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洋医学馆是李鸿章于1881年在天津创建的培养西医人才的教育机构，是天津西医教育的开端，也是中国近代第一所官办西医院校北洋医学堂的前身。截至目前，学界对北洋医学馆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林联辉^[1]、屈永秋^[2]、尹端模^[3]、马根济^[4]、天津近代西医教育^[5] 等方面。北洋医学馆的学生作为中国最早培养的一批西医人才，活跃在积贫积弱的近代中国，为中国近代医学卫生事业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因此研究北洋医学馆及其学生群体具有特殊的历史意义。

一、 北洋医学馆的建立

北洋医学馆的建立与英国人马根济有关。最初，马根济在李鸿章的支持下，于天津大王庙旁曾文正公祠内设立“阁爵督部堂施医处”，开始治病救人。随着就诊患者的逐渐增多，“施医处”承载量趋于饱和。马根济希望建立一所规模更大的医院，这个建议得到李鸿章和天津官员的支持。于是李鸿章筹集6 000两白银，并亲自捐银4 000两，在天津紫竹林海大道建了一所名为“施医养病院”的西医医院。1879年秋医院破土动工，同年11月30日工程完成。1880年12月，施医养病院开院。李鸿章主持开院仪式。

光绪七年（1881年）马根济给李鸿章的奏折中称：“伏思医之一事，固有益于民生，亦能襄乎军务，西国军营、战舰各置医官，盖营阵之间，士卒用命，猝受伤痍，允宜即时医治；战舰则游行江海，或染疾病，无处延医，有医官随之，则缓急有恃，而士卒之勇气自倍。”^[6]认为西医能及时治疗战争创伤，同时也可以鼓舞士兵作战的勇气。因而李鸿章创办医学馆的根本目的是为了满足北洋海军对医学人才的需求。1881年12月15日，北洋医学馆开馆，招收了林联辉等八名学生。1893年李鸿章在原医学馆的基础上扩建成北洋医学堂，并新建附设北洋医院作为教学医院。同年11月1日，宣布医学馆更名为北洋医学堂，12月8日新舍落成。1894年6月26日，李鸿章在《医院创立学堂折》中道：“臣查西洋各国行军以医官为最要，而救治伤科、直起沈痼，西医尤独擅专长。”^[7] 说明从北洋医学馆到北洋医学堂，名称发生变化，规模得到扩建，但李鸿章进行西医教育之目的仍是为军队培养医官。

二、 北洋医学馆的基本情况

（一） 基本情况

北洋医学馆房屋场地通过向伦敦公会租借、向私人借用、拆改原有房屋、添建新房屋等形式逐渐满足实际需要；北洋医学馆招收熟悉英文的学生，每4个月邀请精通英语的人面试一次。学生毕业时颁发中英文双证书，其英文证书需有10名教授签字才能毕业。学生在校期间，违反规章制度，分别给予记过、禁假处分，屡教不改或情节严重者予以退学。北洋医学馆医学教育严格，学生四年期满，必须考得执照方可行医，为人治病；如果四年期满或者学业未精，未获得执照者，除轮班随医官临症外，不得随意给患者诊治。

（二） 课程的设置

北洋医学堂在当时已开设解剖学课程，“西医有剖尸验疾之例，医士可借以习学，中国向无此例，然西国造有全体形式，凡人之肢体、脏腑无一不具，与真者无异，且有机关可以随意开合，学者有此自能洞悉人之身体。”^[6] 除解剖学之外，根据北洋医学堂第九届毕业生关衍辉第八、第九学期修业文凭记载，设置的课程还有外科学、微菌学、药性学、内科、眼儿科、皮肤病学、产科、内科临症、法医药性学、眼耳病临症、小儿科、外科临症等。学业成绩为百分制，分为平均分数和临时考试平均分数，总平均分为前二者之和的平均分，依据总平均分划分为最优（80分以上）、优（70分以上）、中等（60分以上）、下等（不满60分）四个等级，考试优秀者给予一定奖励。

（三） 师资情况

1885年首届6名毕业生颁发了由欧士敦、卡贝尔（美国海军医官）、威廉（英国海军医官）、马根济签名并盖有政府官印的中英文证书，说明此时北洋医学馆的老师是由欧美海军医官担任。随着北洋医学馆培养的学生逐渐毕业，有一部分学习成绩优秀的学生被留在医学馆充任教习。1894年之后，学校的总办开始由中国人担任，林联辉是第一任华人总办，而且外国教习在医学堂的人数逐步降低，据1909年（宣统元年）《直隶教育统计图表》记载，当时北洋医学堂总办、帮办、监督、教务长分别是屈永秋、关景贤、经亨咸、姚宝生，他们全部是中国人。外国教习仅梅尼、夏木礼、杜华禄、卢彬。中国教习由少到多的过程不仅是学习西医人数的增加，更说明西医教育在中国的影响逐步扩大，传播越来越广。

