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3月，习近平在北京考察新冠肺炎防控科研攻关工作时强调，要坚持开展爱国卫生运动，提倡文明健康、绿色环保的生活方式。传播学领域的学者将公共卫生运动（以下简称“卫生运动”）定义为在一定时期内，多渠道扩散具有特定主题的健康信息，是有目的、有组织、受众面广的一系列旨在影响或改变个体行为的传播活动的总称^[1]。卫生运动的最终目的是提升个体和社会的健康利益^[2]。针对日益凸显的全球性公共卫生议题，目前世界各国借助于媒体平台，积极开展各类卫生运动（也称健康动员）相关的健康信息传播，以促进人们对卫生运动的认知和健康行为的改变^[3-4]。丰富多样的健康信息通过媒体平台，尤其是新媒体平台广泛传播，对人们的健康意识、健康行为产生深远影响^[5]。

随着互联网+新媒体的持续发展以及“社会媒介化”形势日趋加深，要提高健康传播效果，最终实现卫生运动的目标，离不开国家机构、社会组织、医疗机构、大众媒介、家庭与个体的共同参与^[6]。社交媒体的强大使人们重新回到人际传播时代，近环境再次成为影响人们社会判断的重要指标^[7]。由此，社区、家庭等社会网络之间的人际健康信息交流、分享等传播行为正成为一个新兴的研究领域^[8-9]。卫生运动的相关理论提出，卫生运动过程中所传播的健康信息需要依托人们的社会交际网络产生人际间的信息沟通，进而对个体的健康认知和行为产生间接影响^[10]。可见，健康信息的人际传播（简称人际健康传播）与健康行为结果有着密切的联系。人际健康传播作为健康传播独特且重要的一部分^[11]，泛指人与人之间双向沟通的健康传播方式，通过2人以上或团体之间分享而传送健康信息。有学者聚焦于人际传播和大众媒介之间的相互作用，提出人际传播包含了两方面内容：人际传播是一种具有真实后果的行为；人际传播可以发生在不同的健康情境中^[12]。

关于卫生运动情境下人际健康传播研究的综述当前还比较缺乏，有文献围绕医患关系对人际健康传播过程研究进行了文献梳理^[11]，大部分集中于不同类型健康信息行为（如健康信息搜寻行为、健康信息利用行为）的综述^[13-14]。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公众对疫情防护、健康预防等信息高度关注，国家卫健委等相关部门制定了一系列健康预防措施指南（如公共场合戴口罩、不聚集等），并开展全国范围内的卫生运动（如公筷行动、拒绝食用野生动物等）。因此在卫生运动情境下，系统梳理人际健康传播相关研究，有利于全面构建卫生运动中人际传播行为的模型框架，以进一步推动卫生运动促进个体健康行为目标的实现。

一、 人际健康传播促进卫生运动的理论渊源

社会科学研究离不开理论关照，因为理论能更系统、全面地揭示事物间的联系，预判人的行为^[15]。卫生运动信息传播情境下，人们对此类信息的讨论、分享行为，及其人际健康传播的作用路径，可以用不同理论进行指导与解释。经典理论，如议程设置理论（agenda⁃setting theory）、创新扩散理论（the diffusions ⁃ of ⁃ innovations theory）以及口碑传播研究 （word⁃of⁃mouth communication）都将人际传播作为信息传递过程的一个重要因素。班杜拉（Bandura） 的社会认知理论（social cognitive theory）提出当媒体影响力包含了受众群体讨论相关事项时，媒体启动了个体动机的产生并进一步形成接下来的行为改变。萨斯维尔（Southwell）进一步将人际健康传播作为一种社会行为，在行为预测混合模型理论 （integrated model of behavior prediction）的基础上提出卫生运动的内容影响人们的态度、规范以及有效感知，并进一步促进个体间的讨论与信息分享。也有学者认为人际传播是信息传播过程的 “完成阶段”。金姆（Kim）的问题解决情境理论 （the situation theory of problem）提出，只有个体感知到信息足够充裕时，才会从信息“查询阶段”进入 “完成阶段”。此外，议程设置理论^[16] 提出新闻媒体可以为受众的思考和讨论进行议程设置，通过不同的议程框架引导受众接受媒体所释放的信息。

