革命的不同结果看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无产阶级革命英雄人物的信仰来源。这样，通过立体地使用唯物史观基本原理，可以更加清楚地讲透近现代史“四个选择”问题，讲清楚爱国主义的深刻内涵；也可以让唯物史观深入学生头脑，并逐渐形成科学的思维方法，用发展的眼光看待历史进程，为有力驳斥网络上的卖国言论提供理论和逻辑思维上的支持。

（二） 人民史观是驳斥错误观点的有力武器

综观此次疫情期间的一些错误观点，一个主要的表现即精致的利己主义。在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发生冲突时，一些人首先考虑的是自身。针对此类现象，加强人民史观的教育是思政教育的关键。同历史唯心主义英雄史观相对立，历史唯物主义群众史观第一次彻底解决了这个重大问题^[13]。历史唯物主义一直是把人的自由、全面的发展当作根本命题。人民史观是以历史唯物主义为基础，对历史发展主体的观点，其与唯心主义的“英雄史观”相对。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人民群众的构成是不一样的，构成人民群众的阶层和阶级是有变化的，但是从事物质生产活动的劳动大众始终是人民群众的主体。这一点上，马克思主义对于历史主体的阐释，无不体现出人民史观。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中，人民是由现实的人构成，而非唯心主义哲学或形而上学唯物主义哲学中抽象的人。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 的第一条里，马克思就提到旧的唯物主义对对象、现实、感性“不是把它们当作感性人的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体方面去理解”，这是对唯心主义把现实事物和人的本质进行抽象理解的批判。马克思认为人的本质是现实的人，自觉地对客观世界进行改造。用“关于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的科学代替了费尔巴哈“抽象的人”的思想，从而也为人类实现真正的自由和解放提供了理论基础。

人民群众即是“现实的人”的集合，“历史活动是群众的活动，随着历史活动的深入，必将是群众队伍的扩大。”^[14] 人民群众在这次疫情期间展现出了无比强大的凝聚力、战斗力和创造力，中华民族的精神在此次战“疫”中得到了充分检验和展示，中国力量、中国精神、中国效率极大地提振了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相比之下，西方传统文化中对个人自由的过度强调，不顾群体利益的思想，直接导致了很多西方国家错过了隔离人群、有效控制疫情的良机。在思政教学中，运用好人民史观的教学，会更有效地使学生弄清楚人民才是历史的主体，社会的主体。

马克思在肯定人民群众历史创造作用的同时，也并不否认少数个体独特的历史作用，对英雄的历史地位和作用进行了科学的分析。思政教师应运用人民史观讲清英雄人物的贡献取决于他们的思想、行为是否符合社会历史发展规律，是否符合人民群众的利益和意愿。把人民史观与抗疫英雄事迹相结合，讲透个人与群体、英雄与人民的关系，能够体现向英雄学习的价值观，也能够让学生懂得历史发展的主体，辨清、驳斥网络上极端个人主义思想和言论的谬误之处。

（三） 全球史观是应对西方媒体反华之声的科学观念

美国前国务卿亨利·基辛格在美国《华尔街日报》网站发表题为《冠状病毒大流行将永远改变世界秩序》的文章称，新冠病毒危机正在改变世界，各国必须面对历史性挑战：一边管控危机，一边建设未来。但同时他也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公开表示： “如果美国失败了，谁都不会好过，尤其是中国！”基辛格的言论很具有代表性。这次新冠肺炎疫情暴发，是一次让西方世界重新认识中国道路、中国模式的机会，同时也是西方个别国家针对我国发展道路和制度，进行全面阻挠的开始。

所以，当前我国大学思政课的教学面临着以下几个时代特征。一是全球化与反全球化的突出矛盾。全球化是世界发展大趋势，尤其是这次疫情，更能体现出国际间合作的重要性，但是同时也暴露出各国，尤其中西方之间面临着道路、制度、文化间的冲突。所以“反全球化”的声音在这次疫情期间逐渐加大，如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所长罗宾· 尼布莱特（Robin Niblett）认为，中国不断增长的经济和军事实力已经激起了美国两党与其斗争的决心，意图强行推动中国与美国高科技和知识产权的脱钩，并试图迫使盟国仿效。在这样的背景下，世界几乎不可能回到21世纪初那种互利共赢的全球化状态^[15]。作为当代大学生，怎样面对这个矛盾问题，怎样坚持正确的观点，是需要学好全球史观作为理论支持的。二是中国已经迈入了“强起来”的新时代，国际影响力和话语权与日俱增，作为有影响力的大国，我们有责任提出自己的全球治理方案。所以要更好地发出我们的声音、更好地宣传我们的文化，不至于引发他人对我们的质疑（当然这和刻意去讨好别人是两种概念），是需要运用全球史观的。三是随着对外开放的深入，多元的思想文化对当前青年一代产生了复杂的影响。随着全球性疫情的暴发和持续，对于中国不利的舆论肯定会不断出现。在反驳这些言论的过程中，也不可避免地出现矫枉过正，引发极端民族主义、民粹主义这类的错误思想，从而出现用错误理论反驳错误思想的情况。这些问题推动了思政教师必须走出“民族国家”的传统思维，把眼光投向更广大的人类共同体，从全球的观点去分析、讲授历史，有一个更高的站位去关注人类共同的话题与命运。对于当代“全球史观”，学界一般认为英国历史学家巴勒克拉夫是其创立者，全球史观反对传统史学中的“欧洲中心论”，强调从全球历史的整体性和统一性去全面探讨各国和地区的历史阶段特征和发展趋势，从而探索出人类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所以从总体看，全球史观对“西方中心论”、对“洋教条”崇拜的破除在当代中国具有更重要和更深远的意义。

综上所述，思政教师要善于运用合理、多样的历史观开展“四史”教育。第一，要讲清楚历史观的分类与正误。第二，要善于结合当前疫情的背景，使用具体案例，把抗疫事迹与历史观教育有机结合。第三，要把历史观与意识形态问题结合，对于网络上的不良言论，要敢于直接回应，充分运用理论及史料，守好思政舆论阵地。第四，要把历史观与当代大学生的人生规划、价值取向紧密结合，讲好历史人物、英雄人物的事迹，实现思政教育效果。

在全球性疫情的背景下，对当代大学生进行 “四史”教育，培育正确历史观是一个长期、系统的工作，是思政工作者完成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这个党的教育方针的关键一环。捍卫主流意识形态的工作者们，尤其是思政教师，要谨防自己的主观认知成为信息传播中的错误源、误差源，要不断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坚定信仰、扎实学识，善于用历史观教育抵制各种错误思潮的蛊惑。同时，要充分学习掌握并利用好现代化的授课平台和学院微信公众号，组织师生座谈及大学生思政课比赛等，构建大思政的教育框架，加强与学生及大众的信息沟通。思政教师要讲好 “四史”，传大道、授理论、解困惑，做好宣传马克思主义理论、党的声音、社会正能量的工作，不负时代赋予我们的责任。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