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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流动人口发展报告2018》显示,2017年我国有2.44亿流动人口,虽然流动人群中仍以年轻人为主,但老年人比重在逐渐升高,2000年我国流动老年人数量为503万人,2015年这一数量已达1 304万,约为2000年的2.6倍[1]。相较于青年流动人口,流动老年人因受自身“衰老”与“流动”特征的双重影响,面临的健康风险明显升高。根据世界卫生组织对健康的定义,心理健康是健康的重要组成部分[2]。此外,有研究发现与青年流动人口相比,流动老年人的心理健康更容易受到流动因素的影响而产生负面效应[3]。然而,既往关于流动老年人的研究多局限于身体健康方面,忽视了心理健康的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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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满意度,主要指当个人的愿望或者需求得到满足时对目前生活现状的一种主观感受程度,是衡量个人心理健康状况的重要指标之一[4]。王一笑[5] 的研究指出,目前我国有77.3%的老年人对生活感到满意,处于中等偏上水平,但仍有上升空间。代际支持是指家庭内部子女与父母之间的资源互换关系,是代际关系下的一种表现形式,也是影响老年人心理健康水平的重要因素。国内学者普遍将代际支持分为经济支持、生活照料和情感支持三个方面[6-8]。生活满意度是衡量个人心理健康水平的重要指标之一,大量研究发现,代际支持是影响流动老年人生活满意度的重要因素。Lee等[9] 研究指出,无论向上或向下的代际经济支持都能显著促进老年人生活满意度的提高。周坚等[10] 研究发现,相较于无情感支持的老年人,有情感代际支持的老年人生活满意度更高,而在生活照料方面未发现明显差异。总体而言,代际支持是影响老年人生活满意度的重要因素。相较于一般老年人,流动老年人作为一种特殊的老年群体,受“流动”特征的影响,其面对的健康风险往往更高。因此,我们推测代际支持对流动老年人生活满意度有重要影响。但是,代际支持是如何影响流动老年人的生活满意度呢? 本研究拟探索代际支持对流动老年人生活满意度的作用机制,并提出假设一:代际支持对流动老年人生活满意度具有预测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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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弹性是指个体在面临逆境、创伤、悲剧、威胁、艰辛及其他生活重压下能够良好适应的“反弹能力”[11]。心理弹性最早研究聚焦于创伤后儿童的心理恢复能力,近年来越来越受到心理健康研究者的重视。多项在青少年群体的研究显示,心理弹性与生活满意度关系密切,心理弹性对生活满意度有一定的预测作用[12-13]。廖红[14] 关于老年人心理弹性与生活满意度关系的研究发现,老年人的心理弹性对其生活满意度有着积极的作用。子代向父代提供支持可有效增加老年人应对不良事件的资源[15],如解决问题的建议、生活上的照料和经济上的支持,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提高老年人的心理弹性。因此,我们推测心理弹性可能是代际支持预测流动老年人生活满意度的中介,进而提出假设二:心理弹性在代际支持对流动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预测中起中介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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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效能是指个体对自己是否有能力完成某项任务进行的推测与判断。自我效能不仅对一个人的动机和思维方式产生重要的影响,而且在决定个体对行为的选择与行为的坚持、对待困难的态度和努力程度,以及情感和情绪方面都发挥强大作用[16]。许琪等[17] 研究发现,老年人单方面得到子女支持并不能显著提升其满意度,还要存在其对子女的回馈,才对其生活满意度有积极影响。在中国的文化背景下,给予子女一定的支持也是其自我效能的一种体现。孔祥玲等[18] 和方必基等[19] 的研究都发现,老年人自我效能对其主观幸福感具有正向的预测作用。此外,吴芳等[20] 对老年人亲子支持和自我效能与主观幸福感的关系研究发现,老年人自我效能对其主观幸福感有直接正向预测作用,接受独生子女的情感、物质支持通过自我效能对主观幸福感有间接的预测作用。由于缺少对自我效能与生活满意度之间关系的研究,且生活满意度是主观幸福感的主要内容之一,我们推测自我效能可能是代际支持预测流动老年人生活满意度的中介,进而提出假设三:自我效能在代际支持对流动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预测中起中介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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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本研究将对代际支持与流动老年人生活满意度的关系进行深入探索,并对心理弹性和自我效能的链式中介效应进行考察,以期深入揭示流动老年人生活满意度的影响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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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资料和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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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资料收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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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对象为年老后随子女迁居南京市的流动老年人,研究者于2020年在南京市江宁区、鼓楼区、玄武区、栖霞区和建邺区的近30个街道和社区进行问卷调查。鉴于研究对象的特殊性,本次调研采用滚雪球抽样的方式,统一组织调研员进入各街道和社区进行一对一的问卷访谈。通过联系街道工作人员及居家养老服务站点工作人员等方式,对调研人群进行严格的筛选,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调研对象的依从性。为保障数据的质量,在调研开始前我们对调研员进行统一、规范的培训,并在录入过程中采用双人双轨录入的方法。最终共计回收问卷654份,具体的纳入标准为:①年龄≥60岁;② 户口未迁入南京市;③迁居南京市的时间≤5年。排除标准为:①已在南京市落户;②迁居南京市的年限>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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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研究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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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因变量:生活满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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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生活满意度作为因变量。