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响疫情防控的因素是多维度的，包括科技水平、医疗卫生、人口素质、制造业生产能力等，上到国家的制度安排下到个人的生活习惯。就全球疫情发展的趋势综合来看，宏观层面的历史文化特点和微观层面的民族文化习惯对此次新冠肺炎疫情的防控工作起到了巨大作用，这种作用不像其他显性因素那样突出，却在疫情防控过程之中和稳定疫情防控结果起到了必要的基础性作用，尤其通过对比中国和美国，特别能够突出文化这种潜移默化的巨大威力。

新冠肺炎疫情在人群中的传播离不开社会环境，因此疫情的防控和应对也离不开一定社会环境^[1]。社会环境中人的文化心理状态以及人与人的交往方式受到文化因素的深刻影响，它塑造着一个民族、一个地域或者整个国家的文化习惯。疫情的防控和一国的文化是分不开的。新冠肺炎疫情中东方和西方差异体现得特别突出，不同文化情境中所形成的思维方式和行为取向有着不同的特点。

一、 人本理念的差异：东方文化追求以集体为本位，西方文化追求以个体为本位

个人主义（ individualism）属于典型的西方资本主义政治和社会哲学^[2]，代表着个人价值至高无上，广泛强调自我支配和自我控制，正是由于个人对自我利益和幸福的不断追求才最终推动了社会的前进，因此在社会事务中应首先考虑个人的幸福和需要，反对权威、宗教、国家、社会及任何其他外在因素以任何形式干涉和阻挠个人发展。因此，在个人主义价值观中，人首先作为个人，隔绝于其他个体的存在。每个人应拥有独立的人格、权利、个性和自由，包括行为的独立和思想的独立。个人所能达到的成就也被看作是评价一个人的最重要标准。个人主义是西方价值观的基础，例如自立、机会均等、竞争、物质享受和勤奋工作都共同建立着西方基本价值观。

受儒家文化熏陶的东方人，擅长以“仁”为处理群己关系的准则，认为人是关系中的个体，在共同体中从属于群体的一部分，奉行集体利益至上。集体主义（collectivism）在东方文化中较为突出，其主张集体高于个体，视国家的利益高于一切，强调大局为重，小的个体应该立足于大的群体。崇尚权威和国家，反对突出个人表现和强调个人利益^[3]。东方价值观中诞生的词汇，如团结合作、乐于助人、知足常乐、勤俭持家等都建立在集体主义之上。人是集体中的一员，个人脱离集体几乎无所作为或者作用很小，因此社会中的每一个人必须重视合作和集体的力量，任何事情多为他人考虑，要珍视友谊和家庭。集体主义决定了东方人行为模式是“社会取向”。个体往往以家庭、社会、国家为重。中国是儒家文化，提倡谦虚谨慎，主张中庸之道，忌讳锋芒毕露。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中国的文化价值观：强调整体的利益和权利，忽视个体的权利，个人意志必须服从整体意识^[4]。

这次疫情我们可以非常清楚地看到，日本、韩国讲秩序、讲纪律，团结一致，有力控制了疫情的发展。中国的集体主义在此次抗疫中表现得十分突出。除了个别人以外，都选择为了集体利益而牺牲个人利益，充分体现了集体主义精神。大家的想法就是为了防止大规模传染、为了你我他的健康，个人“拘束”些是理所应当、天经地义的。更遑论，我们还有大批志愿者、大批奔赴一线“抗疫”的卫生战士、消防战士和解放军战士，他们是为大家舍小家，是集体主义精神的典型代表^[5]。中国“抗疫”取得胜利，说到底就是这种集体主义精神的胜利^[6]。

其他东亚文化圈的国家，拿日本来说。日本政府为了避免医疗挤兑，规定若要进行核酸检测，必须分两步走：出现感冒症状并连续4天以上发热超过37.5℃；向附近的诊所报告，若诊所医生认定需要核酸检测，再转移至上级医院。日本企业家孙正义宣布向民众免费提供100万个核酸检测试剂盒，结果好心却遭了坏名声。因为日本网友认为，如果盲目检测，会造成恐慌，导致医疗系统瘫痪。急中生智的孙正义改成捐100万只口罩，并且附注从海外购买，结果再次遭到谴责，因为民众觉得会导致其他已下单的口罩延期交货。日本民众对政府的配合，可见一斑。2011年3月11日，日本东北部海底爆发了一场9级地震，是全球历史上的第五大地震。当时东京迪士尼游玩的7万多名游客，在周围地表下沉、渗水的危急关头，积极配合工作人员，竟创造了无一人死亡，无一人踩踏的奇迹。日本民众的秩序意识、大局观，也可从这里一窥。

