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65 - 《南京医科大学学报》2026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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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2期 总第133期                           南京医科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京医科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
                 2026年4月                      Journal of Nanjing Medical University(Social Sciences)of Nanjing Medical University(Social Sciences)  · 167
                                              Journal
               基。归国后他毅然将学术重心转向与国计民生息                             在听闻,而是立即亲手取得了患者的粪便样本,在
               息相关的寄生虫病防治。在疫区的实践中,他的                             显微镜下亲眼观察,最终发现了钩虫卵。随后,他
              “身体在场”正是通过技术与感知的互动,实现了从                            使用土荆芥油进行驱虫治疗,亲手检出了钩虫成
               地方性疾病叙事到科学认知的“阐释跃迁”。他不                            虫 [4] 。这一系列“亲手”与“亲眼”的身体性实践,
               仅是北京医科大学(今北京大学医学部)最早独立                            完成了关键的认知跃迁:将模糊的“水积病”身体症
               开设寄生虫学课程的教授之一,更是一位卓越的机                            状,与确切的“钩虫”这一生物学病原体牢固地绑定
               构创建者与实践者:亲手创办了中国第一个寄生虫                            在一起。这是一个典型的“具身认知”过程——研
               学专业研究机构——杭州热带病研究所(1928 年);                        究者的身体(手、眼)与实验工具(显微镜、药物)互
               在抗战烽火中,他将科研与教学的身体移至大后                             动,将地方性的疾病体验,转化为现代医学可界定、
               方,在北碚地区坚持研究与防治;中华人民共和国                            可操作的科学对象。
               成立后,他亲身领导筹建浙江卫生实验院,并出任                                (二)用双脚绘制的流行病学地图:身体移动中
               浙江省卫生厅厅长,将其学术思想直接灌注于公共                            的空间洞察
               卫生体系的建设之中 。                                           在确认病原后,洪式闾的认知并未止步。他深
                                 [2]
                   值得注意的是,洪式闾始终坚守民族立场与学                          知,了解个体的病因只是第一步,把握疾病在群体和
               术自主性。在动荡年代中,他清贫自持,拒绝与浊                            空间中的流行规律,才是防治的关键。1941年,在他
               流合污,并曾因反抗将广济医院交还英帝国主义而                            的主导下,一场大规模的流行病学调查展开了。
                                     [3]
               毅然退出,另创杭州医院 。这种基于民族气节的                                洪式闾、李非白等人亲自带队,分赴各镇,下农
              “身体抉择”,深刻影响了他的科研路径——使他的                            田入矿山 。他们的双脚不仅踏入了行政意义上的
                                                                         [6]
               科学研究始终扎根于中国现实土壤,直面本土的疾                            不同乡镇,更踏入了截然不同的生态与社会空间:
               病与苦难。                                             泥泞的水田、黑暗潮湿的煤矿巷道。正是通过这种
                   因此,剖析洪式闾的“具身实践”,正是理解中                         身体在不同空间中的移动与对比,他们才得以“体
               国科学本土化进程中一种能动的、内在的生成逻辑                            认”到钩虫病分布的内在逻辑。
               的关键。下文将从认知、技术、组织与传播四个维                                从职业分布来看,他们发现,农夫感染率最高
               度,系统阐述其“具身的科学”范式。                                (65.8%),矿工次之(14.4%) 。这一认知并非完全
                                                                                          [7]
                                                                 来自统计报表,更是源于他们在田间看到农夫赤足
                  一、构建身体嵌入的流行病学研究范式
                                                                 劳作,在矿道中目睹矿工“衣裤不完”的现场景象。
                   洪式闾的科学认知,始于其身体的“现场转                           身体的在场,让他们直观地将感染风险与特定的劳
               向”。他坚信,真正的科学问题无法在书斋中构想,                           动方式和身体暴露方式联系起来。
               必须通过身体浸入疫区环境才能被“体认”和“感                                从地理分布来看,调查显示,北碚、澄江两镇
               知”。这种认知模式,绝非简单的“理论联系实际”,                          感染率最高,因其水田众多;而二岩镇的疫情则高
               而是一种将研究者自身的感官、移动与思考完全融                            度集中于煤矿       [7] 。他们进一步亲身测量了矿洞内
               入研究对象之中的“具身化”过程。这一点,在抗战                           的环境,记录下“平均温度 23.5 ℃,比湿 94.3%”的
               时期其对川东北碚地区钩虫病的调查与认知过程                             数据  [7] 。这种通过身体力行完成的微小环境参数
               中,体现得淋漓尽致。                                        测量,使他们深刻理解了钩虫幼虫在外界发育所
                  (一)从“水积病”到“钩虫病”:身体介入下的疾                        需的温湿度条件,从而解释了为何这些空间会成
               病正名                                               为疾病温床。
                   当国立江苏医学院于 1939 年内迁至北碚时,洪                          这种基于身体移动和感知的调查研究,使他们
               式闾团队面对的不是一个清晰的医学课题,而是一                            绘制出了一张无形的“疫情地图”,这张地图不仅标
               个在当地流传已久、病因不明的民间疾病——“水积                           注了感染率,更揭示了感染率背后人与环境相互作
               病”。当地民众根据其最显著的症状——全身浮肿、                           用的生态社会学机制。
               呼吸急促,将其归因于“手足没于田沟污水中过久所                               (三)在粪坑与土壤中的深度“体认”:从治疗到
                                                  [5]
                 [4]
               致” ,甚至发展出“怨天求神”的民间信仰 。这种基                         预防的认知升华
               于身体感受和民间智慧的疾病叙事,构成了当地的                                洪式闾团队的身体在场,还推动其认知从单纯
              “地方性知识”。                                           的“治疗”升华至“预防”。他们亲自走访农村,亲眼
                   洪式闾的突破始于其身体对临床线索的直接                           看到“农村主用人粪为肥料,而储量不丰多用新粪
               介入。1940 年,他的学生任道生在为北碚二岩矿工                         施肥”的现状;他们亲身感受到当地民众“赤足、饮
                                                                                              [8]
               戒除鸦片时,发现高达 32%的成瘾者患有“水积                           食不洁及地面污染”的卫生习惯 。这些直接的感
               病”。这一现象引起了洪式闾的警觉。他并未停留                            官体验,让他们“体认”到一个关键事实:钩虫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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