采用Diener等[21] 编制的生活满意度量表(satisfaction with life scale, SWLS)进行测量。量表共计5个条目,采用7点计分方式,“非常不同意”~“非常同意”分别对应1~7分,得分越高即个体生活满意度越高。经验证性因子分析检验,删除条目5“如果我能重新活过,差不多没有东西我想改变”后,模型的拟合结果较好:χ2/df=1.186, RMESA=0.017, GFI=0.998, CFI=0.991, SRMR=0.008。修正后该量表的Cronbach’α系数为0.921,内部信度较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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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自变量:子女代际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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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子女向父母提供的代际支持作为自变量,主要包括子女向父母提供的三类代际支持:情感交流、生活照料和经济支持。分别以“从各方面考虑,您觉得和这个子女在感情上亲近吗?”“过去一年,子女是否给您提供生活照料帮助,例如家务、生活起居等?”“过去一年,这个子女是否给您提供各种包括钱和物在内的经济资助?”三个题项进行测量。该测量模型的Cronbach’α系数为0.741,信度可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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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中介变量:自我效能和心理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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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Schwarzer等[22] 编制、王才康等[23] 修改的一般自我效能量表(general self efficacy scale,GSES)对自我效能进行测量。量表共计10个条目,采用4点计分方式,“完全不正确”~“完全正确”分别对应1~4分,得分越高即个体自我效能越高。经验证性因子分析检验,删除条目2“即使别人反对我,我仍有办法取得我所要的”后,模型的拟合结果可接受:χ2/df=4.174, RMESA=0.070, GFI=0.962, CFI=0.968, SRMR=0.031。修正后该量表的Cronbach’α系数为0.893,内部信度较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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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心理弹性量表简版[24](10⁃item⁃ Connor⁃Da⁃ vidson resilience scale,CD⁃RISC⁃10)对心理弹性进行测量。量表共计10个条目,采用5点计分方式, “几乎从不如此”~“几乎总是如此”分别对应0~4分,得分越高即个体心理弹性越好。经验证性因子分析检验,删除条目1“我能够适应变化”后,模型的拟合结果可接受:χ2/df=4.494,RMESA=0.073,GFI=0.958,CFI=0.970,SRMR=0.032。修正后该量表的Cronbach’α系数为0.914,内部信度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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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的变量描述见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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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数据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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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用SPSS软件和AMOS软件对数据进行描述性分析、信效度检验、Pearson相关系数检验、Harman单因素分析、验证性因子分析、结构方程构建和Bootstrap中介效应分析等。P <0.05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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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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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描述性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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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的654份样本中,女性老年人相对较多,共438人(67.0%),男性仅216人(33.0%);年龄60~86岁,平均年龄66.05岁,其中60~69岁老年人居多,共511人(78.2%),80岁及以上老年人最少,仅7人(1.3%);以已婚老年人为主,共553人(84.6%),其中396人(71.6%)与配偶住在一起,丧偶者90人 (13.8%),离婚者仅11人(1.7%),占比最低;未完成学业教育的老年人共167人(25.5%),小学、初中、高中/中专文化程度的老年人分布相对均匀,分别为187人(28.6%)、158人(24.2%)和104人(15.9%),38位老年人(5.8%)拥有大专及以上学历;农业户口老年人较多,共453人(69.3%),非农业户口老年人相对较少,仅201人(30.7%)。大部分老年人因照料晚辈迁居南京,共计506人(77.4%);其次为因养老迁居南京,共86人(13.1%);其他原因(如务工经商等) 相对较少,仅62人(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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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共同方法偏差与信效度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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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Harman单因素方法检验进行共同方法偏差分析。