西方民众更加自由奔放，普遍更加关心个人的利益，这甚至已经演变成了政府和民众暗地里的对抗。如说英国政府本来想搞的“群体免疫计划”，有观点就认为，英国政府这么做，其重要目的是倒逼民众重视疫情。在公布群体免疫计划之前，号称“英国版钟南山”的首席医疗官惠蒂就曾强力呼吁国民取消海外旅行，中止体育比赛、大型聚会。但是英国民众依旧我行我素，各大街头人山人海。“群体免疫”计划正式确定的第2天，原有12 800人报名的巴斯半程马拉松，最终参与人数变成6 200人。很多在英国工作、留学的外籍人士，远赴万里回国，至此，英国民众才懂得稍微收敛。新增确诊和死亡人数连日暴涨，意大利开启“封城”模式。事实上，意大利的封城却没有强大的执行力。甚至封城的措施立即引发人群抗议，形成了更大规模的集聚，且抗议的人群不戴口罩。根深蒂固的个人主义，使得民众对政府的政策持怀疑态度，这正是意大利封城面临的巨大挑战。意大利的一场记者会上，中国红十字会副会长孙硕鹏以一句“我不知道大家在想什么”反问态度开头，直击意大利面临的种种问题。据他所说，意大利疫情最严重的城市米兰，封锁令却十分宽松，公交车依旧照常运行，酒店里还有人在聚会。我们由此很明显地看到西方文化中个人主义的价值观根深蒂固地存在于西方世界。

在个人主义的价值取向影响下，西方人以及一些西方政客过于强调自我意识，追逐个人私利，奉行私利至上^[7]。在政治领域中，这种价值取向逐渐演变成了一种政党私利。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这样斥责美国政府，“政府应对疫情局面的做法令人气愤，他们在乎的不是做出正确的回应，而是获得更多的支持率。”“美国之音”称，在美国，新冠病毒的威胁已成为一个政治问题。民主共和两党借疫情互相攻击的氛围，“令民众对新冠病毒危险性的认识，也以党派划分”。更为恶劣的是，政府为保经济，维护既得利益，而不重视疫情。在疫情防控胶着时期，弃之人命，心心念念“重启”经济，投放数万亿美元用以流动性注水拯救市场经济，强令各行业解禁复工，鼓吹制造业回流，威逼一些大型跨国汽车公司关闭在华工厂、到美设厂。妄图寄望“自己生病、让他国吃药”来续命。人命关天，资产私有制下资本逐利的“天性”决定了必然专一地维护资本家及少数社会精英的利益，广大民众的福祉无从谈起。

二、 价值秩序的不同：东方文化将生命安全放于首位，西方文化将自由权利放于首位

就全球所有较为发达的当代文明而言，生命安全、自由权利、民主制度、正义精神等文化价值没有哪个现代文明是排斥的，但这些文化价值并不是一个完美无瑕的统一体，每一个文明都会依据自身的发展历史为这些价值进行排序，并将这些排序像基因一样嵌入每一个文化人的思想之中。无论是国家政治秩序还是个人的生活方式都会潜移默化地受到这种文化价值排序的影响，只有通过不同文化间的比对才能够清晰地看到自身习以为常的文化与其他文化的本质区别。实质上，我们依然会在两种不同的文化价值冲突中不自觉地进行排序，并且在相同的境况中形成共同的集体行为，尤其在此次新冠肺炎疫情中东方和西方差异体现得特别突出，这也代表了全球最重要的两种文明之间的巨大差异。

此次新冠肺炎疫情中自由和生命这两个现代文明中最为重要的价值产生了不可调和的冲突，当这种冲突暴露出来时，绝大多数中国人将生命排在了第一位，而西方人则做了相反的选择。这种选择和一个国家的经历是分不开的，这些经历代代传承生成了国人共同的记忆，这些记忆中蕴含着深刻的价值。中国人常说“民为邦本，本固邦宁”，老百姓是国家的根本，老百姓的命维系着国家的命脉，老百姓安生国家就会兴旺，民不聊生国家就会支离破碎。这种认识可以说是中国人普遍认同的一种国家与人民的关系，这种认识已深入到了国家的治理制度之中。早在春秋时期的道家就提出了 “贵生”思想，以及长期在老百姓之间流行的身内之物和身外之物的观念，都是对生命至上理念的终极性诠释。根源上中国人对于生命的认识更为重视身体健康和个人权利的统一，而在价值排序上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要高于个人权利。这和中国的家文化渊源和家国同构的制度设计有重要关系，家文化讲究和谐、平安、健康、幸福。正是这种文化观使老百姓和国家在危难时刻形成了共同的认识——生命至上，国家保证人民的生命安全，老百姓保证自身的生命安全，然后再说其他。