在卫生运动情境下，学者们运用上述理论，开展不同范畴的人际健康传播研究。有学者运用议程设置理论，基于乳腺癌筛查的媒体宣传情境，对女性群体间的人际健康传播展开实证研究^[17]。有学者结合问题解决情境理论与多维度风险感知理论，证明了饮食信息的分享行为相比信息搜索行为，更能影响健康风险感知并促进个体对饮食健康信息的采纳^[18]。还有学者运用行为预测混合模型探讨了在印度安全性行为倡导下，人际交流对男性使用避孕套的态度、自我效能以及规范认知的影响，为不同年龄群体的人际健康传播策略提供指导建议^[19]。

二、 资料和方法

（一） 研究方法

本研究首先运用CiteSpace软件，采用科学知识图谱方法^[20]，勾勒出人际健康传播领域的知识结构。借助知识图谱，可以充分、客观地呈现该领域知识元群体间的互动、交叉等复杂关联性，以了解该领域的概貌。其次，依据科学知识图谱的结果，从所有关联文献中提取出与本研究高度关联的文献。最后，采用内容分析法，进行主观、定性的文献精读和系统梳理，基于此构建卫生运动情境下人际健康传播的研究框架。将客观、抽象的概貌和主观、具体的内容分析相结合，保证文章尽可能全面且有深度。

（二） 数据来源与筛选

卫生运动中的人际健康传播已成为一个跨学科的研究课题，在传播学、心理学、管理学等领域积累了一定的研究成果。本研究分别在Web of Science和中国知网（CNKI）数据库进行检索（时间跨度为2000—2021年）。由于国内目前关于人际健康传播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医患关系领域^[21]，缺少具体卫生运动情境下的人际健康传播研究成果，因此本文主要基于国外研究进行论述。笔者在Web of Science的“核心核集”中，采用高级检索方式，以“interpersonal communication”“health campaign”“discussion”或“talk”为主题词，一共检索到全文文献96篇。为确保文献的代表性和准确性，在检索结果中进行了筛选。筛选的标准包括两点：①论文需基于社会广泛性的卫生运动或健康宣传的研究情境；②论文是研究个体间关于健康信息的讨论、谈论或分享健康信息的一系列人际传播行为。最终得到有效文献45篇，本文对这45篇文献进行详细深入阅读和梳理，通过文本内容分析，厘清人际健康传播与卫生运动的研究脉络。

（三） 研究整体概况与议题分布

1. 研究整体概况

2002—2021年，Web of Science的“核心核集” 数据库的45篇有效文献的年度分布如图1所示。总体来说，人际健康传播在卫生运动情境下的研究比较聚焦，论文发表数量有限，绝大多数论文发表在传播学、健康教育类期刊上。此外，本文以 “国家—作品”这条线索出发，探寻研究成果的国家分布。作者来源国中，来自美国的研究者占据绝对多数（15篇）；来自北美的国家主要是加拿大、墨西哥；来自西欧的国家主要是荷兰、瑞士；来自亚洲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日本，此外澳大利亚也是人际健康传播研究的重要研究地。

本文在对研究主体的关键词进行共现分析时，发现呈现的结果并不理想。这主要是因为很多文章的关键词并不出现具体的卫生运动词语，而且人际健康传播形式多样，很多文章关键词是分享 （sharing）、交谈（discussion）或谈论（talk）等。因此，本文选择关键术语（包括人际健康传播、卫生运动等）作为节点类型，阈值设置为T50，其余参数为默认。执行系统后，得出20年间在卫生运动情境下人际健康传播领域研究议题分布的术语共现图谱（图略）。图谱上最大节点为检索关键词“人际传播”，它具有高度的中心性，连接了其他的关键词节点。中心性和共线性都可以说明关键词的研究热点。除了出现的高频术语，如 “人际健康传播”“卫生运动”，系统还自动分析出 “控烟”“肥胖”“运动效果”等高频词。高频词反映了当前研究主要集中于控烟、减肥、禁毒等卫生运动议题。

