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93 - 南京医科大学社科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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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期 总第134期 南京医科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京医科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
2026年6月 Journal of Nanjing Medical University（Social Sciences）of Nanjing Medical University（Social Sciences） · 3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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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续 9 个月的援助。按该药单价 1.2 万元/盒，常规 在运作机制上，现行赠药项目虽多由慈善组织
用量 2 盒/月计算，患者 3 个月的自费总额达 7.2 万 出面执行，形式上符合第三方运作，但在项目发起、
［6］
元，医保报销后仍需自行承担 1.2 万元 。此模式虽 援助方案制定（如赠药方式与周期）及患者数据管
一定程度上减轻了患者用药负担，但其设计与商业 理等方面，药企通常拥有更多实质性的话语权。相
促销的高度相似引发了公众对“慈善赠药”实质是 较于美国“多品种打包”的集约平台或英国执行的
企业营销手段的质疑。尤其当患者在自费期间出 标准化合同，我国的援助项目分散运营，各药企、各
现耐药性时，后续的免费援助承诺便失去实际意 项目各自为战，申请标准与流程不一，患者面临巨
义。目前捐赠项目也多为单一企业、单一药品，申 大的信息壁垒，整体资源利用效率低下。
请流程较为烦琐，有的要求患者提供低保或困难证 此外，我国现有法规多侧重于捐赠方资质、药
明、医疗诊断及购药发票等多重材料，影响了患者 品质量与流向管理等基础环节，对于援助目录、申
的参与意愿 ［26］ 。药品领取也存在不便，一般要求患 请流程、受益人数据等尚无法律强制要求公开。同
者前往指定医院或药房，且不允许一次全部领取 时，医保、药监、税务等多部门之间也缺乏协同稽查
［27］ 。此外，部分项目在运行中信息公开不足，申请 与统一惩戒标准。这种现状凸显了对我国药品慈
材料递交后缺乏及时、透明反馈，这种信息不对称 善援助体系进行革新的紧迫性。在此背景下，本文
进一步削弱了药品捐赠项目的公信力。 提出构建“共建式慈善”（collaborative philanthropy）
研究指出 ［25］ ，企业捐赠动机可区分为战略动机 的协同治理路径，见图1。
与利他动机，战略动机主导的捐赠以实现企业价值 “共建式慈善”通过构建协同治理平台，汇聚多
最大化为目标。而药企的捐赠行为往往受到经济 方资源，引导各相关方以整体思维审视成因复杂的社
效益、市场竞争等因素的显著影响 ［28］ ，在实际运作 会问题，以合作关系替代孤立行动。它涉及慈善资助
中呈现出强烈的“战略慈善”特征。 方、运营机构、受资助的执行组织及政府部门等多方
尽管我国已通过《医药企业防范商业贿赂风险 主体。通过共同参与，有助于从多维度审视问题、协
合规指引》《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等法规对 同规划并联合实施，从而使行动成果更契合实际需
药品捐赠行为进行约束，明确禁止通过捐赠影响处 求。同时，参与各方能共享专家、渠道等稀缺资源，在
方，但现有监管框架仍存在不足。主要表现为现有 知识及技术门槛较高的领域提升资源利用效率与整
法规多侧重于捐赠方与受赠方资格、捐赠品管理等 体能力。布利吉斯潘集团（Bridgespan Group）的报告
原则性规定，对药品捐赠行为中更为复杂的利益关 中，超过80%的捐赠者因其能实现单独行动难以达成
联行为缺乏清晰界定与细化规则，导致执行中存在 的目标（如提升效率、扩大社会影响力、系统化解决
较大的模糊空间。 问题等）而对合作项目感到满意。

四、以“共建式慈善”迈向协同治理
政府 托底保障与政策覆盖 患者
如上文所述，我国药品慈善捐赠体系中制药企 （监管/支持方） 政策支持 提交申请 （受益方）
业同时扮演捐赠方与市场主体的双重角色，使其公益 监督指导 与证明
性备受质疑。尽管当前主流的共助、全额免费与资金 合规与税务监管 资格审核 独立临床诊断
政策遵从 结果反馈 处方与治疗
援助模式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患者负担，但以单一企 数据报告 中立 援助发放
运营平台
业、单一药品为核心的援助方式本质上是分散和封闭
捐赠药品 （慈善组织）
的，存在资源有限、覆盖面窄、运营成本高等问题，难 或资金 同步资源池
委托执行 与资格信息
以应对我国庞大人口基数下的多元化医疗需求。
反馈执行 反馈治疗
一个成熟的药品援助体系，依赖于政府明确并 制药企业A 数据 确认信息 医疗机构或
制药企业B 主治医师
履行其主体责任，从而为慈善力量划定清晰的补充 制药企业C （独立临床
边界。在我国，对于部分肿瘤、罕见病等高值药品 （捐赠方） 决策）
政府制度框架
治疗领域，当患者在基本医保、大病保险与医疗救 与基础保障
助等多重保障后仍面临灾难性支出时，慈善援助常
图1 共建式慈善协同治理示意图
被动作为事实上的主要支付方，决定治疗能否继续
进行，这使其在功能上异化为一种不稳定的“临时 目前，我国公益组织已在行业共创（如腾讯基
医保”。但该行为并不在政府接管范围之内，患者 金会“数字关爱平台”、美团“青山计划”）、联合行动
面临企业随时停捐的风险，如 2024 年发生的赛沃替 （如爱佑慈善基金会等社会组织联合发起的“云开
尼停药风波。由此来看，政府主体责任的履行尚存 计划”、中国乡村发展基金会开展的“美好学校行
提升空间。 动”）、联合资助［如默沙东携手中国癌症基金会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