此外，自由对于中国人来说是个近代的舶来品，却是西方国家近代以来孜孜以求的重要权利，并付出了巨大代价才得以实现，这种个人权利是西方文化的领头羊，其他的价值要唯自由马首是瞻。因此在疫情暴发初期，文化因素的作用对于疫情防控起到了十分关键的影响。中国的居家隔离使此次新冠肺炎疫情被迅速控制，而美国虽然在初期没有像中国一样严重，但从文化价值自身矛盾的发展角度而言实际上这也是一个必然结果。在疫情中生命安全和自由权利的冲突是西方文化难以调和的矛盾，这种失序在新冠肺炎高强度的传染性中被放大了，这也必然会引起其他价值的失序。西方疫情暴发情况下，感染率、病死率的飞速飙升与民众崇尚个人自由、拒绝社交距离有很大关系。意大利在疫情暴发之初，大量居民走上街头抗议因疫情封锁市镇，要求“归还自由”。疫情下的美国也是如此。随着疫情影响的加剧，由个人的文化习惯问题演变成为整个国家的治理问题以及对于国家政治制度的质疑。最初美国并没有充分重视新冠肺炎疫情，相关防控工作也没有在国家制度中被充分安排和有序开展。这种危及人生命的事情在中国制度中一定是头等大事，会受到特别关注和优先安排。美国多家媒体报道称，佛罗里达州比官方宣布的首例确诊时间早了2个月。佛罗里达州政府数据显示，2020年1—2月多达171人疑似感染新冠病毒。其中，最早的疑似病例出现在1月1日。但是佛罗里达州政府却从官网删除关于这171条疑似病例的信息，州长等人也未做解释。美国国家过敏症和传染病研究所所长安东尼·福奇表示，“若美国的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初期政府即刻采取措施，可以挽救更多人的生命”。大量死亡病例的背后是千千万万悲痛的家庭，美国政府应对疫情的滞后与不力带来了巨大的人道主义挑战，对人类生命健康构成了严重的威胁。《国家利益》刊文指出，“在意大利成为疫情热点后几周，美国继续允许14万旅客从意大利入境美国，还允许欧洲其他国家的170万人入境，且没有任何体温检测或隔离14天的预防措施。”《纽约时报》曾在报道中连发三问：“世界上医学最发达的国家，怎么会在诊断新冠病毒感染上举步维艰呢？更多的美国人为何不能早点接受检测？现在到底有多少美国人携带新冠病毒？”^[8]

而与此相对的是，尽管中国在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之初也是恐慌和忙乱的，但很快就稳住了阵脚，老百姓和政府这种天然的默契令全球叹为观止。而这种默契并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它有着深刻的文化背景作为支撑。而美国在这种情况之下却恰恰相反，党派之间、州政府与国家卫生部门之间、老百姓与政府之间、州政府之间、政府官员之间完全乱作一团，相互指责。

三、 思维方式的迥异：东方文化强调天下为公、和而不同，而西方社会抱守零和博弈、冷战思维

“天下为公、和而不同”是中华文化的价值取向，反映了中华民族的政治诉求和社会理想。“天下为公”出自《礼记》，“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天下非一人的天下，万方安宁，天下才能太平。在传统文化的浸润中，东方人尤其中国人坚持认为不能唯我独尊、你输我赢，摒弃以邻为壑、恃强凌弱的强盗逻辑，坚持共治、共享^[9]。“和而不同”出自《论语》，子曰：“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和而不同也是传统文化坚持的价值观，意指不是对错误的人和事无原则的包容，而是坚持自己的正确主张，尊重他人的主观意愿，达到和平相处。中华民族历来是爱好和平的民族，以和为贵、与人为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等理念代代相传，深深植根于中国人的精神中，体现在中国人的行为上。在“和而不同、天下为公”的影响下，面对国际公共卫生突发事件，中国兼容并包，强调多元共生，提出了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的理念”，为全球抗击疫情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得到了全球多个国家和组织的普遍认同。在实际治疗过程中强调中西医协作机制，持续更新中医救治方案^[10]。截至2021年2月17日，全国中医药参与治疗的确诊病例约为85.2%，是中国传统文化中蕴含求同存异、包容思想的有力证明^[11]。