三、 北洋医学馆的学生

北洋医学馆自1881年开始招生，至1893年更名为北洋医学堂，12年内共招收3个班21名学生。学生概况如表1所示。

（一） 班级的整体情况

第一班毕业生全部是留美幼童，按照最初计划，想要从“由美回华二、三批学生内择其资性较近者，挑选八名，送交该医院习业。”^[6] 然而实际情况未按这一方案执行，其中何廷樑是第一批，唐国安是第二批，曹茂祥是第三批，林联辉、金大廷、李如淦、周传谔、刘玉麟是第四批。究其原因主要与西医教学有很大关系，当时北洋医学馆聘请的教师全是英美驻天津海军军医，实行英文教学。但是有的留美幼童学业不精，比如第一批从美国撤回来的21名学生，“其洋文通顺、洋字少错者，仅得一半。”^[6] 从中可以知道许多留美幼童的英文达不到学习西医的基本要求。所以北洋医学馆招生范围从最初设想的二、三批扩大到全部留美幼童。光绪十一年（1885年），盛宣怀称：“医学馆头班学生现已三年将满，此次考试后，即应发给执照，使之收执。”^[6] 李鸿章批示：“拟呈医院官学生收执各稿尚属妥协，仰即开具该学生姓名、籍贯，呈候缮发给领。”^[6] 从以上可知第一班学生三年将满，盛宣怀请求李鸿章给即将毕业的学生执照，所以第一班学生正式毕业时间是1885年，而不是《北洋医学学友会会报》^[8] 和姜文熙《北洋医学校史稿》^[9] 记载的1886年。

第二班4名学生徐华清、麦信坚、屈永秋、黄宝森全部来自香港。他们四人于光绪九年（1883年） 入馆，三年学习期满，光绪十二年（1886年）毕业。

第三班9名学生生也是来自香港，光绪十四年 （1888年）毕业。但是据“该馆现除二班学生外，仍有三班学生十名”^[6]，说明三班原有学生10名。三班之后，李鸿章认为这些学生“已敷差遣，当此款项支绌，马根济所请续招新生之处自应缓办，以节经费”^[6]，所以北洋医学馆没有急于招收第四班。

（二） 学生的群体特征

1. 全部来自南方，广东省占绝对优势

在统计的北洋医学馆21名学生中，17人来自广东，约占总人数的81%，4人来自上海，约占总人数的19%。整体上说北洋医学馆学生籍贯分布全部来自广东、上海，且以广东占绝对优势，值得思考。广东毗邻香港，许多广东人到香港读书求学。北洋医学馆二、三班学生全部来自香港的中学，接受英文教育。北洋医学馆自开馆以来，聘请外国军官担任教师，实行英语教学。因此这些学生有语言交流的便利，学习西医比较容易。

2. 学生毕业后多担任军医

北洋医学馆除唐国安、刘玉麟中途退学外，15名学生毕业后从事医学或与医学相关的事业，其中又以在海陆军充当军医为主。究其原因，与北洋海陆军建设关系密切，北洋医学馆建立之初，即“挑选聪颖少年子弟随同学习西医，以备考取医官，分赴军营、战舰”^[6]，其宗旨是为北洋海陆军培养医护人才，故学生毕业后多到海陆军担任军医。

3. 学生待遇优厚

学生自入馆之始，医学馆有专门资金保障学生的学习用品，比如秋季开学每名新生有三十两白银用于购买医书，另外每月还有纸笔杂费三两白银。学生毕业时，每名学生有一百两白银用于购买医生所用医疗器具，一百两白银购买药料。学生毕业分派工作也实行高配，第一班学生除林联辉授予六品官衔，其余五人被授予九品文官，但是领取五品或六品待遇。曹茂祥、何廷梁、周传谔三人在海军担任医官，每月薪酬三十两白银，这在当时也是非常可观的薪资水平。

