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46 - 南京医科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P. 46
南京医科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京医科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南 第5期 总第106期
· 452 · Journal of Nanjing Medical University(Social Sciences)of Nanjing Medical University(Social Sciences) 2021年10月
Journal
还是吃药”的问题。如果停工就医,不仅影响每日 卫生、健康等相关规定。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之初,
的工资收入,而且还需要增加额外的医药费用。当 又相继颁布《工厂条例》《工厂法》《工会法》等法
时美国意利诺亚健康保险委员会调查显示,工人的 规。这一系列工业法规在保护工人健康方面,规定
[4]
医药费支出约占工资收入的 24% 。而如果带病 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第一,关于工厂环境状况的规
继续工作则延误病情,使健康进一步恶化,最终拖 定;第二,关于工厂卫生与安全设施的规定;第三,
入死亡的境地,从而也切断了家庭的收入来源,劳 对工人出现健康问题时处理办法的规定。
工家庭在健康与经济问题中形成了恶性循环 [5] 。 但是,对于工厂是否按照规定切实执行,则缺
劳工健康问题也间接造成了工厂的损失,比如 乏监督检查和奖惩规定。因此,这些规定并未从根
由健康问题引起的旷工、工作效率低下,以及对雇 本上改变工厂行为方式。1928 年,南京市公安局
主产生不满情绪,进而引发的怠工、罢工问题,都会 卫生科对当地 10 家工厂进行调查发现,厂内设有医
影响工厂运转,加剧劳资矛盾,从而影响雇主的经 务室的仅有 1 家,对工人定期检查身体的工厂只有
[6]
济收益 。研究显示,当时一个健康的工人,平均旷 2 家。1934 年 7 月国民政府内政部统计,全国 19 家
工率为男性 4.67%,女性 7.37%;而有轻微健康问题 工厂,共有工人 27 743 人,但工厂全部病床数只有
的工人,平均旷工率为男性 5.27%,女性 10.12%;而 184 张,平均每千人只有 6.6 张;全国 52 家工厂,共
有严重健康问题的工人,平均旷工率为男性 6.23%, 有工人 56 640 人,但是平均每年投入的医药费只
[7]
女性 11.90% 。由此可见,健康因素直接影响了工 有 65 749 元,平均每人每年只有 1.16 元。工人们仍
厂的正常运转。 然在健康问题和经济问题的恶性循环中挣扎。
(三)从限制医生诊金到劳工健康保险
二、解决劳工健康问题的初步尝试及其失败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劳工健康保险制度在西方
(一)对劳工健康问题的关注 国家盛行起来。1883 年,德国开始在全国范围内施
在“吃饭还是吃药”的问题上,“吃饭问题”更为 行国家强制健康保险,1920 年后,英、美、奥、俄、瑞
迫切,因此在进入 20 世纪之前,工人运动中的诉求 等国争相效仿,截至 1930 年,共有 29 国施行健康保
主要是前者,即工资待遇方面,而劳工的健康问题 险制度 [12] 。20世纪20年代,西方的健康保险思想开
并未引起社会层面和政府层面的关注。 始传入中国。1924 年,《台湾民报》刊载《英国的工
对于劳工健康问题的关注始于 20 世纪初,此 人健康保险法》一文,是目前看到的中国最早专门
时,西方近代健康观念传入中国,并逐渐受到中国 介绍西方劳工健康保险的文章。随后《法律评论》
知识分子的关注,中国人逐渐认识到健康对于个 《银行周报》等刊物相继刊登有关国外健康保险的
人、社会和国家的重要意义 。工厂劳工突出的健 内容,主要是针对劳工健康保险的相关法律规定。
[8]
康问题,很快引起他们的重视。1908 年,英国人莫 劳工健康保险在中国社会的广泛传播也引起
安仁在了解了中国工人的卫生健康状况之后,感叹 卫生部的关注。1928 年 11 月,卫生部成立,薛笃弼
道:中国的工业都是仿照西方国家来开展的,而唯 担任首任卫生部长。上任之初,薛试图从两个方面
独对工人的保护力度则与西方大相径庭。他认为 着手解决劳工健康问题,第一限制医药费用,第二
中国工业的发展不能只“图小利”不谋“将来的大 建立健康保险制度。《卫生部组织法》颁布后,明确
利”,保护工人的身体健康才能够使工业持续发展, 将“健康保险事项”作为卫生部保健司的工作任务
[9]
对此必须要政府来“订立专章” 。 之一。同年 12 月底,薛笃弼向农矿部、工商部发布
(二)依靠企业资金改善劳工健康的尝试 咨文,请求配合调查统计全国各工厂的劳工卫生现
社会上呼吁政府要关注劳工的健康问题,但是 状,为推行健康保险做准备。
对于民国政府来说,劳工健康却是一个从未引起注 而在劳工健康保险的调查统计工作尚未完成
意的新议题。因此,这一呼吁最初并没有引起政府 的时候,部分地区率先开始了制定医师诊金标准的
高层的特别重视,卫生部一开始便面临资金困难的 尝试。1929 年 8 月 14 日,上海市政府向上海市卫生
窘境。Ka⁃che Yip 教授指出,直到 1929 年,卫生部 局发布指令,要求卫生局在每年核验各医院执照的
的年度预算限额仅为 70 万元,仅占当年国家预算的 同时,查验医院的各项诊例,制定各诊例的诊金标
0.11% [10] 。曾任国民政府卫生部部长的刘瑞恒就提 准,然后按照标准来核查各医院的各项诊金,超过
到卫生部可获得的资源非常匮乏,政府高官对于卫 标准的饬令其改订 [13] 。对此,上海市卫生局随即发
生工作并不重视等问题 [11] 。因此,要解决劳工健康 布诊金标准,对门诊、出诊、特诊、手术、住院、接生
问题,不得不考虑借助社会资金。 等(对医生、助产士而言,旧式产婆不在此例)费用
在 20 世纪 20 年代初颁布的《暂行工厂通则》 做了严格规定 [14] 。随后,汉口、吴兴、南京、云南等
《矿工待遇规则》等工业立法中,开始出现有关工人 地都先后出台了相关规定。