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66 - 《南京医科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6年第1期

南京医科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京医科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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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urnal of Nanjing Medical University（Social Sciences）of Nanjing Medical University（Social Sciences） 2026年2月
Journal
（三）美国司法经验有可借鉴之处
美国司法在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器官捐献领域
的实践演进，其核心价值在于构建了一套严密的
“实体—程序”双重控制体系，有效地在挽救生命与
保护弱者之间确立了法治化的平衡支点
我国相关制度的构建提供了重要的镜鉴。
一是在实体标准层面，美国经验确立了“最佳
利益标准”的绝对主导地位，并逐步剔除了“替代性
判断原则”在未成年人领域的适用。这一转向极具
启发性：它意味着法律应当摒弃对无民事行为能力
人“利他意愿”的虚构式拟制，拒绝将成人的道德义
务强加于缺乏判断力的个体。司法审查的焦点必
须回归客观理性，即捐献行为是否能为供体自身带
来“净获益”。这种去魅化的法律思维，有效防止了
功利主义借“推测意愿”之名，行“牺牲个体”之实。
二是在证明责任层面，美国判例法对“心理获
益理论”进行了严格的实证化改造。从 Strunk 到 Cur⁃
ran的逻辑修正表明，法律不能仅凭血缘亲疏来预设
心理获益的存在。相反，司法机关要求必须证明供
受双方存在“现存的、实质性的情感纽带”，且受体
的死亡将对供体造成具体的心理创伤。这种将“心
理获益”从“抽象推定”转化为“证据事实”的做法，
为伦理评估设定了可操作的客观门槛，从根本上阻
断了将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工具化的可能。
三是在程序控制层面，美国司法实践揭示了监
护权在家庭内部利益冲突中的局限性，并为此引入
了防御性的程序设计。鉴于父母在面临子女患病
时极易陷入“救子心切”的角色冲突，单纯依赖监护
人同意已不足以保障无民事行为能力人的权益。
美国法院通过引入“特别监护人”（guardian ad litem）
制度及对抗式的司法听证程序，将决策权从家庭私
域上收到司法公域 ［20］ 。这种由独立第三方代表无
民事行为能力人进行利益辩护的机制，构成了防止
家庭伦理绑架的最后一道制度防线。
四、我国未成年人器官捐献法益保障健全之道
（一）完善知情同意权：构建“年龄分层+尊重异
议”机制
现行《条例》虽确立了监护人代为同意的决策
模式，但在规范逻辑上存在一定的“客体化”倾向，
易于忽视未成年人随年龄增长而逐步增强的自主
意识 ［21］ 。依照《民法典》对民事行为能力年龄阶段
的划分，未成年人器官捐献的决定权不应沦为监护
人的单方裁量，而应构建以“监护人同意+未成年人
非反对”为核心的复合型决策结构，从而实现对未
成年人权益的更为充分与周延的保护 ［22-23］ 。
1. 确立“异议阻却”规则
法律应当对“主动捐献权”与“被动拒绝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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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限予以明确区分。对于不满 18 周岁的未成年人，
鉴于其心智尚未完全成熟，法律固然不宜赋予其独
立启动捐献程序的“形成权”，但必须确认其有权阻
断捐献程序的“防御权”。据此，建议在立法上明确
［19］ 。这为 规定：凡涉及 8 周岁以上（限制民事行为能力）未成
年人的遗体器官捐献，应当以“本人未明确反对”为
捐献成立的实质性要件。具体包括以下两方面。
一方面，生前意志的绝对效力。若未成年人生
前已通过书面或其他可被证实的方式明确表示反
对捐献，该否定性意愿应具有绝对法律拘束力。监护
人不得以“公益目的”或“代行监护职责”为由予以推
翻。此举不仅体现对《民法典》中人格尊严条款的切
实尊重，也是防止在特殊情境下监护权对未成年人身
体完整性利益产生侵蚀的重要制度保障 ［24］ 。
另一方面，临终阶段的异议审查机制。在捐献
见证环节，红十字会人体器官捐献协调员应当承担
［25］
法定的“意愿探知义务” 。对于意识清醒或具备
基本表达能力的患儿，应在符合其年龄特征与认知
水平的沟通情境下探询其真实态度。一旦未成年
人表现出明显抗拒、恐惧情绪，或明确作出拒绝捐
献的意思表示，无论监护人意愿多么强烈，捐献程
序均应当即时终止。确立此种“最终否决权”，旨在
为未成年人构筑一条防止其身体权益被违背意愿
处分的最后法律防线 ［26］ 。
2. 探索“预嘱备案”制度
针对具备较高认知能力的大龄未成年人，现行
捐献登记体系在“主体资格”上存在过度屏蔽的问
题。法律应当承认此类未成年人在身后事务安排
中的伦理主体地位，探索建立一种“虽不具有直接
执行力但具有最高参考价值”的青少年器官捐献
预嘱备案制度。在参考《民法典》第 18 条，“十六周
岁以上、以自身劳动收入为主要生活来源的未成
年人视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规定的基础上，未
成年人器官捐献志愿登记宜采取分层分类、审慎
推进的制度设计，并同步强化配套的保护与约束
机制 ［27］ 。
具体而言，其一，对已满 16 周岁且以劳动收入
为主要生活来源者，即使在一般民事领域可视为完
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器官捐献作为高度人格性、不
可逆的人身处分行为，仍不宜直接比照成年人登记
效力，应以严格告知、冷静期、重复确认及第三方见
证为前提予以审慎承认。其二，对 14 至 18 周岁的
未成年人，可允许在监护人知情或陪同下进行“预
备性登记”，但以防御性效力为主。如果未成年人
“不同意”应具有优先约束力，而“同意”不直接生
效，须成年后或经再次确认方具完全效力。该设计
旨在在尊重未成年人意思发展的同时，强化否决权
与程序控制，防止监护权被滥用与外部不当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