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65 - 《南京医科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6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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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1期 总第132期                           南京医科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京医科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
                 2026年2月                      Journal of Nanjing Medical University（Social Sciences）of Nanjing Medical University（Social Sciences）  · 59
                                              Journal
                                                                 一是“心理受益说”（psychological benefit），这直接对
                   三、域外经验：美国未成年人器官捐献
                                                                 应 Strunk 案的逻辑，即通过挽救至亲生命，使未成
                           经典判例与演变逻辑
                                                                 年人获得情感慰藉并规避毁灭性的丧亲创伤，从而
                  （一）美国经典判例对照                                    在心理层面“抵销”生理层面的亏损；其二是“关系
                   1. Strunk v. Strunk 案                         受益说”（relational benefit），该学说深刻洞察到未成
                   作为美国乃至全球器官移植法学中关于“替代                          年人并非孤立的原子，而是深度“嵌入”在家庭关系
               同意”的奠基性判例，Strunk v. Strunk 案创造性地解                 网络之中。受体的存活对于维系家庭结构的完整
               决了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捐献器官的伦理与法律困                             性、保障未成年人赖以生存的情感与经济环境具有
               境 ［14］ 。面对 27 岁，但智力仅相当于 6 岁的弟弟 Jerry              基础性意义      ［16］ 。只有当上述心理或关系利益被证
               能否为垂危兄长 Tommy 捐肾的难题，肯塔基州法院                        实真实存在且足够重大时，侵入性的捐献行为才能
               没有简单诉诸功利主义（即“牺牲一人救一人”），而                          在法律与伦理上获得“通行证”。
               是依据衡平法中的“国家亲权”原则，行使了“替代                               （二）司法逻辑演变
               性判断权”。法官的思维核心在于重新定义了“最                                美国法院在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活体器官捐献
               佳利益”的内涵：法院采信了精神病学证据，确认                            问题上的司法态度，经历了从 Strunk v. Strunk 案
               Jerry 在情感上极度依赖兄长，若兄长离世，Jerry 将                   （1969）到 Curran v. Bosze 案（1990）的显著演变过
               遭受比手术创伤更具毁灭性的心理打击。据此，法                            程。这一过程并非简单的个案裁决差异，而是标志
               官逻辑严密地推导出，尽管手术会造成 Jerry 的“生                       着司法逻辑从“理想主义的主观拟制”向“实证主义
               理损害”，但这能换取维持其至关重要的亲情纽带                            的客观保护”完成了范式转换。在 Strunk 案确立的
               这一“心理获益”。通过将无形的情感依赖转化为                            早期司法实践中，法院倾向于适用扩张性的“替代
                                                                             ［17］
               具体的法律利益，法院判定捐献行为不仅是救助                             性判断原则” 。该阶段的司法逻辑建立在一种温
               他人，更是为了防止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遭受更大                             情的伦理预设之上，即假定家庭成员间存在天然的
               的精神痛苦，从而判定该行为符合 Jerry 自身的最                        利益共同体关系。法官通过行使“国家亲权”，以法
               佳利益。                                              律拟制的方式代入无民事行为能力人的视角，推断
                   2. Curran v. Bosze 案                          其若具备能力必将做出利他选择。这种推理模式
                   作为限制未成年人非自愿捐献的标志性“刹                           侧重于家庭整体利益的维护，将“心理获益”视为一
               车”判例，Curran v. Bosze 案 在伊利诺伊州最高法院                 种基于血缘关系的抽象推定，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
               确立了严格的保护边界。面对父亲请求一对 3 岁半                          对无民事行为能力人个体权利边界的严格审视，表
               的双胞胎私生子为其同父异母的 12 岁哥哥捐献骨                          现出鲜明的家长主义色彩            ［18］ 。
               髓的诉求，法官展现了极其审慎的司法逻辑，逐一                                然而，随着 Curran 案的出现，这一扩张性逻辑
               拆解了允许捐献的法律地基。首先，法院断然拒绝                            遭到了严格的限制与重构，确立了以“最佳利益标
               适用“替代性判断原则”，法官敏锐地指出，对于无                           准”（best interests standard）为核心的防御性司法逻
               民事行为能力的低龄幼童而言，通过“推测其意愿”                           辑。面对缺乏既有情感基础的幼儿捐献案例，伊利
               来做出决定是一种无法律事实支撑的虚构。其次，                            诺伊州最高法院拒绝延续 Strunk 案中的法律虚构，
               在回归“最佳利益标准”时，法官引入了关键的“情                           明确指出对于从未具备行为能力的幼童适用“替代
               感纽带实质性测试”：由于双胞胎与患病兄长长期                            性判断”缺乏法理正当性。Curran 案的里程碑意义
               疏离、形同陌路，不仅缺乏现存的亲密关系，更不存                           在于，它将“心理获益”的认定从“规范性推定”拉回
               在 Strunk 案中的那种“心理依赖”。法院据此推导，                      了“事实性证明”：即必须存在现存的、实质性的情
               若无情感基础，供体便无法从受体的存活中获得任                            感纽带且捐献行为能为供体带来具体的、可被证实
               何“心理获益”。最终，法院判定，在缺乏明确心理                           的心理补偿，方可视为符合其最佳利益。
               补偿机制的情况下，单纯为了挽救第三人生命而侵                                从 Strunk 案到 Curran 案的演变，实质上是司法
               犯幼童的身体完整性，本质上是将未成年人“工具                            机关对无民事行为能力人保护机制的一次“去魅”
               化”，这严重违背了未成年人保护的法理核心                   ［15］ 。     过程。法院不再满足于通过道德假设来正当化
                   最佳利益原则在未成年人活体器官捐献中的                           身体伤害，而是确立了更为严苛的证据标准：禁
               适用，本质上是在“禁止伤害”的身体完整性铁律                            止将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工具化为挽救第三人的
               中，构建一种以保护为底色的“例外性正当化机                             手段。这一逻辑转向确立了现代器官捐献法理
               制”。该机制的核心逻辑在于“利益置换”——即证                           的一条红线——只有当“利他”能够被严格论证
               明潜在的整体获益足以覆盖确定的生理损害。具                             为“利己”时，针对弱势群体的侵入性医疗行为才
               体而言，其正当化路径主要通过两个维度展开：其                            具有合法性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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