2. 研究议题分布

笔者基于高频关键术语共现图谱，对追踪到的文献进行文本内容分析，剔除了2篇与本研究内容相关性不强的文献，对43篇文献进行详细的内容梳理和总结。剔除的理由是，有一篇文章是对人际健康传播研究的荟萃分析，文中只有一段强调了人际传播对卫生运动的重要性^[22]；另一篇文章聚焦于促进卫生运动效果的影响因素研究，对人际传播的作用没有具体论述^[1]。

在对43篇精选文献进行梳理后得出表1。学者们基于不同类型卫生运动，得出比较一致的观点，即当公众接收到来自大众媒体传播的大量卫生运动相关健康信息时，人们会产生对这些健康信息进行分析、讨论等一系列人际传播行为，这样的行为又影响后续卫生运动目标的实现。

注：有部分文献（9篇）并没有针对具体的卫生运动，属于理论探讨或阐述人际健康传播与卫生运动效果关系的文章，因此在表中不予呈现。

根据文献梳理，初步总结出目前人际健康传播研究比较集中于控烟运动和减肥动员，这主要由于吸烟和肥胖是导致可预防死亡病例中最主要的两大原因，世界各国对这两类卫生运动都投入了长期的社会成本^[23-24]。控酒、健康饮食和疫苗接种动员中的人际健康传播研究也逐步出现。这些健康行为与人们的整体健康水平息息相关，随着人们健康意识的提高，这些方面的人际健康传播也得到更多的关注。对于安全性行为、艾滋病预防以及禁毒运动，当前研究主要聚焦于特定群体（如青年大学生、女大学生群体），开展人际间健康信息的分享与讨论行为研究。

三、 研究进展阐述与总结

（一） 人际健康传播的内涵与分类

人际健康传播是人与人之间双向沟通的健康传播方式。这一方式也存在多维度的分类形式。不同维度的人际健康传播对卫生运动所产生的效果，值得学者们进一步细化和深入探讨^[23]。有学者通过对研究对象的访谈，根据人际传播的表现形式提出相应的分类框架：“劝诫型”（admonishing）、“闲聊型” （casual talk）、“教育型”（educating）、“谈判型”（negotiating）（表2）。

也有学者依据卫生运动相关健康信息特质、交谈对象等因素，选择特定的人际健康传播表现形式作为研究对象（图2）。如Helme等^[26] 将人际健康传播的表现形式分为对公益广告可行性的讨论、对信息重要性的讨论、信息趣味性的讨论；罗斯曼（Rossmann）根据交谈对象的不同，提出人际传播包含了三种方式：意见领袖、熟人圈、角色扮演。从整理的文献来看，大部分学者对人际传播的表现形式未做出严格区分，而是将人与人之间的交谈作为一个传播行为的合集进行研究^[19]。Donné等^[25] 通过对群体的访谈得出，选择闲聊型沟通方式并将朋友作为沟通对象的人际健康传播行为更为普遍。

（二） 卫生运动情境下人际传播的过程研究

1. 人际健康传播产生的触发因素

行为的产生与改变是个体与外部环境共同作用的结果，人际健康传播行为的产生也同样如此。当前学者研究主要集中于人际传播如何影响卫生运动的健康促进效果。也有少数学者将人际健康传播作为一个行为，研究在卫生运动情境下触发该行为的因素。