结果显示,KMO值为0.946,5个因子的特征根大于1且未旋转前第一个因子解释了总变异的41.1%,低于临界值50.0%,表示本研究不存在明显的共同方法偏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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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度分析显示,代际支持、自我效能、心理弹性和生活满意度的测量工具的Cronbach’α系数和组合信度CR值均大于0.7,说明各测量工具的信度较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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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度分析显示,各测量工具的因子负荷量(Std) 和收敛效度(AVE)均大于0.5,说明各测量工具的效度较好(表2)。各测量变量的均大于各变量的相关系数,且验证性因子分析结果显示,相较于其他因子模型,四因子模型的拟合效果最佳(表3),说明四个测量变量具有较好的区分效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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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代际支持;GSES:自我效能;RISC:心理弹性;SWLS:生活满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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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变量相关性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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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表4所示,代际支持与生活满意度、自我效能、心理弹性均呈显著正相关(r=0.431,P<0.001;r=0.292,P<0.001;r=0.337,P<0.001),自我效能与心理弹性、生活满意度呈显著正相关(r=0.706,P<0.001; r=0.565,P<0.001),心理弹性与生活满意度显著正相关(r=0.559,P<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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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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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自我效能和心理弹性的链式中介效应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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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结构方程模型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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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用AMOS软件构建结构方程模型,检验代际支持、生活满意度、自我效能和心理弹性的关系。各变量间的路径系数如图1所示:代际支持与生活满意度间的直接效应显著(β=0.25,P<0.001),代际支持正向预测自我效能(β=0.29,P<0.001)和心理弹性(β=0.14,P<0.001),自我效能与心理弹性对生活满意度存在正向影响(β=0.31,P<0.001;β=0.25,P<0.001),自我效能正向预测心理弹性(β=0.66,P<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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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代际支持、生活满意度、自我效能和心理弹性的结构方程模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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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链式中介模型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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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Bootstrap方法对链式中介进行检验,结果见表5。代际支持对生活满意度的直接效应为0.554,95%CI:0.364~0.767,自我效能在代际支持与生活满意度间的中介效应为0.198,95%CI:0.109~0.317,中介效果量为21.2%;心理弹性在代际支持与生活满意度间的中介效应为0.078,95%CI: 0.053~0.184,中介效果量为8.3%;自我效能与心理弹性在代际支持与生活满意度间链式中介效应为0.107,95%CI:0.054~0.187,中介效果量为11.4%,中介效应显著,自我效能与心理弹性可发挥链式中介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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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th1:代际支持→自我效能→生活满意度;Path2:代际支持→心理弹性→生活满意度;Path3:代际支持→自我效能→心理弹性→生活满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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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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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代际支持对流动老年人生活满意度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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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证实了代际支持对流动老年人生活满意度的影响,即代际支持对流动老年人生活满意度有直接的正向预测作用,这与以往相关研究结果一致[25-28]。子女对流动老年人的代际支持包括情感支持、经济支持与生活支持,情感支持能有效减少流动老年人因远离家乡与亲戚朋友而产生的孤独感与焦虑感,为老年人提供精神慰藉,减少流动老年人的负性情绪;经济支持一定程度上是对流动老年人劳动付出的肯定和回报,体现了子女对父母付出的回报,能够让流动老年人在物质层面上带来正向情绪;子女为父母提供家务帮助传递了对老人的关心和孝敬[29],也是对情感支持的补充,无论是精神层面上还是生活层面上都带来正面情绪体验。