四、 北洋医学馆学生对中国医学事业的贡献

北洋医学馆作为中国近代最早的官办西医教育机构，对推动西医传播、西医人才培养发挥了积极作用。北洋医学馆学生在医学教育事业、中国近代防疫事业方面都做出了一定贡献。

（一） 践行医学教育事业

1893年成立的北洋医学堂是中国近代第一所官办西医院校。林联辉、屈永秋先后任北洋医学堂总办，其中林联辉组织制定了《北洋西医学堂学规》，详细规定了学生的选拔、学习功课、考试制度等内容。民国之后，北洋医学堂改称北洋医学校、直隶公立医学专门学校、河北省立医学院、河北医学院、河北新医大学，现为河北医科大学。

北洋军医学堂是袁世凯为服务北洋陆军而建立的著名军事医学院校。1901年11月24日开办，北洋医学馆毕业生徐华清出任首任总办，唐文源任监督。徐华清于1912年辞职，执掌该学校10年^[10]。组织制定了《军医学堂章程》《军医学堂施行简章》，为军医学堂的正规化奠定了基础。

1904年创办的北洋马医学堂是中国第一所兽医学校，也是中国现代兽医高等教育的起源^[11]。北洋医学馆毕业生徐华清在保定筹建并兼任总办，姜文熙为监督，正科学制4年，速科学制2年。1907年划归陆军部管辖，更名为陆军马医学堂。1912年更名为陆军兽医学校。北洋马医学堂开启了中国现代兽医教育之先河，为中国培养了大批兽医人才。 2004年并入吉林大学，现为吉林大学农学部。

西医最初伴随教会传入中国，早期的西医院校也都是教会建立的。但是北洋医学馆学生筹建或任总办的三所医学院校则是中国政府出资建设的，因而北洋医学馆学生对中国西医教育本土化和普及化做出了贡献。

（二） 投身医学防疫事业

近代以来，中国医疗资源匮乏，民众卫生观念薄弱，再加上战争频发，使得鼠疫和各种传染病接连发生。北洋医学馆学生在1910—1911年东北鼠疫、1913年克山病、1917—1918年绥远鼠疫斗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1910—1911年东北鼠疫暴发，疫情有向关内蔓延的趋势，屈永秋立刻投身到直隶抗疫的工作中，组织制定《火车防疫章程》，采取有效措施，“凡沈阳乘头等车到山海关者，无论中西客人，虽无病亦须留住山海关五日”^[12]，遂将疫情扑灭。鉴于屈永秋的卓越功绩，清政府授予屈永秋医科进士学位，法国政府授予荣誉军团司令勋章。在这场抗疫斗争中除了屈永秋外，黄宝森任长春防疫所（后改为长春防疫总站）总医官，主持长春地区防疫工作，采取划区隔离、紧急消毒、火化掩埋等措施将疫情控制。清政府嘉奖黄宝森“以道员分省补用”^[13]。吉林市总医官钟穆生负责吉林市的防疫工作。值得注意的是，钟穆生与伍连德、全绍清等人参加了1911年4月在辽宁奉天举行的第一次国际鼠疫会议。

1913年3月，吉林东南路观察使署委派吉林延吉官医院院长赵显扬赴“后河梨树沟”，对当时称之为“时疫”的流行病进行调查。其病状“先系头晕、心闷、口渴，后呕吐灰白色水则损，并无泄泻”“初时心腹极痛，既而吐不止，或半日或一日即死，为时颇速，不及医治”^[14]。针对病状，赵显扬提出防治之法在于“掘深井，汲水滚开后用，方为适当。倘能禁绝饮用河水，此病必能消灭”^[14]。赵显扬对克山病的流行规律及特点、中毒学说病因、防御措施做出了科学判断，比日本人阿部俊男（1935年）早22年，这在中国医学史上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和历史意义。

1917年绥远鼠疫暴发，民国政府派伍连德、何守仁、陈祀邦为检疫委员，其中何守仁负责以丰镇为中心的第二段鼠疫防控工作。丰镇地处山西、绥远、直隶三省交界，是此次鼠疫的重灾区。丰镇的成功与否，事关鼠疫防控全局。经过何守仁的努力，到1918年3月7日，丰镇已15天无疫症发生^[15]。在1917年之前医士对动物能否被鼠疫传染一直存疑，何守仁通过此次抗疫才得出结论，鼠疫不会传染给一般动物^[16]。

总之，北洋医学馆及其学生在特定的历史阶段，通过自身的努力承担了应有的历史重任。他们具有强烈的家国情怀，有人为保护学校、救治伤员而死于战争，有人为我国的医学教育事业奋斗终生，有人战斗在防疫事业的第一线，有人游历欧美诸国为改变贫弱的中国贡献智慧。所以，北洋医学馆学生对改善中国近代卫生状况，促进医学事业发展和社会进步都做出了积极贡献。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