本研究通过文献梳理，将产生人际健康传播的触发因素主要分为：①信息因素（信息暴露、信息表达方式、信息发布时间、信息主体），其中信息暴露被认为是最重要的前置变量^[23，27]。②传播参与者因素（传播主体的社交网络密度、传播主体的健康素养、主客体的关系远近程度、参与者对卫生运动的认识程度等），其中人际传播的参与者（包括传播主体和客体）对卫生运动的认知程度、与卫生运动主题的关联性与传播行为相关程度更高。如在禁烟运动中，对吸烟风险认知较高的成年人会更积极地参与禁烟运动的交谈行为^[27]。还有学者以减肥运动为例，提出关于肥胖和减肥的相关讨论更容易发生于存在饮食失调的女性群体中^[28]。但也有学者提出，如果人际传播客体存在肥胖问题，反而不容易进行关于减肥运动的相关讨论，主要是担忧讨论会导致客体的负面情绪（敏感、抵触等）^[29]。③社会因素，围绕社会因素与健康传播的关系，学者们主要集中于文化因素对传播行为的影响研究。文化差异导致相同情境下个体间的差别回应^[30]。其中，面子文化中的自我形象、人际关系是传播行为能否顺利产生的考虑因素。Allen等^[22] 通过对健康性行为的人际传播行为研究的荟萃分析，得出当涉及敏感信息时，人们认为维护自己和交谈对象的面子、防止人际关系的损害比有效讨论信息更重要。此外，社会环境中的性别认知也影响卫生运动情境下的人际健康传播（比如倡导使用避孕套的健康宣传）。研究提出相较于男孩，父母觉得性行为的危害对女孩更大，因此有女孩的父母更容易开展健康性行为的话题讨论^[31]。

2. 人际健康传播对卫生运动的后续影响

国外学者基于不同类型的卫生运动，对人际健康传播的后续影响进行了广泛研究。人际健康传播促进卫生运动目标的实现，主要受三方面因素影响：①目标群体特征（年龄因素、传播参与者之间的相似性等）。有学者发现人际健康传播对年轻女性进行乳腺癌筛查更有影响，而乳腺癌信息暴露更能促进中年女性进行筛查^[17]。其次，创新扩散理论提出传播主客体之间的相似性（人口统计变量、信仰等）能提高人际传播行为的影响力^[32]。②卫生运动主题的差异性。吸烟、饮食行为与人们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个体间随时可以就该类健康信息产生讨论、交流。因此，当在该主题的卫生运动情境下时，更容易诱发人际健康传播，进而影响特定的健康行为^[3，33]。关于艾滋病预防为主题的卫生运动，有研究发现卫生运动主题的敏感性能激发人们的好奇心，由此诱发个体在关系亲密的网络中进行讨论，进而获取丰富的健康知识，提高个体对风险行为的认知^[12]。③卫生运动目标导向的差异性。卫生运动目标导向可以分为行为、意愿、态度、信念、规范、知识和信息有效性感知等七个维度。其中，人际健康传播更能够促进卫生运动所提倡的健康行为、提升健康意愿以及增加健康知识，比如讨论戒烟宣传能够促进人们的戒烟意愿^[34]，谈论减肥相关话题能够促进女性的减肥行为^[35]，但对人们的健康信念、规范没有明显的影响作用^[3]。

（三） 研究进展总结

本文根据对已有文献的归纳和整理，尝试构建了包括研究情境、理论、研究群体和研究内容的知识框架，如图3所示。总体来说，已有的人际健康传播研究是融合了心理学、健康行为学和公共政策学等多学科领域的交叉研究。国外学者多侧重于具体卫生运动的人际健康传播研究，基于特定的理论，倾向于根据群体属性细分研究对象，并结合卫生运动特征进行针对性研究。在整体研究框架上，将研究内容分为人际健康传播形式分类、人际健康传播的触发因素以及对卫生运动的后续影响三个方面，并基于此尝试构建卫生运动情境下人际健康传播的作用机制。