流动老年人脱离原来熟悉的生活环境和社会关系网络,大部分要承担照料孙辈等家务活动,虽然流动老年人的身体健康水平较好,但因生活环境改变和原有社会支持网络缺失造成的心理压力影响其生活满意度,能否及时获取子女的日常照料、情感慰藉、经济支持等代际支持就成为提升老年人生活满意度的关键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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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自我效能感和心理弹性的中介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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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际支持通过增强自我效能感而间接提升了流动老年人的生活满意度。这表明,自我效能感是影响代际支持预测生活满意度机制的关键因素之一。为子女提供经济补贴、照看孙代等对子女生活方面提供支持可以有效提升流动老年人的自信心、自尊感,代际支持水平高的流动老年人,对生活中的消极事件更多持有积极的态度,有利于促进自我效能感的积极发展,进而有助于生活满意度的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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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际支持通过心理弹性对流动老年人的生活满意度有正向的预测,这与以往研究结论是一致的[14]。较高的代际支持水平可以使流动老年人体验更高频率的积极情绪,表现出对生活质量的满意;但这不仅是因为他们觉得生活是美好的,更重要的是建立起了应对挑战和困难的心理资源。子女对父母提供的情感支持、生活支持及经济支持,有效增加了流动老年人的各种应对资源,包括广泛而灵活的应对方式、良好的人际关系和毅力,提高了流动老年人的心理弹性[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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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际支持通过自我效能感和心理弹性的链式中介效应预测流动老年人的生活满意度,这一结果反映了流动老年人自我效能感和心理弹性具有密切联系。较高的代际支持水平会使流动老年人改变对困境的看法,对自己处理生活困难能力更有自信心,即自我效能感得到了促进。高自我效能感会使流动老年人有更高的积极控制感与获得感,当在异地生活遇到不顺时,更容易得到来自子女的支持与帮助,进而增加了流动老年人应对日常负性生活事件的人际关系与广泛且灵活的应对方式,所以心理弹性得到了较好的发展,最终间接提高了生活满意度[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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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研究启示和局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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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探究了代际支持对流动老年人生活满意度的影响,以及自我效能感和心理弹性在其中的中介作用,为提高流动老年人生活满意度提供一定的参考。第一,代际支持是促进流动老年人生活满意度的重要因素,应积极发挥情感支持、经济支持与生活照料的作用,提升流动老年人的生活质量。第二,要加强对流动老年人自我效能感和心理弹性等积极品质的提升,从积极发展的角度提升其幸福感、满意度。此外,本研究仍存在一些不足之处:第一,本研究为横向设计,无法揭示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未来研究可以通过开展追踪回访及与本地老年人做对比分析,进一步探究不同代际支持水平对流动老年人的认知、行为及身心健康的影响;第二,仅分析了子女对流动老年父母代际支持的整体水平,未对双向的代际支持及不同代际支持维度进行分析,不同代际支持对个体的影响可能存在差异,未来研究可以进一步分析双向代际支持及其各维度对流动老年人生活满意度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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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以 654 名流动老年人为调查对象,通过问卷调查探讨不同的代际支持水平对流动老年人生活满意度的影响及自我效能感和心理弹性的序列中介作用。结果表明,代际支持、生活满意度、自我效能、心理弹性四因素之间两两显著相关。自我效能感与心理弹性在代际支持与生活满意度之间均有中介效应,中介效应值为 0.198 和 0.078,且两者在代际支持与生活满意度之间具有序列中介效应,中介效应值为0.107。结果提示,代际支持通过自我效能感和心理弹性的链式中介效应,对流动老年人生活满意度产生直接的正向预测作用。
Abstract
Taking 654 migrant elderly people as the survey objects,this paper explored the effect of different intergenerational support levels on the life satisfaction of migrant elderly people and the sequential mediating effect of self⁃efficacy and psychological resilience through a questionnaire survey.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four factors of intergenerational support,life satisfaction,self⁃efficacy and psychological resilience were significantly correlated with each other. Self⁃efficacy and psychological resilience had a mediating effect between intergenerational support and life satisfaction,with a mediating effect value of 0.198 for self⁃efficacy and 0.078 for psychological resilience. Self⁃efficacy and psychological resilience had a sequential mediating effect between intergenerational support and life satisfaction, with an effect size of 0.107.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intergenerational support had a direct positive predictive effect on the life satisfaction of migrant elderly people through the chain mediating effect between self⁃efficacy and psychological resilienc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