中国作为这场历史大考的首位应试者，交出了经得起核验的优秀答卷。国家主席习近平在2020年5月18日举行的世界卫生大会视频会议开幕式上致辞，从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的高度，深刻阐述中国抗疫主张，提出一系列重要倡议，宣布中国进一步支持全球抗疫合作的实际举措，在大敌当前的紧要时刻，愈发彰显负责任的大国担当和领袖风范^[12]。在疫情防控取得阶段性成效后，抓紧复工复产，赠送抗疫物资给其他国家，更授人以渔，毫无保留同各方分享防控和救治经验，派遣医疗专家组，尽己所能为有需要的国家提供了大量支持和帮助。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西方人醉心于“零和博弈、冷战思维”。零和博弈属于博弈理论的一个概念，指利益相关各方的利益总和永远为“零”；因此，一方之所得必是另一方之所失，双方没有合作的可能性，只有非赢即输。零和思维作为零和博弈下的对抗性思维模式，运用在国际关系中，作为策略运筹的一种方式。例如，在国际经济交往中，一国采取零和博弈的思维方式，认为别国的经济增长是对本国经济利益的损害，即可得出必须采取报复行动、损害他国经济的结论。20世纪40年代，西方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进一步将国家的权力解读为人的私欲和生存意志的具体表现^[13]，认定国家在决策时对权力与利益的考量高于理想或道德，由于国家利益的不可调和性，斗争和冲突必然是国际关系的基本特征。人性中恶的一面被移植到国家层面，为国家追求绝对权力奠定了理论基础。“零和博弈”为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内核表现，将世界事务简单化，认为世界为此消彼长的整体，须用对抗的方法来解决全球性难题。在此思维影响下，面对疫情，以美国为首的某些西方国家背道而驰，将西方文化崇尚的拳头文化、霸权主义暴露无遗。疫情期间，在国际上制造新版“中国威胁论”，企图“隔离中国”“祸水东引”，刻意强调“中国病毒”“武汉肺炎”等带有地域性偏见的贬义词汇，对中国实施“软遏制”。在当前疫情持续期间，美国借助舆论攻势，想把矛盾焦点引到中国身上继而再引导到意识形态上，攻击中国的制度，借此拉拢或挑唆其他国家共同遏制中国，其背后隐藏的心机已很明显。如坚持这一文化思维，合作抗疫只是妄谈。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刊文指出，“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美国将疫情政治化，诿过于世界卫生组织，没有任何公理和正义可言”^[14]。

四、 制度特点的差异：东方文化的人民至上与西方文化的资本至上

《孟子·离娄上》有：“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得其心有道，所欲与之聚之，所恶勿施尔也。”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曾说：“立国基础，就是万众一心。”共产党人历来重视人民，坚持人民至上。人民性是马克思主义的鲜明品格。为人民谋幸福，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人民至上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根本价值取向。为此，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要以人民为中心，始终要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的位置，始终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始终为人民利益和幸福而努力工作^[11]。面对疫情，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明确要求将人民健康置于最高位置。按照“集中患者、集中专家、集中资源、集中救治”原则，严格落实早发现、早报告、早隔离、早治疗的措施，坚决做到应收尽收、应治尽治、应检尽检，不忽略每一个患者，不放弃每一个生命。在疫情给民生造成巨大困扰之时，各级政府强化救助关怀保障，关心民众，关心一线医务工作者，并提供必要的保障和支持。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西方国家疫情期间坚持资本至上，宁愿牺牲民众生命，也不愿意让资本利益集团为巨额防疫投入买单。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写道：“一旦有适当的利润，资本就会非常胆壮起来。只要有10％的利润，它就会到处被人使用；有20％，就会活泼起来；有50%的利润，它就会铤而走险；如果有100%的利润，它就敢践踏人间一切法律，如果有300%的利润，它就敢犯下任何罪行，甚至冒着被绞死的危险。”这充分说明了资本逐利的本质。疫情之下，西方文明资本至上的本质暴露无遗。之前，美国的疫情严重，但美国政府想的却是“恢复经济”，其实美国政府只是关心资本而已。英国将“群体免疫”美化为“更高级的人道主义”。“群体免疫”的背后，不过是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当代变种。社会达尔文主义作为西方国家人权理论的思想支柱，其人权本质上是建立在生产资料资本主义私有制基础上的资产阶级的特权、财产权，是资产阶级的剥削权、压迫权和掠夺权，是少数剥削者剥削多数被剥削者的人权。 “群体免疫”策略更是体现了西方资本主义制度的虚伪。

通过本次疫情，文化差异带来的影响和变化令人深思。在当今这个全球化的时代，无论是西方还是东方的人们，需要摒弃成见、消除误会，需要有包容的心态、文化的自信、全球化的格局，需要互相尊重、互相理解和互相学习。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