四、 当前研究存在的争议、不足和展望

（一） 当前研究存在的争议与不足

通过文献综述还发现，人际健康传播对促进卫生运动效果并非万能，一些人际健康传播甚至还有反向作用。比如，有学者通过实验研究发现围绕肥胖问题的讨论，除了提高人们对控制体重的意愿，也会带来部分群体（对自身体重不满的女性） 的沮丧情绪^[36]。此外，Lubinga等^[37] 通过实际调查数据得出，同龄群体间关于艾滋病预防宣传的讨论并不能提高艾滋病的风险感知，反而增加了他们对信息理解的偏差。而且，早期学者也提出人际交流对健康的影响需要综合考虑社会背景的相关变量，如社会地位、社交网络、社会资本以及传播途径等相关因素^[30]。虽然最近的研究没有对以上观点进行系统论证，但同样值得今后的健康传播学者们加以关注。

（二） 人际传播促进卫生运动的未来展望

总结当前人际健康传播对卫生运动影响的研究成果，不难得出人际健康传播在卫生运动促进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背景下，最新研究也提出人际健康传播能有效提高农村社区居民对新冠肺炎疫情的认知度，并促进疫情防护行为^[38]。当前，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的蔓延还在持续，除了医学科学的运用和推广，发挥人际健康传播对健康认知和健康教育的促进作用显得尤为重要。未来仍然需要从以下几方面展开进一步研究。第一，目前研究基本都是在卫生运动发生后，基于对研究对象的调查或者访谈展开的研究，缺少对卫生运动推广前的行为预测研究和观察研究。此外，人际间的交谈频率、交谈中的态度（支持或反对）以及交谈内容是否都会影响后续的行为意愿，这些都值得探讨。第二，目前基于社交平台的人际健康传播研究还比较少，而社交媒体对个体的影响已经渗透于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未来需要结合线下人际交流与线上人际交流的交互传播行为，探究卫生运动相关信息传播在两种交互行为下的作用机制。第三，虽然现有的研究都建立在相关的理论基础之上，但缺乏系统性的理论模型、框架来阐述卫生运动情境下人际健康传播的特性。因此，未来的研究应紧密结合健康领域和传播学领域的理论，在已有丰富、多样的卫生运动情境下人际健康传播研究的基础上，提炼出卫生运动情境下人际传播行为研究的规律和实质。

五、 人际健康传播与中国卫生运动实践

尽管人际健康传播对卫生运动的促进作用存在一定的不足，但科学、有效的卫生运动政策的制定和执行，始终无法离开公众对卫生运动信息传播规律的理解和认识。人际健康传播对中国卫生运动实践的影响同样值得深入研究，应成为我国健康传播研究未来努力的方向。

经过十几年发展，全球多国人际健康传播研究积累了丰富的素材，为我国提供了有价值的借鉴。此外，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到社会的方方面面，对个体来说也是一次反思不健康生活方式和促进卫生习惯的契机。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通过疫情防控，把爱国卫生运动切实开展起来，丰富卫生运动的内涵^[39]。这一现实需求也为我国卫生运动情境下的人际健康传播研究提供了广阔土壤。我国艾滋病防控项目中，就采用了促进高危人群沟通的策略，用事实论证了人际健康传播对我国艾滋病预防的有效性^[40]。近年来我国致力于推广的垃圾分类、体能锻炼以及疫情后的公筷行动等，亦可借助人际健康传播以提高公众对该类卫生运动的认知，进而提高他们的参与度。当然，值得注意的是在我国研究人际健康传播对卫生运动的作用时，要立足于本土国情，避免生搬硬套。

最后，本文也存在一定不足之处。虽然本研究运用CiteSpace对卫生运动情境下人际健康传播领域的研究概貌进行了勾勒，并根据概貌提取出有价值的文献，对研究脉络进行详细阐述，但总体而言样本的选择还存在一定不足。这是因为当前医患沟通依旧是人际健康传播的经典议题^[25]，而卫生运动情境下的人际健康传播研究文献还不太多。未来期待更多的国内研究者立足于我国的卫生运动，进一步扩大研究范围和研究对象，探究人际健康传播如何促进我国不同主体卫生运动的开展，以此丰富卫生运动与人际传播的相关研究。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